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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总体系与我们下面作为简短例子举出的体系几乎是一样的。
“有上千名各行谷业的人，或者随便有多少人都可以，居住在一块足以养活他们的土地上。他们彼此约定，一切东西部属公有。为了使这个大家庭毫不混乱，并使每个人都既无反感、又不厌烦、也不劳累地为创造所需物品作出自己的贡献，他们这样商定：
“全体共同耕种，共同收获谷物和果实，并把它们集中到同一仓库中去。在这些劳动的间歇期间，每个人从事本行工作。有足够数量的工人去加工和精制农产品，或制造冬种家具和器皿。工人由公家供给生产工具、材料和衣食，他们只关心所应提供产品的数量，使任何人不缺少任何东西：这些产品也同样在工人中间进行分配。艺术品也跟其他产品一样，都存放到公共仓库，或由专人将其分给需要此种物品的人。。。”（《巴齐里阿达》，第1卷，第108页）。
人们会注意到，这个组织与傅立叶的“法郎斯泰尔”（共同生活闭体）相类似。
还是指在服从法律的民族中自若干世纪以来就已经存在并且还要继续存在的那种人呢？
能够接受英明政府法治的野蛮民族的自然状态①
①为了防止大量无谓的和无休止的异议，我在这里作为一个无可置疑的原理提出：在道德秩序中，正如我前面所说的，自然是一个整体，恒久不变；自然法也是不变的，总的来说，举凡给有生物带来和平倾向并决定其活动的东西部属自然法；相反，一切背离这种温和倾向的东西部是违反自然的，亦即越出自然的。因此，人们就野蛮人或文明人的种种风俗所能引证的一切，都不能证明自然在变化；这至多表明，由于与自然无关的偶然性，一部分民族脱离了自然法则，另一部分民族纯粹出于习惯而在某些方面仍然服从自然法则，还有一部分民族则由于某些并不总与自然抵触的理性法律而仍遵从自然法则。由此，某些地方，如果自然还没有被培植并受到轻视，残暴就取而代之；另一些地方，不良的环境中断了自然的作用；又一些地方，各种谬误掩盖着自然。变质的是民族本身，而不是自然。人离开真理，可真理并不灭亡。因此，能够提出来反驳我的一切意见都丝毫不能动摇我的总论题。任何野蛮民族和其他民族，只要切实按自然所允许的那样去做，并拒绝自然所不赞成的一切，那么他们不论过去和现在都能回复到纯自然法之下。这些真理将很快得到阐发。因此，我从现在起可以把它们应用到任何我所愿意的特定事例中去。
如果你们想看到处于自然状态的人，那就让我们到美洲去吧。我们在那里将会找到若干部族，其成员都十分虔诚地（至少在他们中间）遵守着人类的共同母亲——自然的宝贵法律，我在此要竭尽全力为这些法律辩解。
让我们带上某位真正英明的立法者一同去吧。他按照这些已实行过的神圣法律中的各条规定去工作；他不去违背或削弱这些规定，反而专门致力于扩大其效果，并从其丰富的内涵中抽出一切行为的准则。这些准则会令他所要教化的野蛮民族变成世界上最温和、最人道、最聪明和最幸福的民族。
这位立法者到达目的地时便看到这个小小社会的各家均以打猎和捕鱼来满足他们的共同需要。当他提出有益的建议能象①这个民族的长者和最有经验的人那样被听从的时候，他特别注意不利用所取得的信任去说服他们把打猎和捕鱼场地分给各家，以免破坏他们的和谐关系。这位英明的立法者只告诉他们，除了这些他们可能经常感到不足的生存手段之外，还有更可靠、更不费力的办法，比如种地和养畜。他向他们指出，这既是新的资源，也是新的财富，可以互相弥补不足；他还要教他们实行这些计划所必需的技术。
①本书原版本作“同”。——法文本注
这个民族由于他的关照已不那么粗野而更为灵巧了，是不是因而会变坏和变得不那么勤劳呢？当然不会。各家之间仍旧会充满着这位改革家已经见到的那种和睦和团结气氛；他们对长者和最聪明最灵巧的人的尊敬，随着团结一致的成就和对新方法的实用性的认识而增长。这些印第安人听从最明智的忠告所表现的那种恭敬会超过我们服从专制老爷的命令的程度。在我们殖民地附近居住的野蛮人那里，仍然这样看待荣誉：即只按有益于同胞的程度来衡量自己的高低；一句话，在这些地方，人们只以自己的服务来博得他人的尊敬①。这些真正的美德远不会因新立法者的措施而削弱，反而会受到这些措施的鼓励，并且随着野蛮状态在立法者法治下消失而放出新的光彩。只要立法者不建立任何瓜分自然产品和人工产品的制度，他就不会碰到不服从他安排的人，而是人人都会欢迎他的调动，一切场合都将有利于他执行计划：他可以向社会成员分配工作和职业，规定各种普通工作或特殊工作的时间，组织救助，计算各种职业的不同收益，指出每种职业需向共和国提供什么物品来满足全体成员的需要。立法者将根据所有这些情况和人员数目来确定各种工作的比例。他将委派最英明的长者去维持秩序和管理经济，叫最身强力壮的人去实际执行。最后，他还要规定每个人的等级。他做这一工作时，所依据的不是虚构的尊严，而是行善事的人在受惠者中间享有的自然的威望，是亲属关系、友谊、经验、机敏、技巧和积极性的温和的影响力。
①有一个可靠的人最近从美洲回来，他向我叙述了这些民族无论对自己人还是对我们这些人表现出的某些令人赞叹的人道主义特点。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他们很可以把我们称为野蛮人。同一个人还对我说，这些民族虽然是我们的朋友，但是他们蔑视我们离奇古怪的风俗习惯；我们的土地越向前推进，他们就离开我们越远。他们是有道理的！但是，有哪种天真无邪不受坏榜样腐蚀呢？
一切事情既已如此安排，有谁会想到要在一个不存在那种能够激起奴役他人欲望的私有制的社会里实行统治呢？在这种社会里不可能有暴君，因为执政者恰恰承担着最繁重的义务和工作，他除了与其他公民共享的以外，不独享其他生活用品或娱乐品，除了得到自己的同侪的尊敬和爱戴外，别无其他利益和奖赏。
如果说在这个共和国中存在着某种奢望，这一奢望也只能以赢得这种尊敬为目的，它所追求的只能是真正有益于其他人的卓越的功绩；其他人并不因而对此产生忌妒，反之，如果他们得不到自己所钦佩和尊敬的几个有才华的同胞的帮助，他们还会感到不幸。
我再重复一遍，这种奢望不会有、也不可能有我们那种奢望所追求的目标；实际上，我们的奢望所追求的只是贪婪的目的，只是追求的手段有所不同而已。
我们的立法者正象人们实际见到的那样，也在野蛮人那里发现人们十分勤劳并能胜任最艰苦的劳作，而懒惰在那里则是一种可耻的行为；他们生活在善意和柔情之中，这种善意和柔情远远超过我们当中那些最游手好闲和最残酷无情的人所鼓吹而却不大实行的道德。如果上述这一切都符合事实，那么我就要问：据此实例，难道真的可以说这些民族生来就倾向于象我们的阿里斯达克斯①所列举的恶习吗？难道发扬这些美洲人②的可贵素质要比使那里某个民族养成服从严酷法律的习惯还困难？这种法律早晚要迫使民族中的一部分人忍受卑微的处境和屈辱性的贫贱以获得生活的必需，并不得不为本民族的另一部分人服务，而这后一部分人由于占有最好的渔猎场所和耕地而变得游手好闲和高傲自大。这些平民会用什么眼光去看他们同胞中的某些人在令人憎恶的清闲中坐享他们最美最好的劳动果实，而只偶尔把自己的剩余之物留给他人使用呢？
①阿里斯达克斯（Aristarchus，约公元前217—145年），希腊语言学家，由于注释希腊作家（尤其是荷马的）作品而闻名。——译者
②我所说的这些人都是心灵手巧和通情达理的人，他们在成功地仿效着他们看到我们所做的一切有益事情。他们尽可能避免采用的，只是我们的法规；他们憎恶我们财产和地位的不平等，尤其憎恶我们的贪婪。这都是上面已提到的那个人向我证实的。
通行的政治观念以及对其准则的简短批驳
然而，让我们听一听我们的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是如何争辩的吧。他们说，在任何社会里，要把世界的物质财产平均分配和维持这种分配，这从道德上来说是不可能的，所以，有富人和穷人之分，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当这种财产上的不平等一旦被明智的法律所调节和弥补，就会由此产生出极其美妙的和谐。恐惧感和希望感几乎同样地占据着每个人的心灵，并几乎同样地使他们变得灵巧和勤快。富人注意保管财产，这些财产随时可能从他们手中跑掉；实际上，他们只是财产的保管者和守卫人；这些强烈的感情刺激和鼓励穷人去劳动，劳动可以使他们摆脱苦难。这两种动力除了产生几乎无数的种种良好效果以外，还能促使一部分收益最少的人听命和服从于他人，无论个人利益还是社会利益都要求他们这样做。社会赖以维持的这两个基础使得那些其需要似乎同财富一起增加的人必须依靠他人的帮助；由于这种帮助，他们变得温和而善良。由此可见，人类的两个不平等部分由于各自的地位而处于相互依存的状态，这种依存关系又使他们趋于平等和协作。我们不深谈这个作为通行道德之基础的推理了，按此道德人们已熟悉这一推理的结果。我用一句话就可以推翻这个基础：它是建立在所谓必须瓜分那些根本不该瓜分的东西这一谬论之上的。既然自然界已提供了许多其它如此简单和奇妙的办法，难道还需要靠财富不均这样有害的下策去求得人们的相互依存和互助关系吗？
通行的政治准则多么违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