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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半日而止”。 袁崇焕心肺间嚎叫停止的一刻，恐怕连天地都无言以对，人世间的冤屈莫此为甚。 到了夜里，袁崇焕的头颅在刑场，与中秋刚过的明月两相对望。他的佘姓部下趁夜盗取了头颅，就埋在现在东花市斜街五十二号院内，还交代子孙，不必再回岭南原籍了，世世代代就在这里陪伴袁将军的一缕忠魂吧。从1630年至今，佘家已经守了三百七十二年的墓，历经了十七代，现在的守墓人是六十多岁的佘幼芝老太太（见左图）。 从清朝乾隆年间以后，袁崇焕的冤屈就已大白于天下，袁祠墓也成为广东义园，安葬着袁崇焕未能返乡安葬的广东同乡。在三百年的悠悠岁月中，人世间经历了许多变化，唯一不变的是佘家子孙，一代一代像春泥护花般守卫着袁崇焕墓。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袁崇焕祠墓受到很大的破坏，不但石碑被推倒，因为传说袁崇焕的头颅是黄金打造的，袁墓还被刨开来，结果挖了一丈多深，没有找到黄金头，也没有人敢看到底有无尸骨，最后院里还搬进十几户居民，袁崇焕祠墓成了大杂院。 从1978年以来，这一代的守墓人佘幼芝到处陈情，希望能重修袁祠墓。许多人将辛苦奔走的佘幼芝称为“佘疯子”，她却将所有的委屈化成两句话：“苦守灵园三百载，谁知我氏心中情。”1992年，政府在原址重建了袁崇焕墓，到了2002年初，北京市政府又决定重修袁崇焕祠，但是没有想到，这次重修袁祠要佘幼芝和其他居民一起迁出，佘幼芝几十年恢复袁祠墓的愿望，反而中断了佘家三百七十二年的守墓史。 其实细想守墓的缘起，正是因为袁崇焕不见容于当时，因此要由佘家暗地里护守忠灵，一旦袁崇焕冤屈昭雪，自然成为国家褒扬的民族英雄，又何须私人守墓呢？只是可惜了当时佘家先祖夜盗头颅的大义大勇，可惜了这三百七十二年来日夜陪伴袁崇焕的一片痴心。
人 People、转变 Change爱现的北京男人
北京是一个有很多缺点的城市。 但我就喜欢它的缺点。 北京于我，有种复杂的爱恨交织。它有点痞，流气，但大方，宽厚，肝胆相照心胸宽广。如同好男人是相似的，不好的男人各有各的不好一样，很多女人在北京的感情生活，爱上的多是不好的男人，他们是这城市的缩影。我喜欢这种男人和城市。 每次到外地，快要回程时，真的不由自主地兴奋，根本不管这段旅途有多新鲜刺激好玩，只想快点到机场，飞机快点开，等一落地在首都机场，就觉得很幸福。有时坐晚班机，开上机场高速，看见坠在面前大大的满月，有一种疾驰在美国公路上的感觉，我是想说那种痛快。
北京男人，首先，能说。当然好多地方的男人都能说，但能说得像北京男人这么有意思的，极少。与他城男青年在一起，真有如坐针毡的感觉，但北京男人基本上不会让场面难看，有他们在，你只要听就可以了，他们都有相声底子，说学逗唱完全不懂得怯场，用北京话说，全都能给“吆喝”起来。 北京话管能说笑叫“贫”，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来历，是不是越底层的人民越有乐天知命的精气神儿？他们不兴“玩深沉”这一套，跟陌生姑娘见面，总是用贫嘴来吸引对方注意，时间一长，就算长得不济，可表情生动活泼，也讨人喜欢。 这种耍嘴皮子的功夫，打上一辈传下来的。有一次我看北京台的招牌节目《荧屏连着我和你》，谈“喝酒”，请来一位南城的老爷子当嘉宾。这老头儿太逗了，估计就是“高”着来的，一张嘴逗笑一片。说什么人才叫“酒腻子”？天天吃饭时候喝酒？那算不得什么。这老头，据说平时没什么下酒菜的时候，就嘬一根钉子喝一口“二锅头”——没听说过吧？就爱到这份儿上。主持人也有点犯傻，问：“大爷，您每天喝酒，那是出于什么理由呢？”老头醉眼昏花还特别倔地混蛋地说：“理由？理由太多了。天儿好，喝一杯；刮风，得喝一杯；下雨，喝一杯；打雷？那更得喝一杯。”什么理由？什么理由都没有，就因为活着呢。 风行神州大地的“段子”，就是打北京来的。北京人能讲“段子”，荤的素的全能招呼。你也别小看了这玩艺，这里面都是智慧，是有聪明才智的人才想得出来的。有一阵儿，短信还没兴起的时候，我一到外地，那些外地朋友就满眼渴望地说：“哎有什么新段子说说说说。”一副嗷嗷待哺的样子。 因为嘴皮子太利索的缘故，好多北京男人被人看成是“光说不练”的废物。北京的贫富差距很大，那些南城或者胡同、四合院里长大的男人，本身条件不够好，但因为在皇城根上长大，肯定见过的听过的比别处多，第一手新闻神神秘秘抖落出去，别人张口结舌颇为佩服的样子让他们很受用。有一阵儿都烦北京的出租司机，据说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政府里的事，谁谁谁提升了谁谁谁失势了，你以为他真知道啊？他们不过是嘴快，又仗着是北京人，别人自然会信三分。 但北京男人对女人还是好的。爱吹，也从某种侧面表现了他们的大男人主义。大男人主义也没什么不好，最起码，如果让女人跟着他吃苦，他那大男人主义会受不了，他再辛苦，或者说，他的辛苦，就是要女人在人前光鲜得意，他才觉得挣足面子。北京人，尤其是老北京人，就好个“面儿”，礼数很多，也是自抬身价的一种方法。 我还是喜欢跟北京男人谈恋爱。因为他们有好多缺点，那些爱现，爱吹，大男人主义的德性，其实背后是极孩子气的，我喜欢孩子气的男人，好玩。 每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一种精神，北京男人身上，其实就有那种悠哉游哉的逍遥。
人 People、转变 Change小脚侦缉队
应该是通过图片、影像、文字和口头传播，小脚侦缉队成为继天安门、烤鸭、自行车之后的另一类北京特产。外国人提及此处便微微一笑，仿佛非常了解其中奥妙似的——那必定又是跟政治有关了。 然而“小脚”跟“侦缉队”分明是两个概念。“小脚”乃旧时代女人被迫害的产物；而“侦缉队”则是指新时代居委会等民间督察组织，虽没有官方锦衣卫那么厉害，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确实起到了天罗地网督察全民之功用。 一部分小脚女人担当起居委会大妈的重责，但更多数的居委会大妈是新时代成长起来的“大脚”妇女。之所以有“小脚侦缉队”的称谓，大约是将“小脚”作了定语，形容居委会大妈大婶的琐碎多事和神出鬼没。 二者交合的部分，是她们的女性身分。残酷地说，她们皆为曾经的时代的牺牲品，活的“物证”与人证；她们又同被现有的时代抛弃，逐渐成为笑柄。 一群小脚老太太颤颤巍巍地走街串巷，戴着红袖章，在胡同口打听东家长西家短，过分关心男女青年的交际生活，时刻准备着议论、汇报和干预是非——这确是荒诞可笑的一幕。然而所有荒诞之事的背后都藏着大的悲哀，政治的悲哀，时代的悲哀，人性的悲哀。 这些女人，年轻时被同样小脚的母亲粗暴地裹了脚，成为畸人。她们承受一切为了取悦男人，成为最女人的女人。（多说一句，非常见不得许多猎奇“小脚”的摄影师和至今痴迷于“小脚美学”的文人。）后来时代变了，政府代替母亲们当家作主，不仅要求女人们立刻自强独立，还鼓励她们成为男人，甚至禁止她们显露女性身分——我母亲年轻时十分地积极向上，只因穿了高跟鞋和裙子被批斗，一直入不了党。 这些女人，身体被封建制度残害过一遍，精神又经过了政治的多次洗礼；她们带有旧时代所谓“女人”的烙印，又被灌输了新时代所谓“男人”的价值观——以“文革”为最的那段时期，男人、女人皆不存在，只存在政治的人，被抽掉自身感情和道德判断的听命的符号。 这些女人，其中怎可能没有一些会变得面目可憎。肉体心灵的双重畸形，使她们无法得到人世朴素的欢愉，由被迫害转向迫害别人，并且是理直气壮的——其中有麻木、愚蠢、无聊，亦有人性之恶。由于民间的偷窥偷听与告发，不知发生过多少惨烈的悲剧。 现在时代又变了，个人的自由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居委会即将失去现实意义，很快就会被收进历史博物馆，像那些绣工精美的三寸小鞋，在玻璃展台上静默无言，不发出当年的疼痛的嘶喊——一切归于历史，归于平静。 女人重新被要求成为“女人”：既要美，又要独立。好在这回女人们意识到了这些，懂得了自我选择与决定。而那些小脚侦缉队的妇女，乐呵呵地宣传申奥、节水和计划生育。她们已经老了，不管如今的女人获得了多大的权益，也与她们无干了。她们对时代的推进起不了任何作用，也无力阻碍时代的前行，她们的形象在巨大的美女广告牌前显得可笑——但嘲笑她们是可耻的——她们是我这一代人的祖母和母亲，她们经受了时代所能给予个人的最大的伤害。
人 People、转变 Change讨价还价
“讨价还价”，这是每个到大陆来的人的第一课，尤其想长期住在大陆（不论哪一个城市），还没学会这门课的人千万要赶快学，因为这事攸关你的荷包大事。 “讨价还价”的功力也是有等级的，初入门者，欲语还羞，一个百来块的东西，如果能跟商贩求个十块、二十块的折扣就已经心满意足，不料到下个摊位，再问一次价，肯定会让你血冲脑门，哎，谁叫你是“菜鸟”一只呢。 “讨价还价”过了初级，接下来就进入凡事不安的阶段，面对市场上各式各样那么多货色，你还不能掌握每一种东西的实在价格，所以你只好随着商贩定的价钱起舞，他说一百，你说二十。他说九十，你又说二十五。他接着说八十，然后你再说三十。三块五块地杀，这么一边降一边涨，到最后你们的价钱总会碰到一块儿，可是，万一买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