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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台湾“中央警察大学”前校长梅可望主持的全球校友会，所以决定在8月28日当天完成鉴定报告的初稿，并由外交邮袋处理，转交台湾法院检察署。我将初稿封合后，亲交给驻纽约文化经济办事处的夏立言处长，并由我的好友《世界日报》社长李厚维先生监交。然后，将另外几份分别快递送交给其他参与“3·19”枪击案鉴定的专家，并限定他们在1个月之内完成审核，送回让我完成最后的结案报告，然后请大家签名，再寄送回台湾。这样做是我们一般的标准操作程序，在海外很正常的，因为这份报告是10个人的共同结论，一定要大家签名才能生效。所以在记者会中我也曾作了一些说明，初稿只是把每人的个别意见，汇整在一起，有些地名、人名、专有名词及部分的个人意见，都不太完整，也不尽相同。
一个专案小组或特别调查委员会，甚至美国法院陪审团，州最高法院或联邦大法官等都会有个人的意见，但最终的报告或结论必须代表全体的意见，所以最终报告与初稿之间自有些不同。台湾有些外行的人士，不知道刑事鉴识制度，认为最后报告与初稿有出入，是不合法的。我们这些鉴定专家说到此事，只好一笑置之。
这份报告一出炉后，社会大众对于鉴识科学的专业性也多了一层的了解，同时也知道培养鉴识人才是迫不及待的任务。
最近得知台湾“国科会”在我的建议下，编列了一笔特别预算，针对提升鉴识科学的建设及培养专业人才，予以特别补助款项。另外教育部门也特别在2004年度的公费留学考试中，编列3名刑事鉴识人员的名额，这也是绝无仅有的，都说明了台湾有关当局已经开始重视鉴识科学，并为提升台湾鉴识水准做了准备工作。希望这些培养鉴识人才的计划能持续进行，而不是“亡羊补牢”、“5分钟热度”的权宜办法。
2004年11月5日，台湾法院检察署将我们的初稿公布在网络上。其中有几张照片及资料因涉及破案的关键重点，必须暂时保留，不能公开，但也引起一些风波。如果这些照片、资料公布，让嫌犯知道警方所掌握的证据，进而将枪支销毁，那破案也就遥遥无期了。在此份报告中我们特别再度强调“以弹追枪，以枪追人”的原则以及“地毯式搜索”、“大海捞针”的重要性。
在做完这些鉴识工作之后，下一步就是交由刑事局想办法破案。破案的关键有二：
一、找到制枪弹的工厂，以枪寻人；
二、把案发事件当时台南市金华路10号到14号的现场
群众，全部找到，逐一清查，也可能发现破案契机。
经过我们的研究分析，这些枪、弹设计构造相当复杂，只要找到相同的设计蓝图，那些制枪者、买枪者的身份便可调查出来。我很高兴看到刑事局同意我的看法，也确实朝这个方向去清查。
重返“3·19”枪击现场地毯式搜索，开创刑事办案新页
当时的专案小组也诚实以告，这种“地毯式搜索”非常困难，毕竟台湾社会形态、治安状况今非昔比，全面查抄地下枪械制造厂难度极高。但是在现场的不确定及物证有限的情况下，这是唯一的破案机会。为了掌握关键的破案契机，台湾法院检察署在网站上公布我的鉴识报告中，特别保留了子弹结构和工具痕迹的部分资料。在鉴识报告提出后的4个多月时间中，我很高兴台湾方面接受了我的建议，不但全面查察非法枪支和地下兵工厂，甚至还要求基层办案人员，不论是任何案件，只要抄到枪炮弹药者，一律都得送专案小组做比对检验。
可以想像这项工程有多么巨大！根据专案小组的统计，仅是2004年的7月到9月之间，警政署实施自动报缴枪械方案，全台湾就有300多把手枪和子弹自首报缴，其中制式手枪45把，其余都是改造手枪。同时，据报载自“3·19”枪击案发生后至12月份期间，全台湾总共查获改造手枪2800余把，其中制式手枪共360余把。然后，专案小组再从这么多查扣的手枪和子弹中，逐一比对，并从26把8厘米手枪和子弹中，终于比对出“3·19”枪击案的凶枪和子弹制造者唐守义。
值得一提的是，听说有一件在“3·19”枪击案发生之前查获的涉案枪弹，这批枪弹在被销毁的前夕被及时追回，而查扣的那批子弹中，恰巧同时含有铅弹头及铜弹头这两种完整子弹。
案发后，台湾刑事警察局鉴识科便日夜赶工，加强比对枪支、子弹。程晓桂、侯友宜常与我联系，随时与我讨论枪、弹比对的进展。2004年11月25日那天，我应北京中科院基因研究所及山西省公安厅的邀请，到中国大陆讲学，突然接到程晓桂的来电，说工作人员找到了一些具有相同工具痕迹的子弹。我当时建议他们再做一些进一步的比对，以加强结论。他们几个月来的辛劳总算有了些成果，大海捞针总算也找到了“针”。当然，下一步是随着“针”来找“线”，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唐守义。侦查人员也从大圈圈内，找到小圈圈，小圈圈内找到特定目标。刑事警察局给我一些资料、照片和比对结果，并快递到康州，我一下飞机回到康州，立即连夜比对，我完全同意他们的鉴定结果。我马上打电话给程晓桂，嘉勉他们的辛劳与努力。证据总算说话了。
从造枪者追枪流向，破案露曙光
把制枪人唐守义找到之后，查枪的工作更不能停。从2004年底到2005年3月间，专案小组全面追索唐守义造的8厘米枪弹，总计查获50多枝枪，子弹不计其数，查缉经手的涉案人将近120人，可以想见工作之艰巨。其中还有对枪支流向交代不清楚者，甚至也有已经死亡者。专案小组从唐守义委托加工生产枪管的加工厂记录上，取得一个大概的数量，包括装配过程毁损者，其实流在外的枪支已经不多，但还是有可能遗漏真正的“3·19”枪击案凶枪。为了让所有的枪支都能追回，警方还在“3·19”枪击案周年前夕，增加提供破案线索奖金，以帮助警方清查唐守义涉案枪支。
追查进度比想像的慢，却又比想像的快。“3·19枪击案”1周年前夕，台湾政坛又浮动着不安的气息。一方面台湾的政治分分合合，在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和陈水扁会面谈朝野共生和解之后，值“3·19”枪击案1周年之际，国、亲两党各有不同的盘算和看法。其中，国民党有意再发起群众运动。而对专案小组而言，将近1年的追查，如果还是毫无答案，对专案小组的功绩是一大打击；如果有进展，但进展又是离奇到可能引发更多争议，那又该如何？真是有些进退两难。就办案者的立场而言，其实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开诚布公，办案者只能让证据说话，不能揣度太多的政治效应。政治，不该是专案小组必须思考的，甚至是办案人员最不必思考的。
2005年3月7日，“3·19”枪击案专案小组宣布案情有“重大突破”。这一天距离“3·19”枪击案专案小组成立已经355天。在将近1年的时间中，专案小组召开过530多次专案会议，光是清查可疑枪械制造工厂就有570多家，清查枪炮弹药前科对象4300余人，仅仅在台南地区的枪炮前科对象就有650余人，甚至警方查获送验的改造枪弹多达4600多件，这里头与“3·19”枪击案子弹雷同的有52件。包括最关键的制枪者唐守义，其中有数十人遭到起诉。在经过这么漫长且进展有限的历程后，台湾检察总长吴英昭率领专案小组宣布，根据枪支流向、枪击现场、家属供述，及扣案的台历等事证，判定在2004年3月29日已经溺毙的台南市角力协会前主委陈义雄涉嫌重大，其动机则是可能因为不满陈水扁执政。而根据所查的证据显示，全案似乎没有共犯。
重返“3·19”枪击现场死人也能说话
据了解，早在2004年3月29日，陈义雄浮尸在运河被发现后，专案小组就一直锁定他展开调查，但苦无证据。直到2005年2月17日，他的长子陈冠州打给母亲的一通关键电话说：“警察要到我们家搜了，赶快把东西藏好。”案情才急转直下。其实，在2004年年底专案小组宣布找到造枪人唐守义的同时，陈义雄当时即被列为可疑人，但当时因为事证不足，专案小组对外的说法是，陈义雄暂时排除在“3·19”枪击案可能涉案人之外。当时，还有另外一名唐守义枪支持有者黄宏仁，也在家中饮弹自尽，都属“死无对证”者。这个结果自然使得专案小组的努力，备受外界批评。但是，我当时就说，找到造枪者是针，可沿着针找到线，就算查到后来枪手死了，也不怕死无对证，死人会说话，在死人身上也可以找得到证据！
刑事局局长侯友宜承受的压力自然是很大的，我一直鼓励他们，科学办案，凭证据追查。他们的努力，在过去1年中可以看见，他们从未松懈，即使面对外界的讥评，他们并未停止他们该做的事。也就是靠着这份锲而不舍的努力，让这个案件露出破案的曙光。
专案小组为什么认为是陈义雄犯下“3·19”枪击案呢？根据刑事局局长侯友宜的说法，其首要证据是在警方追查唐守义制造的枪支时，陈义雄被指向涉案。专案小组根据涉案子弹的鉴识特征，无来复线（膛线）、在“3·19”枪击案以前交货、“3·19”枪击案以后查获、弹底痕与“3·19”枪击案查扣子弹相似等，经由弹道鉴识比对，逐渐筛检，缩小范围，最后追查到帮陈义雄买枪的姐夫黄维藩，证实陈义雄在2004年农历年前后通过黄某取得土造枪弹。事实上，在陈义雄于2004年3月28日溺毙时，黄维藩还和陈妻说，陈义雄最近心神不宁，是否怕被人报复，所以替他买了枪。
第二项证据是枪击现场3张录像带影像，证明陈义雄在枪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