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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的百姓都会高兴，安居乐业了。
孟子指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如果真正做到了上述五项，让天下的士
农工商各得其所，那么，就不仅使本国的百姓心悦诚服，而且还能使邻国的
百姓前来归附，从而扩大统治的基础，像这样，就会天下无敌，“如此而不
能统一天下，是从来不曾有过的。”
关于“安民”的具体做法，孟子举出了儒家心目中的“圣王”尧舜的例
子。在尧统治的时代，洪水泛滥，草木丛生，谷物歉收，野兽伤人。尧为此
而感到忧虑，于是把舜选拔出来担任国家的管理工作。舜命令伯益驱兽，将
山野沼泽地带的草木用烈火烧毁，使鸟兽逃跑隐藏；命令禹治河，引流入海，
使中国的土地得以耕种；命令后稷教民稼穑，栽培五谷，使人民得以丰衣足
食；又命令契主管教育，教以人伦，把握人与人的关系的大道理以及相应的
行为准则，使老百姓和睦相处。
对于上述的“安民”措施，尧概括道：“对于百姓，需要督促他们，纠
正他们，帮助他们，使他们各得其所，然后加以提携和教诲。”这里，涉及
到如何满足被管理者基本需要的问题。
我们知道，现代美国行为科学家马斯洛（A。 H。 Maslow）曾经提出一个
“需要层次论”。他把人类的基本需要从低到高归纳为五类：一是生理上的
需要，包括维持生活和繁衍后代所必需的各种物质上的需求；二是安全上的
需要，指有关免除危险和威胁的各种需求；三是社会性的需要，指感情和归
宿上的需求；四是对尊重的需要，包括自尊和得到他人尊重的需求；五是自
我实现的需要，指发展个人潜力，实现个人理想的需求。
比较起来，孟子在上面所举尧舜治国的例子中，涉及到了马斯洛提出的
前三类需要：所谓“教民稼穑”，是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治河驱兽”，
是满足人民的安全需要；“教人以伦”，是满足人民的社会性需要。
不同的是，孟子所提出的满足人类需要的途径是从群体而不是从个体的
角度着眼的。这从后面两种需要满足的途径中，看得更清楚。例如，尽管我
们可以把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类比于“对
于尊重的需要”；也可以把孟子所说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类比于“自
我实现的需要。”但必须清醒地看到，孟子是从“天下”、“国家”、“人
民”的角度立论的。儒家的价值取向是集体主义，他们所理解的个人或“自
我”是融合在社会的“大我”之中的，这同马斯洛的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有
着根本的区别。
管理的目标在于“安人”
管理的目标在于“安人”
正是沿着上述思路，孔子进一步提出：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必须“修
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本来，这里的“人”只限
于统治阶层内部。大概在孔子那个时代，“人”与“民”的称谓还是有区别
的。“人”指上层人物，即社会的统治阶层；“民”则指老百姓，即社会的
被统治者阶层。但这种区别在孔子那里本来就不十分严格，后来更是逐渐泯
灭了。所以，我们可以笼而统之，把“安人”和“安百姓”合称为孔子的“安
人”思想。
细加分析，孔子之所谓“安人”，其对象不仅包括统治阶层内部，而且
也包括被统治者。而在被统治者中，不仅包括一般的百姓，而且也包括鳏寡
孤独老幼病弱这些需要特别照顾的民众；不仅包括境内的“化内之民”，而
且包括境外的“化外之民”。所谓“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是对一
般老百姓来讲的；所谓“老者安之，少者怀之”，这是对特殊民众来讲的；
所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这是对境外之民来
讲的。由此可见，孔子之所谓“安人”的对象是非常广泛的。
在孔子看来，“安人”作为国家管理的最高目标，不但是一般的管理者，
就是像尧舜那样的“圣王”还不一定做得到。孔子说：“修养自己来使所有
的老百姓安乐，尧舜大概还没有完全做到哩！”有一次，孔子的学生子贡问
道：“假如有这么一个人，广泛地给人民以好处，又能帮助大家生活得很好，
怎么样？可以说是仁道了吗？”孔子答道：“哪里仅仅是仁道，那一定是圣
德了！尧舜或者都难以做到哩！”
既然现实中的管理者难以完全做到“安人”，那又为什么要将其树立为
管理的根本目标呢？这正反映了孔子的良苦用心。孔子的目的，正是要把“安
人”作为必须不断朝之努力的方向，对国家管理者予以激励与鞭策。同时，
孔子也正是以“安人”为基调，并与“正己”相合，把“正己安人”作为自
己治国学说的最终归结点。
孔子的“安人”思想对于儒家管理目标的设计，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孟
子的“仁政”目标，荀子的“王制”目标，以及《礼记》中的“大同”目标
等，无一不是以“安人”为其核心的。
“安人”，是“仁政”目标的内核。
孟子所设计的“仁政”目标，其时代背景，是在诸候争雄、社会动荡、
民不聊生的战国中期。当时，从上到下，人们普遍关心的是国家的统一，社
会的安定。适应这一需要，孟子以“不忍人之心”而推出“不忍人之政”，
其目的就在于“安人”。
据《孟子·梁惠王上》记载，有一次梁惠王问孟子：“天下要怎样才能
安定？”孟子回答：“天下归于统一，就会安定。”梁惠王接着问：“谁能
统一天下呢？”孟子回答：“不嗜好杀人的国君就能统一天下。”
其实，“不嗜好杀人”，只是对当时统治者的最起码的要求。孟子的“仁
政”学说，要求统治者“不忍人之心”出发，推行“不忍人之政”，其具体
内容，就是“保民”、“爱民”、“养民”、“教民”、“治民”，而归根
结底，也就是“安民”。孟子指出：“老百姓对于生养死葬都没有什么不满，
那就是王道的开始”；“一般百姓饿不着，冻不着，这样还不能使天下归服
的，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尊敬我家里的长辈，从而推广到尊敬别人家
里的长辈；爱护我家里的儿女，从而推广到爱护别人家里的儿女。一切政治
措施都从这原则出发，要统一天下就像在手心里转动东西那么容易了。”
内容，就是“保民”、“爱民”、“养民”、“教民”、“治民”，而归根
结底，也就是“安民”。孟子指出：“老百姓对于生养死葬都没有什么不满，
那就是王道的开始”；“一般百姓饿不着，冻不着，这样还不能使天下归服
的，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尊敬我家里的长辈，从而推广到尊敬别人家
里的长辈；爱护我家里的儿女，从而推广到爱护别人家里的儿女。一切政治
措施都从这原则出发，要统一天下就像在手心里转动东西那么容易了。”
由此看来，孟子所有关于“仁政”目标的设计，包括他那著名的“五亩
之宅，百亩之田”的养民蓝图，全都是以“安人”为其内核的，正如孟子本
人所表明的：“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
“安人”是“王制”目标的基点。
荀子的“王制”目标，是从统治者（“君王”）的角度制定的。他明确
认为，在“庶人安政”与“君子安位”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
荀子论述道：驾车的马儿惊车，车上的人就坐不稳；被统治的老百姓惊惧政
事，在上位的统治者也坐不安。马儿惊车，就要使它安静下来；老百姓惊惧
政事，则要施之以恩惠。如果老百姓安于政事了，那么统治者的地位也就安
稳了。
在另一个地方，荀子又指出，如果统治者广用人才，那么追求名誉的人
就不会前来攻打，而是前来归附；统治者发展生产，那么追求利益的人就不
会前来攻打，而是前来投奔；统治者讲求礼义，那么抱有怨恨的人就不会前
来攻打，而是前来汇集。这样，国家就像地上的磐石那样安稳，像天上的星
宿那样长久。别人的国家都混乱，我们的国家却得到治理；别人的国家都倾
危，我们的国家却安定；别人的国家都衰败下来，我们就可以起来征服天下。
——在这里，“安民”、“安君”、“安国”三者连为一体。
尽管荀子的出发点是在于“安君”、“安国”，但其落脚点却还是在于
“安人”。他看到了“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安”——“安宁”乃人生的最大
幸福与快乐。因此，在荀子所设计的“王制”目标中，就多次呈现出这样的
图景：“四海之内亲如一家，近处的人不隐瞒自己的能力，远处的人不怨恨
自己的劳苦，不论多么偏僻边远的地方，都没有不愉快地服从王者的管理而
得到安乐”；“天地万物，无不尽其所美，致其所用，上用以装饰君子士大
夫，下用以养育平民老百姓，使之得到安乐”。——在这个“王道乐土”中，
物尽其用，人尽其才，近者尽心，远人归附，真是好一幅乐也融融的“安人”
图画！
“安人”是“大同”目标的主线。
“大同”目标为人们描绘的是这样一幅蓝图：在大道实行的时候，天下
是公有的，所选拔的是有贤德和有能力的人，所讲求的是信义，所修习的是
亲睦。人们不只是爱自己的父母，不只是爱自己的子女。老年人有所安排，
壮年人发挥用处，幼年人得到抚育，鳏寡孤独和残疾人都得到赡养。男子有
职业分工，女子有好的归宿。人们担心财货被丢弃在地上不用，而不是非要
据为己有；担心不能贡献自己的力量，而不是非要为自己谋利。因此，没有
阴谋诡计，也没有盗贼动乱，各家的大门甚至不用关闭。——这就叫作“大
同”。
亲睦。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