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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際形勢：「以現在國際關係，各強國間一有戰爭，遲早必然國際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機未成熟前，簡單兩國間的戰爭是很難想像的，況且歐洲進攻蘇聯的聯合戰線已經解體，美俄之日漸接近，日本未必敢於單獨向蘇聯武裝進攻。」
2、國內形勢：陳獨秀認為經過「九．一八」、「一．二八」和華北事件三大危機後，「大資產階級已一致擁護國民黨消極對日讓步，積極依賴英美的政策？？工人群眾在消沉狀態中。農民除少數特別區域外，最大多數除悲歎駐軍、土匪及苛稅雜捐之厄咄猓�洠в袆e的舉動。」
3、托派的近期目標：「在這樣的國際和中國的形勢之下，至少在一九三五年以前，世界上幾個主要國家如果洠в幸馔獾拇蟮氖伦儼l生，這二三年中，還只能是反革命抬頭，革命低落時期。在此革命低落期下，不應該採用過高的自欺的口號，如『蘇維埃』等。」
應該說，陳獨秀的這個政綱除了「國民會議」是空想外，比較切合當時托派組織的實際情況，同時又是托派在極度衰微的狀態下無可奈何的選擇。這個政綱寫得既簡明扼要，又全面具體，表現出他遙控托派領導工作的殷切心情。因此受到臨委的極大重視，首次發表在《校內生活》第7期後，又在1934年5月12日出版的《政治問睿懻摷獓駮h與蘇維埃》中重新發表。
而且，從1933年9月到1934年10月出版完三集《政治問睿懻摷窞橹梗R委像走馬燈似的換了幾次，但對陳獨秀的意見都十分重視。為了發揚民主，劉仁靜（筆名「列爾士」）、彭述之（筆名「區白」）的文章也較多。對此情況，托派內部也不是洠в幸庖姡缡Y振枺鴮懶沤o臨委批評：
「反對派內部討論問睿畟鹘y錯铡粗皇巧贁祹讉�同志說話，大家處於旁觀者地位。黨完全忽視下層同志的反映。因此一切問睿m討論經年，下層同志的領會程度實是很有限」；「國際只有託同志文件介紹，國內只轉來轉去發表少數同志的舊皮抑恼拢虼饲罢呱胁贿^使人感覺偏枯，後者簡直使人討厭。」＇11＇
新臨委為此辯解說：
如果有同志對於少數政治認識高的同志的意見，因其常發表便覺得「討厭」這種情緒是應當制止的。直到現在，內部討論的各問睿际潜仨毥鉀Q、或將來在事實上要遇到的。這些討論任何同志都不該輕視。
對於常委，原則上當知道常委有權：（1）不發表無教育意義的文章；（2）先發表重要的文章。＇12＇
由此可見，陳獨秀的文章在當時托派領導者眼中的確是「政治認識高的重要文章」，因此得到了臨委的重視，從而總算起到遙控托派的作用。
其實，這場大討論早在1933年9月陳獨秀提出托派新政綱《目前形勢與我們的任務》之後第9天就提出了。10月8日陳以「雪衣」（獄中文章多以這個筆名發表，無非是說明清白而蒙冤）筆名寫的文章《幾個爭論的問睿罚�13＇實際上已提出了討論提綱和托派內部長期爭論的五大問睿�
（一）民主邉訂栴｝
（二）「民眾政權」口號問睿�
（三）國民會議問睿�
（四）經濟復興問睿�
（五）帝國主義進攻蘇聯問睿�
托派內部油印的討論集之三下冊
此文發表後如同引爆了一枚炸彈，連同九月政綱，受到了被他點名的劉仁靜、彭述之及其他極左派猛烈反擊；陳也進行反駁。同時，劉與彭以及極左派之間，也互相批判，形成了一場大混戰。每人都說自己是「真正的托洛斯基者」，罵對方是「可恥的機會主義者」。1934年1月16日，陳在一篇文章末尾為托派的發展總結出三條路線：
（一）「胡年的路：經濟復興，主要的是抵制日貨以開闢國內市場。」
（二）「區白的路：反蔣就是執行民主民族鬥爭任務。」
（三）「雪衣的路：國民會議鬥爭，在這一鬥爭中打擊國民黨軍事專政以至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發展中國經濟。」
「我們走哪條路呢？」＇14＇
彭述之等還是不服，27日撰萬言長文，猛烈抨擊陳獨秀的《國民會議與蘇維埃》一文「將蘇維埃儘量說成一文不值？？而用刷子將國民會議刷成最光輝美麗的顏色」；＇15＇劉仁靜也回擊陳獨秀，批評陳對資產階級的估量是動搖的，一到資產階級向左盤旋時（如十九路軍之抗日），「就對它不免發生幻想」；而對形勢的估量，「比我更不如」。＇16＇同時，劉又完全同意陳對彭的「單純倒蔣」策略的批評，但又說陳過去也犯有彭同樣的錯铡ㄈ绶词Y問睿吓c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線」），表揚彭「已承認了一九三二年的錯铡梗ㄖ钢鲝垺附M織蘇維埃」——引者），而陳堅持錯铡＃�17＇
對於這種無聊的爭論，陳獨秀實在感到厭惡，2月10日，他以《應該這樣答復嗎？》＇18＇為睿肛熍硎鲋粫竵y造郑院蛠y抄革命文件」，避而不提辯論的中心問睿笣M紙的睿膺＇詞，這樣的答復只是他表示自己洠в袪庌q能力」。然後，反駁劉仁靜，堅持認為「一．二八」時「路線是正確的」，「福建事變」時自己起草的宣言也是如此。＇19＇
此後，這種名為「討論」，實為錯铡枷胫g互相「攻擊」的爭吵，一直持續到1934年7月份。陳獨秀最後聲明自己的基本觀點是：「打倒國民黨、國民會議萬歲」，「不但是我們的基本路線，並且可用為在現時的宣傳口號。」＇20＇——陳以這一簡單的界線，劃清了他與劉、彭及托派中一切極左派的立場。
這種「爭論」，由於洠в幸环秸莆兆磐耆恼胬恚惇毿阒辉诿裰鲉栴｝上掌握着部分的真理），皆洠в姓f服力，因此不可能達到統一思想的目的，只有更加離心離德。於是，一個旁觀者——尹寬致函陳獨秀勸阻結束這樣的「爭論」。信抱怨「五、六年來，反對派尚停滯在小團體的狀況中，尚未得着發展」，現在是「不僅還洠в恤Y爭的基礎，並且還洠в卸苏较颍�在議論紛紛，莫衷一是之中」。尤其是「一．二八」事變及「福建事變」中所存的一些幻想遭到失敗，完全陷於「消極狀態」；表示自己不願「加入現時爭論的漩渦」，因為這種爭論「太濫費了，急待結束」。＇21＇
實際上，由於兩個外國人和北方一批年輕托派分子到滬，這場爭論早在4月份就開始轉向了。
極左派發動內部政變
陳獨秀這次被捕入獄和托派中央再次被破獲事件，引起僑居在土耳其進而轉移到法國巴黎（1933年7月）的托洛斯基和托派國際的嚴重關切。但直到1934年，他們通過在上海《密勒氏評論》週刊的副主編和《達美晚報》編輯格拉斯（C。 Frank Glasse，中文名字李福仁，在《密勒氏評論》週刊的地位僅次於親共的斯諾），與中國新的托派臨委取得了聯繫。
李福仁是英國人，曾去南非做新聞記者，加入共產黨，旋又轉向托派，後來到美國，參加美國托派組織。據王文元說，他早在1931年初就從南非來過上海，想參加中國革命，特別想參加托派活動；但因當時托派組織一再遭受破壞，因此在1933年11月離開上海到紐約，與美國的托派同志會晤，同時和蟄居在法國的托洛斯基通信，討論如何辦理由美國人伊羅生（原名Harold R。 Isaacs）在中國主持的《中國論壇》，並取得了與中國托派聯繫的地址。因此，1934年2月他來到上海希望幫助重振中國托派組織。
恰巧與此同時，原任中共中央週邊報紙《中國論壇》（表面上是宋慶齡領導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機關報）主編的伊羅生，由於不同意中共中央宣傳部指示的辦刊宗旨——在白色恐怖下宣傳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以及莫須有地批判所謂托派罪惡（即中共中央要他寫一篇批判左派反對派的文字，他認為是誣小芙^），也轉向同情托派。＇22＇這兩個外國人首先結識劉仁靜，受劉的影響較大。與陳其昌為首的新臨委接樱幔窭故紫日J為陳因中央連續破壞，推行的工作方針太保守，建議增加年輕成員。於是，把未遭破壞的北方托派組織骨幹史朝生（又名施頌德）、劉家良、扈煥之（又名胡文華）、王樹本（又名王耀華）等，先後眨缴虾！Ｋ麄兪紫瓤刂屏松虾鲄^委，作為他們的據點。
陳其昌為首的臨委比較傾向於陳獨秀的九月政綱，主張哂妹裰骺谔柵c廣大群眾發生聯繫，反對中共組織「赤色工會」與國民黨的「黃色工作」對抗的「盲動主義的工卟呗浴梗怀浞掷靡磺泄_的、改良的甚至反動的工會，作團結群眾及反國民黨反資本家的鬥爭。行動口號是：召集普選、平等、直接、無記名投票的國民會議。認為正確的「聯合戰線」是「布爾什維克的策略」。＇23＇因此他們曾要求參加宋慶齡主持的上海「反帝國主義戰爭和反法西斯大會」，＇24＇表示：「同意這個會議，我們特地為這個會議準備了一個宣言。我們熱盏貏訂T我們的一切組織，去執行這種工作。」但同時又聲明：「我們在會議中必需堅持我們對於參加的一切黨派的理論、政策、行動之討論和批評的絕對自由！」＇25＇對這個在白色恐怖下進行的反帝反國民黨法西斯統治示威的會議，他們要求對「一切黨派？？批評的絕對自由」，這不是去吵架，去分裂嗎！而大會又是共產黨佈置的，自然他們不可能獲準參加。
但是，格拉斯和北方來的年輕托派是一批更加極左的份子，也影響到劉仁靜在思想和行動上更加左傾起來。他們聯合起來，反對陳其昌為首的臨委及其支持者陳獨秀。他們從政治和組織上同時發起進攻，早在1933年12月，劉仁靜和史朝生曾為托派臨委起草關於「福建事變」的決議和意見，就認為軍閥內部有無戰爭是民眾邉訚q落的標誌，福建獨立是老蔣完結的開始，並認為如果在此時哂脟駮h策略是幫助蔣介石政府，並且反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