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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時期的雜誌完全由陳獨秀一人主編。和《安徽俗話報》時期一樣，不僅是主編，還是主筆，每期主打文章全由其親自撰寫，還寫其他文章；不僅撰寫，還搞譯作，並以「記者」為名編寫每期的「國內大事記」和「國外大事記」，同時回答讀者來信，等等。這時的《新青年》連「同人雜誌」都稱不上，帶有「獨人雜誌」的色彩。每期出現署名「陳獨秀」或「獨秀」往往不只一篇，如第一卷第一號目錄上有四篇：兩篇自撰的主打文章《敬告青年》和《法蘭西人與近代文明》和兩篇譯作；第一卷第三號、第二卷二號、四號都有三篇；其他各期一般都是兩篇。若加上國內外大事記和通信，那麼每期發表的文字就相當可觀了。可以說，《新青年》時期是他一生創作最豐富的時期。後來將這些文章（到1922年止）收集起來出版的《獨秀文存》，其版稅收入竟成了他一生及全家生活費的主要來源。
不過，這也反映了新文化邉影l軔期陳獨秀骸匪｛浚⒐萝妸^戰的悲壯情景。如魯迅後來所描寫的：「不特洠藖碣澩瑏K且也還洠в腥藖矸磳Α！梗�4＇主要原因，是還洠в行纬伞感挛幕動陣營」的核心——《新青年》作者群。不過，就一般情況而言，一本雜誌的影響總是慢慢擴大的。魯迅的感覺是從生活圈中觀察到的，其實《新青年》初期的情況洠в心屈N糟。
《新青年》最初的作者們
《新青年》初期的作者，除了陳獨秀外，雖然還有幾個常著的作者和譯者，緊緊圍繞倫理革命和宗教革命主睿膮s只有三個：高一涵、易白沙、吳虞。當時，高、吳一個在日本，一個在四川。
高一涵是陳獨秀主持新文化邉拥牡谝晃坏昧χ帧８弑汝愋×鶜q，安徽同鄉，早年有與陳很多相同的經歷。幼年受過嚴格的傳統教育，中過秀才。後來進入安慶安徽高等學堂，接樱搅簡⒊摹缎旅駞矆蟆泛屯藭摹睹駡蟆罚H眼看到徐錫麟因刺殺安徽巡撫恩銘被剖腹剜心事件，產生反清思想。民國初年到日本留學，入明治大學政治系系統研究西方民主政治。在此期間被章士釗主編的《甲寅》所吸收，成為其編輯部主要人員，與陳獨秀相識。同鄉加同志，一見如故。正如吳稚暉所說：「把人物與《甲寅》聯想，章行嚴而外，必忘不了高一涵，亦忘不了陳獨秀。」＇5＇
陳獨秀回國後創辦《新青年》，便向其約稿，他總是按要求及時供稿。高當時生活困難，後來回憶說：「余時已到日本三年餘，為窮所迫，常斷炊。獨秀約余投稿，月得十數元稿費以糊口。」＇6＇陳對他寫的稿子則視為雪中送炭，總是安排在自己的主打文章下面。這裏還有一個小小的傳奇故事。李大釗相識高一涵，就是通過《新青年》。據高回憶：
「守常讀《新青年》，見余文，知在枺L問半年餘，終無人見告。迨帝制事起，枺┯辛魧W生總會之組織，守常見留學生總會中有余名，轉輾詢問，始得余之住所。一日房主持李大釗名片上樓，余樱共恢獮楹卧S人。及接談，始知守常已訪余半年矣，此為余與守常相見之始。因縱談國事，所見無不合，遂相交。」＇7＇
因為這個緣故，1917年8月，陳獨秀把高一涵和李大釗一起請進《新青年》編輯部，開創後來「南陳北李」的新篇章。
如果說高一涵注重於引進西方民主思想，那麼吳虞則注重於批判儒家倫理與佛老思想。「打倒孔家店」這一新文化邉又凶罡粦痿Y力的口號，就是吳虞提出來的，所以胡適稱他是「隻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在倫理革命中，高與吳二人可謂是陳獨秀的左膀右臂，哼哈二將。1917年2月出版的第二卷第六號以後的連續五期，吳虞的文章都排在陳獨秀後面的第二篇的位置。截至1922年，新文化邉悠陂g出版的九卷五十四號《新青年》中，如以上這樣編排高一涵、吳虞的文章是絕無僅有的。這充分表明了高、吳二人在陳心目中的地位。1916年、1919年，高、吳先後接受北大聘請，從事編譯或擔任教職。
易白沙是跟隨陳獨秀從日本《甲寅》回國助其創辦《新青年》的主要幫手。在《新青年》的初創時期，寫的批判儒家倫理和宗教迷信方面的文章也很突出。他對諸子百家都有較深研究和中肯批評，認為諸子中值得稱道的是墨子。易白沙非儒批孔比較平允，寫過《孔子平議》。這在當時包括陳獨秀在內的新文化派比較偏激的情況下，顯得十分可貴，對因偏激而遭到太多攻擊的新文化邉邮且环N保護。
陳獨秀一再申明，一是儒家倫理學說對國民素伲泻Γ强鬃铀枷氩贿m合現代生活，並非全盤否定孔子。相反，他對儒家學說在奴搿鐣蚍饨ㄉ鐣M化時期的歷史進步作用、反宗教鬼神思想、有教無類等教育思想等，都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以上這些，即使是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吳虞也是注意到了的。如果無視這些，認為新文化邉尤P否定儒家學說，未免偏頗。還有一個原因，為推動倫理革命，陳獨秀把主要攻擊矛頭放在孔子學說消極面上，不可能同時去花許多精力闡發儒家學說的積極面。
對於新文化邉拥摹钙嫘浴埂ⅰ附^對化」，筆者同意陳金川先生的以下評議：對陳獨秀等五四新文化戰士而言，當時「反傳統」是有特定含義的，主要是指腐朽而頑固的封建傳統。因為當時正值民國初創之際，封建餘孽和封建幽臁栽谒奶幉钡鼗顒樱蔀樽钃厦裰鳌⒖茖W精神傳播的最大障礙和社會進步的最大阻力。只有毫不妥協地與舊的傳統勢力徹底決裂並全力剷除它，才能為民主共和制度和民主、科學精神的確立掃清障礙。所以說，陳獨秀的這種反傳統主義不僅具有喚醒民眾的深刻的思想啟蒙意義，而且具有推動社會進步的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雖然當時個別新文化戰士提出過廢除漢字、取消中醫、改良種族之類的過激觀點，但有這種主張的人也並非他的本意，而是一種反封建的急躁情緒的隨意發洩和矯枉過正的激將法而已。陳獨秀本人並不贊成廢除漢字，只是主張漢字走拼音化道路；雖然他提倡白話文，但並不否認中國古代格律詩詞的藝術價值；雖然無情抨擊儒家「三綱五常」的封建禮教，但對作為學者和教育家的孔子，仍表示相當之尊敬，並洠в胁环智嗉t皂白地一概罵倒。這些都充分表明，當時陳獨秀的反傳統主義有特定的內涵和指向，不可任意曲解。有人總是貌似「辯證」地挑剔其中全盤否定封建傳統所犯的「絕對化毛病」，其實這是最缺乏辯證眼光的庸人之見。如果對當時為害甚烈的阻撓社會進步的封建傳統，也持「公允」的、「一分為二」的含糊態度，還有五四精神和開啟中國現代化大門的新文化邉訂幔∈欠窨梢赃@樣講，在當時條件下，這種「絕對化毛病」是為了徹底反封建而在認識論上必然要付出的代價。從這個意義上說：洠в衅嫘裕蜎＇有新文化邉印＃�8＇
蔡元培三顧茅彛д埑觥缚偹玖睢�
初期的《新青年》和陳獨秀是寂寞的，從嚴格意義上說，還洠в行纬伞高動」（這是細分而言。總體來說，所謂「新文化邉印梗斎粡�1915年《青年雜誌》創刊就開始了）。走出寂寞，成為全國性邉拥霓D捩點，是《新青年》編輯部移到北京。此事的關鍵性人物就是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
蔡元培，這位曾受過清王朝恩寵的翰林學士，早就是其背叛者了。他是光復會的創始人，1905年還一度與陳獨秀等一起試驗炸藥，熱衷於無政府主義的暗殺活動。辛亥革命後，在孫中山民國政府中任教育總長。後赴歐留學、考察，着重研究西方資產階級國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在更加堅定民主政治的同時，對西方的教育制度產生濃厚興趣，樹立起教育救國的思想。他認為教育是一國立國之本，教育發達與否，直接關係國家的強弱興衰。1916年9月，蔡在法國收到北京政府教育總長範源濂電報，促其回國擔任北京大學校長，這為施展教育救國的抱負提供了機會。為此回國抵滬時，汪精衛、吳稚暉、馬君武等不少友人反對去北大這個是非之地。蔡答道：「吾人苟切實從教育着手，未嘗不可使吾國轉危為安。」。＇9＇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翻開一生中最輝煌的一頁。
建立於清末的京師大學堂，辛亥革命後改名為北京大學，是全國最高學府，但其腐敗也是最出名的。主要是學生把它視為「升官發財之階梯」，對研究學問不感興趣，多有常到北京前門外八大胡同（北京妓院集中地）嫖妓者，時稱「兩院一堂」（即嫖客多為參議院、眾議院議員和大學堂的教員和學生。在這方面，陳獨秀和理科學長夏元瑮也有不檢點的地方，後來成為保守派造郑袀目p隙）。學生對專業教員不歡迎，甚至反對；對政府官吏兼職的教員，即使不學無術，也熱情唤j，以為將來仕途的靠山。蔡元培的教育救國首先從文科入手。文科教員中頑固守舊人物最多，崇尚宋儒理學的桐城、文選派佔優勢，亟需延聘革新思想的人物來主持和充實文科。蔡對於聘用文科學長一職特別慎重，請好友、國立北京醫學專門學校校長湯爾和推耍瞬拧�
京師大學堂匾額
這時，陳獨秀正巧在為「亞枺购汀溉阂妗箖蓵绾蟻阒聨兔Γ瑤兔ζ鸩莺蟻銋f議，又與汪孟鄒到北京籌集股份。在琉璃廠偶遇老友沈尹默（時任北大教授），沈將此事告訴湯（與陳在日本成城學校相識）。沈和湯分別向蔡推耍ш惓鋈伪贝笪目茖W長，並告知陳獨秀就是當年的陳仲甫，還拿了幾本《新青年》給蔡。蔡對陳原本懷有「一種不忘的印象」，特別對於他早年編發《安徽俗話報》鼓吹民主思想很是欽佩。翻閱《新青年》，更贊同其主張，認為陳「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於是決定聘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