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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People、转变 Change消失的天桥成功与不成功的艺人
小时候家住西西河沿,1949年搬家至菜市口以南的米市胡同南口。从和平门一带搬到这里居住仿佛下乡一样。学校也转到城隍庙街小学,从城隍庙街再往东走就是“四面钟”(现已经拆掉,其位置就在友谊医院南面),过了四面钟就进了天桥的范围了。自50年代以来天桥市场核心只是东、西两个市场了。西面是“三角市场”,东面就是1949年以前所说的“公平市场”,现在天乐剧场的北面一带。四面钟距离在它西南面的三角市场还有一里左右,过了四面钟就有零零星星的卦摊和其他小摊,使这个本来荒野之地有了市场的氛围。 对于十来岁的孩子来说,天桥是我们看热闹、玩耍和开心智的地方。小孩到了天桥主要是吃、玩二字。这里的“吃”和“玩”都比其他地方便宜得多。比如天桥最高档的食品是炸黄花鱼,卖这道食品的大多是小饭馆,半斤多的黄花鱼,裹上面糊,炸得焦黄,刚出锅的,你要买的话,再从铮光瓦亮的大铜锅中拼一勺卤给你浇在刚出锅的鱼上,发出滋滋的响声和香气,这只要一千元(币制改革后的一毛钱)。至于穷人和小孩子爱吃而又易于填饱肚子的炸油箅子(类似油饼,但它是由香油炸的,比油饼大而且厚,卖的时候,切开按分量卖),一斤两千四百元,一个人绝对吃不了一斤。听玩艺儿也便宜(老北京把一切演出都称之为“玩艺儿”),露天演出可以不给钱,特别是小孩,即使给钱一场下来,不过给一二百元(一二分钱)而已。如果要给五百元或一千元,艺人就要向你特别致谢。像我这样的小孩往往是在场子外一站,看艺人演出,一分不花。有一次,在一个场子听相声,听完一场,给钱的不多,恰巧我衣兜有二百元,就扔到艺人打钱的小笸箩里。艺人很高兴,非要把我让进场子里,坐在板凳上。我很尴尬,因为从来我都是站在场子外看的。 天桥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拉洋片的筱金牙、唱西河大鼓的刘田利、说评书的赵某、砸石头的老者和东西两个市场中的相声场子。他们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但都使我难忘。“洋片”又称“西洋镜”,人们坐在镜箱的凸透镜前看被放大的图片;艺人站在镜箱的左上方演唱,介绍画片的内容。乐器只有一个扁鼓、一个小锣,一副镲,敲打鼓和锣的小锤与另一面镲都被一根绳索操纵着,艺人拉动这根绳索,三件乐器都有节奏地响了起来。我没有看过筱金牙的“洋片”,但常听他的唱,他演唱时面部的滑稽表情使我历五十年而不忘。筱金牙当时四五十岁,光头,面部团团,一副无锡大阿福的长相。夏天是一身白纺绸的中式裤褂,显得干净而利落。他站的只是一个凳子,但却使人感到他是站在大舞台上,踌躇满志,微笑着接待每一个看洋片的和听他演唱的人,没有一点寒酸气。不管是谁,只要你在这里驻足片刻,你就会感到筱金牙对你报以的微笑,这个笑容是永远的,不论你什么时候来,不论他的生意好、还是不好。他没有某些天桥艺人的污言秽语和损人挖苦人(这套语言很巧妙,甚至可以说发展得很“艺术”)那一套。他唱的调子类似莲花落,唱完四句就有一个“嗨——”的拖腔。每当唱到这里,筱金牙的面部所有的大大小小的皱纹都集中在面部的中心,仿佛是包子小摺集中的核心,然后这些皱纹慢慢地舒展开来,展现出一副孩子般滑稽的笑容,并露出亮晃晃的两颗金牙。不知道他一天能挣多少钱,但在我眼中,筱金牙是天桥的成功的艺人。 说评书的赵某是我眼中不成功的艺人。他并非是筱金牙的反面,许多方面他与筱金牙一样。他同样干净利落,同样谦虚敬业,同样没有污言秽语;他的不成功可能与他不是行内人有关。天桥的黄金营业时间是下午两点到五点,而这位赵某只能在早上九点到下午两点以前开书营业。暑假某天上午,在天桥赵某说书的场子,赵正在码板凳、扫地,为开书作准备,人们也慢慢聚拢来。他开始说《永庆升平》了,他似乎就会这一套书,没有听到过他说别的。而且就这套书也只会说一小段,即从康熙微服私访到张广泰回家那一段,说完后翻回来再从头说起(这也是他非行内人的证据之一),使观众从内心产生一种对他的轻视。人们只是无聊的时候才走到他这里来,别的场子开了,听众就会逐渐散去。如果他在黄金时间说评书,恐怕不会有什么人听。从收入看,他的收入也不一定少。他就一个表演,平均二十分钟一段,每段一打钱。每次能挣三四千元。上午能说十二三段,收入四五万元。交了百分之三十的场地费,还剩三四万元。当时,这是一笔不少的收入。然而,在我眼中他仍然只是位混饭吃的艺人。
人 People、转变 Change北井胡同忆往
前些年九月里的一天,坐车路过南池子,北井胡同正在一瞥间,却是已成一片瓦砾,不免心里一震。早就听说南池子要大拆,没想到这么快真的就拆了。 1958年从福州到北京,住在外婆家。外婆家在南池子北井胡同。南池子在天安门旁边,明朝的时候,这块地方大部分是内南城;清朝,为内务府所属机关。现在这里最有名的古迹,当然是明清两代保存皇家档案的皇史。北井胡同却是名不见经传。南池子大街偏南的一段还有个南井胡同,好像比它名气稍稍大一点,大约南井胡同里的那口井,井水是甜的,而北井胡同里的井,井水是苦的。 北井胡同窄而短,用北京话说,是条死胡同,所以胡同口的牌子上写明“此巷不通行”。南池子大街上这样的胡同不止一条,箭厂胡同、冯家胡同,都是。胡同里一共住着七家,独门独院的只有两家,其一是二号,其一是六号。二号是个两进的四合院,据说主人是资本家,当时最惹人注目的,是他的家里有一辆摩托车。三号院里住着两户,记得都是工程师。虽然不是很正规的四合院,但四面的房子齐齐整整,院子里两个花池,也总是收拾得很有样子。五号是个大杂院,住在院子里的几家,家境都不大好。其中一家的女主人,是街道居委会主任。我家住六号。小小的院子里,北屋两间,西屋两间,东边一间小板房堆杂物,南屋做厨房,旁边是一间只有一个蹲坑的小厕所,化粪池开在院子里,满了,要请掏粪工背着粪桶拿着粪勺来掏。北屋和西屋之间还有个夹屋,便是我的卧室。院子的东北角,是一棵两搂多粗的大槐树,夏秋时节,槐荫匝地,把院子遮蔽得严严实实,槐花开起来,清香缕缕。槐树霸占了几乎所有的阳光和养分,北房前边原有一方小花池,也曾种过不少花草,可细细瘦瘦总是长不旺。只好养几盆文竹,绣球,秋海棠,常年放在北屋的窗台上。 外婆十六岁结婚,做了一辈子家庭妇女。公园遛早,戏园子听戏,打毛线,看小说,是生活的主要内容。中山公园(社稷坛),文化宫(太庙),是天天去的地方。文化宫的东门,就开在南池子大街,走去很方便,门票三分钱。从文化宫的西门穿出去,是午门,中山公园即在午门西,门票五分钱。公园里的唐花坞,鲜花四时不败。唐花坞外的藤萝架,春夏秋三季,都是清幽的坐处,看书,打毛线,无不合宜。藤萝架不远,便是有名的来今雨轩。来今雨轩常年卖着冬菜包和豆沙包,那是留在我童年记忆里的美食之一。 南池子离王府井不算远,但徒步来去也还不是很轻松,所以多半是回来的时候坐三轮车,记得车钱很固定的是两毛五。东安市场的北门有个清真小吃店叫丰盛公,里面卖奶油炸糕,酥脆的皮儿,绵软的芯子;再来一碗杏仁豆腐,清凉爽口。丰盛公往里,便是吉祥戏院,吉祥戏院看戏,一个月大概不少于三次。外婆喜欢的是青衣戏,悲戏,苦戏。印象深刻的一出,是《生死恨》。女主人公苦了一生,却在幸福即将到来的时候死了。整出戏,唱腔特别多,幽咽凄婉,催人泪下。每唱到精彩处,人们都要为它幽咽凄婉得好而鼓掌。每月十五号,是外公发薪水的日子,第二天一家三口必定要去吃西餐。最常去的是文化餐厅。出胡同口往南拐,走到南湾子,穿进去,出来就是南河沿。文化餐厅坐落在街西。餐厅是长方形的,宽敞,洁净,人很少。常点的菜是土豆沙拉,炸猪排,奶油鸡茸汤。 南池子在天子脚下,每年国庆日街上都要过游行队伍,穿着各式艳的服装。高兴的话,可以坐在胡同口,从早上看到中午。晚上天安门广场上放礼花,运气好,说不定还会有降落伞飘到院子里。 虽然地处中心,有四达之便,但南池子从来是安安静静。夏日里,街道两旁的大槐树绿荫交午,总有着特别的清凉。早点摊,副食店,菜站,小酒铺,不多,却正好敷用。静悄悄的胡同,静悄悄的街道,平静而有秩序的生活,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紧贴着皇城才特有的气象。 北井胡同的第一次消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时候南池子大街改称葵花向阳路。胡同本来是大街中大大小小的凹曲,门牌号码,大街、胡同,各成系统,这一回都被抻直,用门牌号把大街和胡同统一起来,北井胡同六号,便成了葵花向阳路一五八号。 外婆是湖北黄陂人,父亲名叫金永炎,曾为黎元洪幕僚,还做过短短几天的陆军次长。短寿,四十七岁就死了,老家的田产分在子女名下。外婆早早嫁人,田产放弃,土改划成分,本没把她算在内,“文革”一起,却成了漏网地主,抄家之后,勒令返回原籍。外婆不露声色吞下安眠药,从容而去。很快,不知从哪儿迁来一户工人成分的五口之家,超负荷的小院从此再没有往日的恬静和安宁。二号院也抄了家,主人被驱逐出去,院子里一下子住进了四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