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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伲线�是「工農民主專政」的機會主義口號。而托洛斯基反對「工農民主專政」，是反對與資產階級聯合和在革命勝利後的政權中有資產階級的位置。他們不懂陳獨秀的口號，無此之意，而與托洛斯基的「無產階級專政」口號一致的；
第三、在「中枺穯栴｝」上，洠в袌绦型新逅够闹甘尽副Ｐl蘇聯」，而提出「反對國民黨铡畤摺沟目谔枴�
關於這一點，實際上又是與中共對陳獨秀的批判是一致的；
第四、「遷就『六大』決議案」。這是陳獨秀在10月10日致黨中央信中說的一句自謙的話，為了說服黨中央能夠接受他的意見，根本改變路線。其實無論是「八？五」的信，還是「十？十」的信，在原則問睿希稽c也不「遷就」；
第五、「還在堅持二次革命論的機會主義觀點」。＇30＇這是因為陳獨秀最後對托洛斯基關於中國革命性伲挠^點，還有自己的一點不同於托派的理解，即不同意下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革命」，而認為總有一個那怕是很短的時期，主要解決未完成的民主革命任務。例如抽煙，把前一支的煙蒂，接續在後一支香煙上抽一樣。如果在先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的情況下，這樣做，與托洛斯基的觀點也是一致的，如十月革命初期的情況。
所以，青年托派排斥陳獨秀派完全是無理取簦д医蹇冢桥玛惇毿慵尤脶崽娲麄兊恼y地位的狹隘的宗派主義情緒。
對於他們提出的以個人名義，分別履行加入他們組織的方案，從來不計較個人名譽得失的陳獨秀倒是無所謂，表示同意。但是，彭述之、尹寬等人堅決反對。他們也有另一種宗派主義情緒，認為留學生托派「都很年輕，洠в姓谓涷灒荒茴I導我們這些參加過大革命的老幹部，只能受我們領導」。＇31＇這些所謂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的革命者，還洠в袏Z取政權，就如此看重個人利益，可以看到他們未來的發展前途了。
恰在此時，在莫斯科留學時轉向托派的劉仁靜，繞道土耳其拜訪被蘇聯驅逐出國、流放在普林基博島的托洛斯基後回到上海。他在島上時，托氏親自為中國托派起草了綱領，托他帶回。綱領原名為《中國政治狀況和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反對派）的任務》。＇32＇後來收進托洛斯基著作《中國革命問睿窌r，改名為《中國布爾雪維克——列寧派（反對派）底政綱》。＇33＇據劉說，托洛斯基還給他起名為「列爾士」（Lels），讓他當托氏與中國托派之間的聯絡員。於是，他到上海後就以「老托代表」自居，來眨馇嗄晖信膳c陳獨秀派之間的矛盾，推動兩派統一。
劉仁靜在中共建黨時期是「一大」十三位代表之一，一度又任共青團中央書記，1924年又與陳獨秀一起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可以說與陳關係相當密切。這次到上海後住在法租界，先是鄭超麟和尹寬經常去看望他，講述了陳獨秀和他們轉向托洛斯基主義的情況，並介紹當時黨內及青年托派與陳獨秀派矛盾局勢。於是，他首先是做青年托派（即「我們的話派」）的工作，說服青年托派吸收陳獨秀派。他與鄭超麟約好，某日在枺袗a路餘慶里鄭超麟家中會見陳獨秀。這幢房子是新租的，除了鄭家，還有蔡振德家，成了托陳派新的活動中心。起初是非正式聚談，後來就正式召開會議。劉與陳相離多年，再次見面，倍感親切。現在又有了托洛斯基的共同語言，雙方談得很投機。
首先，劉仁靜出示托洛斯基寫的三個文件，即上述已經在流傳的《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後的中國問睿泛托聦懙摹吨袊螤顩r和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反對派）的任務》，但這次三個文件都是俄文列印稿，比原流傳的完整、準確。當場決定，由劉仁靜和鄭超麟分工翻譯，儘快出版。
關於組織問睿惇毿阄殑⑷熟o向「總幹」表示，他（陳獨秀）將公開承認大革命時期的錯铡邮芡信傻睦碚摵筒呗裕惶嶙h雙方共同組織「聯合委員會」。＇34＇劉仁靜表示支持，並建議兩派代表直接談判。
幾天後，陳獨秀派的代表陳獨秀和尹寬與劉仁靜領來的青年托派代表史唐和宋逢春，來到法租界一幢兩層樓的房子的樓上，開始談判。這房子是尹寬的家。劉仁靜則列席會議。
據宋逢春後來回憶：那天，陳獨秀穿一件墨綠色嗶囬L衫，前額已經光禿，兩鬢尚有黑髮，面色黝黑，小眼睛炯炯有神，一副教授學者的派頭。人到齊後，陳就拿出幾塊錢來，從飯店叫來幾盤菜，邊吃邊談。當宋逢春問大革命失敗情況時，陳獨秀搖搖頭說：「很慚愧！很慚愧！」接着說：「唉，老毛子懂甚麼？懂甚麼！」
聽劉仁靜介紹說，莫斯科回來的青年托派，大多數生活問睿龥＇有解決，睡水泥地（上海話「水門汀」），穿單衣，像野狗一樣到處蹲飯吃，撿香煙屁股抽，但還是堅持幹革命，了不得。陳獨秀很受感動。＇35＇
談到正睿龝r，陳獨秀向對方提出兩個要求：（一）提供材料，主要是托洛斯基論中國革命的文件和文章，雙方共同討論問睿唬ǘ╆惇毿闩扇∠w加入托派組織。＇36＇
史唐和宋逢春表示可以接受陳的條件，但需經「總幹研究決定後，作出正式答復」。然而，這時的青年托派總幹事會也發生分裂：以史唐、區芳、陳亦帧執氐热藶榇淼囊慌芍鲝堄袟l件地吸收陳獨秀派加入；以梁幹喬、張師、陸一淵等人為代表的一派堅決反對陳派加入。特別是被稱為「大喬」的梁幹喬，在蘇聯時就加入蘇聯托派，受到過托洛斯基的接見，比劉見托還早，以中國托派「正統」自據，認為是中國托派的當然領袖，深怕陳獨秀等一批老幹部加入進來會危及他的地位，所以，他與總幹宣傳部長張師（1929年初接替陸一淵而代之）硬說陳獨秀等人要求加入反對派是「陰帧梗鲝埐灰硭麄儭^芳等人則主張在陳派承認「我們的話派」是正統地位的前提下，「分別地而非集體地經過審查，加入他們的組織」。＇37＇
於是，他們就（在上海）召開了「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第二次代表大會。大會在史唐、區芳主持（區芳在大會上取代張師任宣傳部長）下，討論通過了吸收陳獨秀派的三個條件：「一、公開宣佈史太林的領導是機會主義的；二、公開與真盏嘏凶约哼^去的機會主義錯铡瑏K承認反對派政綱的正確；三、公開解散自己獨立的小組織。」＇38＇宋逢春因同意陳獨秀的兩派合併的意見，被總幹說成是「投降主義」而被「開除」。＇39＇
三個條件，對於陳獨秀來說，並不苛刻，第一、第二條，他已經做到；第三條他也同意，他甚至通過列席總幹會議的劉仁靜向總幹表示，陳獨秀派可以以個人名義分別加入組織；但是三個條件中表現的「我們的話派」那種頑固的、狹隘的「正統」排外傾向，使人感到壓抑。此其一；其二，三條件是「我們的話派」內區芳派與梁幹喬派鬥爭的產物，但梁派勢力仍然很大，說明「我們的活」派中存在着不利於陳獨秀派的變數；其三，彭述之等人堅決不接受三條件；其四，以中國革命老資格和「老托代表」自居的劉仁靜，也看不起「孩子們胡搞」的「我們的話派」這個小組織，提出另行召集臨時代表大會，修改「二代會」的決議案，改組「總幹，以吸收陳獨秀、彭述之等人加入領導」，並對總幹說：「我們的統一邉樱豢梢哉f是全為陳獨秀個人，其餘諸子，碌碌不足道也。」＇40＇但是，陳、劉二人的提議均遭拒絕。
於是，陳獨秀派果斷拒絕了總幹的「三個條件」，決定自行組織獨立的托派小組織，取名「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又稱「中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列寧派」；推選陳獨秀、彭述之、尹寬三人組成「臨時領導小組」，成員分成三個組，進行活動。＇41＇會議還通過了尹寬起草的決議，譴責「我們的話派」排斥同志的「門羅主義」；還請劉仁靜起草綱領。
劉仁靜（1902～1987），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
就這樣，1929年9月，以陳獨秀為核心的中國托派第二個小組織便誕生了。
雙方忍無可忍，開除及決裂
陳獨秀派與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在政治路線、策略口號和組織觀念上如此全面而尖銳的對抗，終於走向破裂。
1929年10月25日，中共江蘇省委與上海各區黨團書記聯席會議通過了《江蘇省委為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及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斯基反對派的決議》，並請求中央開除陳獨秀。第二天，陳獨秀即與已經被開除的彭述之二人聯名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對中央的路線和策略再次進行猛烈的抨擊。
當時發生南京中央政府與廣西桂系之間的戰爭、並且醞釀着汪精衛、馮玉祥、閻錫山、張發奎、俞作柏等南北聯合反蔣的形勢。中共中央採取了利用矛盾，發展革命根據地的策略，派鄧小平等人打入俞作柏部隊那樣，分化瓦解軍閥部隊，爭取一些中間勢力為我所用，取得了一些成績，南方的農村革命根據地有所發展。但同時也高估了當時的「有利形勢」，部署了一些脫離實際的左傾口號和行動。信中說：「這樣的口號，在實際行動上等於一根鴻毛拋在空中，落在地下，一聲也不響」；天天示威「也不能激動一個群眾爭取一個群眾」。
信的最後，陳獨秀、彭述之公開打出反對派的旗幟，向中共中央示威說：
你們說我們是反對派，不錯，我們是反對派！我們的黨此時正需要反對派，而且正需要勇敢的對革命對黨負責的反對派，堅決的不和機會主義冒險主義威嚇手段欺騙手段腐敗官僚的領導機關同流合污，為了革命的利益，為了階級的利益，為了黨的利益，而絕不計及自己個人的利益，儘量的發表正言讜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