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粋�情人，叫一個女同志如何啟口。於是，當場開了一個特殊而奇怪的中央會議，也許是中共歷史上唯一的一次中央會議，當着三位當事人的面，討論三角戀愛糾紛，並作出正式決定：獨秀、秋白、國燾三人提議：蔡和向二人一道到莫斯科去，蔡和森去參加共產國際第五屆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會議，然後留駐莫斯科；向警予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她並不反對。於是便作為組織決定執行。為了儘量縮小這個事件對黨的工作的影響，陳獨秀囑咐在場者對此事嚴守秘密。
1925年10月，蔡和向二人服從組織決定去了莫斯科。向警予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婦女部的職務和《民國日報》副刊《婦女週刊》的編輯工作，由剛剛從莫斯科回國的陳碧蘭接任。不久，陳碧蘭與彭述之結合，由同居而結婚，後來經過了幾十年革命戰爭年代急風暴雨、是是非非、生生死死的考驗，一直白頭到老，始終洠в蟹蛛x，倒是一對真正的「模範夫妻」。
其實這些事不必忌諱或耄Рm，共產黨人也是人，不是拢耍衅咔榱词乖谇閻蹎栴｝上有些不妥，並不影響一個人的總體形象和評價。如上述王辯、尹寬、向警予、蔡和森，即使發生這類戀愛糾紛，誰會抹殺他們的革命工作、玷污他們的烈士形象呢？陳獨秀本人更是如此。
「不准自由戀愛！」這是封建倫理中的一條重要規矩——甚至訂進了家規、族規、教規等。摺噶诉@條規矩，重則要處死，西方有當眾吊死在十字架上的，中國則有「沉江」、亂石砸死等酷刑。主持其事者往往是家長、族長等，被稱為「家長主義」。而受害者一般至死不悔，並且堅決反抗並控訴這種不人道的封建倫理。陳獨秀的「自由戀愛不能影響革命」，也算是一條不成文的規矩。他作為總書記，執行這條「黨規」，不過是暫時分離，到莫斯科學習或工作。他本來是宣導自由戀愛的，如此處理，乃不得已而為之，所以，人們說他有「家長主義作風」，也有這一層意思吧！不過，被處理者卻洠в幸唤z怨言，為了革命大局，自覺作出的一點個人犧牲。所以，「陳獨秀的家長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黨內青年同志自覺擁護的，而且在多數情況下是因為青年人參加革命後的稚嫩，需要陳獨秀的教誨和幫助的產物，說他「家長」、「老頭子」、「老先生」，帶有一種親昵的情感，不像是後來他被共產國際「打倒」後、有些人故意醜化他的那樣——「專橫跋扈」。
陳獨秀在上海舊居
注釋
＇注1＇《訪問陳松年談話記錄》（劉祿開、李永堂整理），1979年7月25、26日。
＇注2＇潘贊化：〈我所知道的安慶兩個小英雄故事略述〉，安徽省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研究室編：《安徽革命史研究資料》，第一輯（1980），頁15。
＇注3＇〈新青年〉，《新青年》，第2卷，第1號，1916年9月1日。
＇注4＇〈近代西洋教育〉，《新青年》，第3卷，第5期，1917年7月1日。
＇注5＇潘贊化：〈我所知道的安慶兩個小英雄故事略述〉，安徽省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研究室編：《安徽革命史研究資料》，第一輯（1980），頁15。
＇注6＇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71輯。
＇注7＇吳琳琳：〈陳獨秀之女陳子美在美陷於困境〉，《環球時報》，1997年9月14日。
＇注8＇斯內夫利特檔案第313/3136號，陳獨秀英文手稿，《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150–151。
＇注9＇斯內夫利特檔案第231/3066號，《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243。
＇注10＇斯內夫利特檔案第230/3055號，297/3060，《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182–193。
＇注11＇馬林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薩法羅夫的信（1923年7月3日），斯內夫利特檔案第300/3076號，《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278、279。
＇注12＇《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284、274。
＇注13＇吳琳琳：〈陳獨秀之女陳子美在美陷於困境〉，《環球時報》，1997年9月14日。
＇注14＇鄭超麟：〈陳獨秀在上海住過的地方〉，《懷舊集》（北京：枺匠霭嫔纾�1995），頁227。
＇注15＇〈中央通告第七十九號〉（1926年3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2），頁46。
＇注16＇參見張軍輝致廖承志的信（1980年5月4日），油印件。
＇注17＇鄭超麟：〈陳獨秀在上海住過的地方〉，《懷舊集》（北京：枺匠霭嫔纾�1995），頁229。
＇注18＇中國現代文化學會陳獨秀研究會：〈特別呼籲：捐助在紐約陷於困境的陳獨秀女兒陳子美〉，《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1期，1997年10月；中國現代文化學會陳獨秀研究會：〈為救助陳子美給中共中央辦公廳的一封信〉（1998年2月10日），《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3期，1998年2月。
＇注19＇中國現代文化學會陳獨秀研究會：〈關於陳子美在紐約解困公告〉，1998年4月30日，《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4期，1998年8月；〈紐約陳子美來信〉，《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5期，1999年1月。《陳獨秀與中國》總（41），2004年6月1日。
＇注20＇孫其明：《陳獨秀身世婚戀後代》（濟南：濟南出版社，1995），頁176。
＇注21＇張軍輝致廖承志的信（1980年5月4日），油印件。
＇注22＇《訪問陳松年同志談話記錄》（1979年5月25、26日，林茂生、王樹棣訪記），未刊稿。
＇注23＇鄭超麟：《記尹寬》（香港：春燕出版社，1997），頁64。本節有關王辯的情節主要取材於該書。
＇注24＇陳碧蘭：《我的回憶——一個中國革命者的回顧》（香港：十月書屋，1994），頁174–175。
八
莫斯科路線的重大轉折（1925–1926）
共產國際「九？二八」指示
如上所述，1925年8月前，陳獨秀能抵制鮑羅廷、孫中山策劃的控制中共的「國際聯絡委員會」，又能領導「五卅」邉尤〉煤艽蟮某晒Γ泄苍趪顸h組織內和實際邉又校既〉昧艘欢ǔ潭鹊念I導權。所以這樣，一個重要原因是，這時期莫斯科共產國際的路線對帝國主義比較強硬，實施進攻的策略；在國共關係上，也強眨３止伯a黨的獨立性和爭取領導權。
但是，這條路線從1925年秋天以後，隨着國際和中國形勢的變化，逐漸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一是這年10–12月，德國與法國、德國與比利時先後簽訂了邊界協定，蘇聯當局認為這是歐洲吸收德國建立「反蘇聯盟」，助長了德國帝國主義的氣焰。二是蘇聯和中共大力援助的中國北方的馮玉祥國民軍，在反直系、反奉系的戰爭，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出兵干涉，於11月轉勝為敗；中共北方區委領導的乘機推翻段祺瑞北京政府的「首都革命」也遭挫折。而在國民黨內，由於中共及其領導的工農邉釉谖遑動中的強大發展，中共黨員總數從四大時的900多人，9月發展到9，000多人。引起了國民黨內資產階級特別是右派和中派的恐慌。原來就一直反對孫中山三大政策、反對國共合作的老右派，以馮自由、鄒魯、謝持等一批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為首，在孫中山逝世後積極活動，終於在11月北京西山碧雲寺召開所謂「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非法通過決議反蘇、反共，另立國民黨中央於上海，與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對抗。他們被稱為「西山會議派」，公開分裂國民黨。而在廣州，一方面是由於共產黨員、工人群眾和革命士兵的英勇作戰，取得兩次枺麝惥济骱头鬯闂钕ｉh、劉震寰叛亂勝利，鞏固了廣州革命根據地。7月1日將廣州大元帥府正式改組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另一方面，國民黨右派勾結英國帝國主義收買刺客於8月20日刺殺了孫中山逝世後最忠實執行三大政策的左派領袖廖仲愷，結果廣枺芍袑嵙ψ顝姷暮鷿h民和許崇智被懷疑而驅逐出廣州。許的國民政府軍事部長一職被蔣介石接替。蔣又是黃埔軍校校長、國民軍第一軍軍長。原來被視為「中派」的戴季陶（國民黨中央委員、中央宣傳部長）、蔣介石等人，也開始轉變為「新右派」，對蘇俄和中共採取又利用、又限制的政策，公開要爭奪革命領導權。戴季陶甚至公開散發他寫的小冊子《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叫嚷「共信不立，團結不固」；要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要麼脫離共產黨，要麼退出國民黨。國民黨的分裂，造成了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嚴重危機。
面對如此眩s的形勢，聯共中央、共產國際及他們的駐華代表，在俄國外交方針和指導中國革命路線問睿铣霈F了嚴重的分歧。陳獨秀黨中央也被牽扯其中，後來成為最大的受害者。
首先，當時，維經斯基在幫助中共中央以策略性的退卻做好五卅邉拥纳漆峁ぷ麽幔团c陳獨秀共同籌備中共四屆二中全會。他在8月19日和9月28日給莫斯科的兩個書面報告中，表示了他與陳獨秀以下共同的意見：對鮑羅廷的中共工作「一切為了國民黨」的方針不滿。他倆認為從資產階級在五卅邉又斜┞冻鰜淼膭訐u性和爭奪革命領導權的情況，以及國民黨刺殺廖仲愷的事件來看，國共關係應當眨础笒袢∨c迄今為止不同的形式」，共產黨要積極發展自己的力量（包括在各縣組建農民協會），而不是一味擴大國民黨的力量。＇1＇在9月28日的報告中，在提到他與陳獨秀商量的意見——將由陳獨秀起草的提供給中共中央四屆二中全會的《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關係議決案》時，更明確地提出：「我們採取的方針是，在同國民黨的關係中，要從聯盟轉向聯合。」並且，「現在就需要採取這種過渡方針」。這裏所指的「轉向」，就是變「黨內聯盟」為「黨外聯合」。為此決定，「不讓新入黨的黨員，特別是工人黨員加入國民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