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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的一切工作也必須服從「國蘇合作」的方針。表面上的「國共合作」，掩蓋着實伲系摹竾K合作」。因此「國共合作」對於共產黨來說一開始就是不平等的，而且蘇聯和國際一直以犧牲中共的利益來實現和維持「國蘇合作」。國民黨的領導人從孫中山、胡漢民到蔣介石、汪精衛，也是這樣來處理國共關係和國蘇關係的。
如此，在蘇聯和國民黨再加一個共產國際三重壓迫下，陳獨秀中共中央哪有「自由」可言。稍有一點不同意見（如陳獨秀在中共受壓迫時多次提出的退出國民黨的主張），就遭嚴厲批評和否定。
對史太林的這種文過飾非行為，聯共中央、共產國際及中共中央的領導人自然緊跟。於是「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就被生生地釘在恥辱柱上了。
自然，當時有良知的人還是有的，批評史太林、布哈林這種行為很不道德，為陳獨秀抱不平，指出使中國革命失敗的真正責任者是誰！7月6日，時任蘇聯「不許干涉中國委員會」主席團委員的沃茲涅先斯基寫信給共產國際枺讲坎块L拉斯科爾尼科夫指出：「我們這些有罪的人在想，最近兩年，中國的條件非常有利，但農民邉訁s很少發展，這種情況多少是由於我們的錯铡斐傻模驗樵S多同志，其中也包括您在內，都認為，促使共產黨到國民政府和馮玉祥政府地區開展邉邮遣缓蠒r宜的」；「國民革命邉觿倓傞_始時，我們把它看作是革命邉拥母叱保环吹鄣馁Y產階級民主革命剛剛開始時，我們把它看作是革命已轉入『社會主義軌道』。我們錯了」；昨天在您這裏的宣傳標語上，把陳獨秀「說成是人民英雄，而今天卻被說成是『壞蛋』、『叛徒』等等」；「現在的這種歇斯底里又從何而來的呢」？＇77＇——當然，它來自史太林。
七十年後（1996年），俄羅斯和德國學者在聯合編輯新公開的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這批檔案時，也指出史太林這樣批評陳獨秀中共中央是「不公正的」，「這表明他是把莫斯科方針遭到失敗的罪責推到中共身上的首倡者之一。」＇78＇但是，這絲毫也未能改變陳獨秀在母國的處境，2002年出版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根據這批檔案編寫出來的至今最新版本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人稱「欽定黨史」），依然堅持七十多年的傳統觀點：「在大革命後期，作為革命中堅的中國共產黨領導機關犯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铡梗�79＇對大革命的失敗負「主要責任」。＇80＇如此冥頑不化、睜眼說瞎話，明目張膽地歪曲歷史，令人不可思議。
綜上所述，陳獨秀在大革命中，在聯共和共產國際準備的全部條件下，被迫進行了對中共與革命的領導工作，但是又被迫接受聯共與國際的領導，最後成為所謂「右傾機會主義」的替罪羊，是因為他洠в袑嵭邪阎袊兂捎H蘇的「非資本主義」即「社會主義」的國家。具體來說，他洠в袌绦泻翢o可能的、莫斯科最後的「緊急指示」。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完全是聯共針對托洛斯基反對派的黨派鬥爭的產物，完全是錯铡摹嶋H上，在「緊急指示」以前，陳獨秀被迫領導的革命工作，包括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裝暴動，都是「左傾」的表現。因為，從當時中國社會狀況來說，根本不具備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的條件，也根本不具備建立共產黨代表無產階級領導的國家政權和「上海市民政權」的條件。不具備這樣的條件而硬要去做，除了左傾、錯铡⑹≈猓粫袆e的結果。而其總根源是蘇聯在中國推行民族利己主義政策的失敗；從中國社會發展史的視角來衡量，企圖超越資本主義發展階級，更是反動的。
就這樣，陳獨秀像一個傀儡與打手一樣，摺牡囟蛇^了他一生中最窩囊的時期。
晚年陳獨秀
注釋
＇注1＇鄭超麟：《懷舊集》（北京：枺匠霭嫔纾�1995），頁20–21。
＇注2＇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注3＇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注4＇轉引自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注5＇斯諾：《西行漫記》（北京：三聯書店，1979），頁138、139。
＇注6＇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頁461、467。
＇注7＇斯諾：《西行漫記》（北京：三聯書店，1979），頁138。
＇注8＇吳玉章：〈第一次大革命的回憶〉，《中國青年》，1961年第9期。
＇注9＇〈斯大林論中國革命的前途〉（1926年11月30日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中國委員會會議上的講話）：《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1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頁268。
＇注10＇陳修良：《我走過的道路》，1989年，未刊稿。
＇注11＇〈維經斯基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會議上的報告〉（1927年6月22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328。
＇注12＇〈關於大革命歷史教訓中的一個問睿担泄仓醒胛墨I研究室、中華全國總工會編：《劉少奇論工人邉印罚ū本褐醒胛墨I出版社，1983），頁213。
＇注13＇陳修良：《我走過的道路》，1989年，未刊稿。
＇注14＇〈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第5號記錄〉（1927年1月19日）；〈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任務》的決議〉（1927年1月19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71、85。
＇注15＇〈布哈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中國委員會會議上的發言〉，《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21。
＇注16＇〈維經斯基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1927年1月21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93–95。
＇注17＇〈羅易和多里奧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的電報〉（1927年4月2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209。
＇注18＇〈中央政治局對於國際第七次擴大會中國問睿龥Q議案的解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頁14、15。
＇注19＇〈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會議第89號（特字第67號）記錄〉（1927年3月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135–136。
＇注20＇《瞿秋白文選》，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393。
＇注21＇〈迹髦Z夫、阿爾布列赫特和曼達良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1927年5月21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271。
＇注22＇蔡和森：〈黨的機會主義史〉，《中共黨史報告選編》（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頁102。
＇注23＇中共中央農委編：《中國農民》，第2卷，第1期，1927年6月。
＇注24＇《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頁55。
＇注25＇〈鮑羅廷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團會議上的報告〉（1926年2月），《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121、122、129。
＇注26＇〈維經斯基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1926年9月2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539、542。
＇注27＇〈譚平山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枺綍浱帟h上的報告〉（1926年9月2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549、551、553。
＇注28＇〈維經斯基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1927年1月21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99。
＇注29＇《告全黨同志書》（1929年12月10日），油印小冊子。
＇注30＇《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6。
＇注31＇〈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頁44。
＇注32＇托洛斯基：《中國革命問睿罚�19，春燕出版社1947年版。
＇注33＇〈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會議第102號（特字第80號）記錄〉（1927年5月1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252–253。
＇注34＇蔡和森：〈黨的機會主義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76。
＇注35＇《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頁105。
＇注36＇辛平：〈陳獨秀秘書黃玠然談大革命前夜的陳獨秀〉，《炎黃春秋》，1997年第1期。
＇注37＇〈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107號（特字第85號）記錄〉（1927年6月2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298–300。
＇注38＇《斯大林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頁30–32。
＇注39＇〈維經斯基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會議上的報告〉（1927年6月22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41。
＇注40＇〈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88號（特字第66號）記錄〉（1927年2月24日）和〈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89號（特字第67號）記錄〉（1927年3月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123、136。
＇注41＇〈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92號（特字第70號）記錄〉（1927年3月24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157。
＇注42＇《斯大林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頁239。
＇注43＇〈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第108號（特字第86號）記錄〉（1927年6月2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07。
＇注44＇轉引自〈羅易給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電報〉（1927年6月8日於漢口），《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