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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孔子认为古代这几位大贤，都各有其优点。不仕乱世，也不仕新朝，饿
死于首阳山的伯夷、叔齐，不降低自己的意志，不玷污自己的身份，保持了
自己的清名；柳下惠，少连虽降志辱身，出仕于污浊的朝廷，但不同流合污，
言论得体，三思而行，算个委屈求全的良吏；虞仲、夷逸隐届不仕，横议古
今，立身清高，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个自由自在的隐士。孔子自己则是
“无可无不可”，意即不执一端，不死守一种形式。他既不作伯夷、叔齐那
样纯粹避世的隐士，也不作柳下惠、少连似的委曲求全的良吏，亦不作虞仲、
夷逸那样岩处放言，不负责任的狂人。他绝不抱一走极端，出处进退，全视
时机而定，他既以教书为业，又当过大夫，位至摄相；四处流落，于君不遇，
也被待之厚礼，受聘而不赴。。在齐国不受重视，他捞起正在煮饭的米，义
无反顾地离开了；在鲁国受冷落，也不等脱冕辞职便驾车出走了。但离开鲁
国，却一步三回头，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正如盂子所说：
“可以速而（就）速，可以久而（就）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
也！”又说：“伯夷，圣之清（清高）者也；伊尹，圣之任（负责）者也；
柳下惠，圣之和（随和）者也；孔子，圣之时（适时）者也！”（《盂子·万
章下》）“圣之时者”，即圣人中最能按适时执中原则处事的人。孔子的一
生，恰好是“圣之时者”的生动说明。
时中，又表现为待人处事的权变和灵活。孔子曾说：“可与共学，未可
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
适道，即达到闻道境界；立，即有所建树；权，即灵活性。原则性的内容（或
规定）叫“经”；根据具体情况的灵活措施是“权”。原则性应该遵守，但
死守教条，不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因时制宜，那也不利于事业的成功
和大道的推行。孟子说：“执中而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因）
其贼道，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执中本是孔孟所提倡的，
但执中而不知权变，守着一个方法以应万变的事物，势必圆凿方枘，难以行
通。比如“男女授受不亲，礼也（为经）。嫂溺（淹）而援之以手者，权也。”
（《盂子·离娄上》）灵活机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中庸法则活的灵
魂。孔子在教学中成功地贯彻了这一精神。孔子本以闻道为学习的最高境界，
认为“君子上达（闻道），小人下达（知器）”（《论语·宪问》），“不
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但他并不强求人人闻道，而是根据
智商的高低分别告以不同的内容：“中人以上可以语上（道）也；中人以下
不可以语上（道）也。”（《论语·雍也》）认为：“可与言而不与言，失
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
因材施教，这正是时中之法在教学中的成功运用。
但执中而不知权变，守着一个方法以应万变的事物，势必圆凿方枘，难以行
通。比如“男女授受不亲，礼也（为经）。嫂溺（淹）而援之以手者，权也。”
（《盂子·离娄上》）灵活机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中庸法则活的灵
魂。孔子在教学中成功地贯彻了这一精神。孔子本以闻道为学习的最高境界，
认为“君子上达（闻道），小人下达（知器）”（《论语·宪问》），“不
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但他并不强求人人闻道，而是根据
智商的高低分别告以不同的内容：“中人以上可以语上（道）也；中人以下
不可以语上（道）也。”（《论语·雍也》）认为：“可与言而不与言，失
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
因材施教，这正是时中之法在教学中的成功运用。
孔子的中庸思想，是建立在对矛盾问题比较有正确认识基础之上的产
物，它正视矛盾，不回避矛盾；它承认矛盾有斗争性，因而提出减轻斗争性
的“适中”；它也关注矛盾的同一性，因而欲发展同一性，提出“中和”法；
它也承认矛盾的特殊性，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而提出“时中”法。中庸
思想并不调和矛盾，搞折中主义，相反，它具有坚定的原则性，这个原则就
是礼，认为各阶层都应遵礼守职分，故孔子又提出“中正”法。甚至还认为
掌握中庸分寸的客观标准就是礼，孔子曰：“礼乎礼！夫札所以制中也！”
（《礼记·仲尼燕居》）可见，中庸是有原则的，不是折中的。
重礼轻刑
重礼轻刑
怎样导德齐礼呢？首先是“正名”，然后是劝善。关于正名，孔子曰：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
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
正名，即调整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名分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使相吻合，
名副其实，即孔子对齐景公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亦即荀子的“贵
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孔子主张“求诸己”，要求君、臣、父、
子，还有夫、妇、兄、弟都做与自己名分相符的事，说合乎身分的话，每个
人都在社会分配给他的位置中扮演好恰当的角色，避免社会等级被人们缺乏
修养造成的内耗所打破。荀子说下级服从上级，卑贱服从尊贵，意即每个人
在做好自己分内之事的同时，还要处好与上级（或尊长）的关系，以避免等
级因各阶层、阶级之间的不协调而瓦解。这里，孔子特别注意统治者自身的
表率作用，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子
路》）各级统治者，上级是下级的表率，百官是人民的标竿。统治者是柱子。
人民是影子，影子正不正，就看柱子歪没歪。因此统治者自己应首先做到修
身以德，克己以礼，以自己的道德风范、廉洁精神来表率下级，风化万民。
而不是立足于刑法，忽略治本，而以刑杀为威。更不是上行贪暴，却责下清
廉，上行残忍，而责下忠孝。当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
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
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道理很简单：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正如《说苑·贵德》所云“天
子好利则诸侯贪，诸候贪则大夫鄙，大夫鄙则庶人盗。上之变下，犹风之靡
草也！然则民之盗贼，正由上之多欲！”故屡禁奸而奸不止，屡倡廉而廉无
踪！无怪孔子要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又说：
“苟正其身，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
其次是劝善。劝善，即“齐之以礼”，即“礼乐兴”。因为在孔子那里，
礼以仁义为内容，代表善言善行，仁为爱人，义为尊贤；仁为推己及人，义
为上下等级；仁是广泛的施爱，义是恰当和适度。以仁义内容的礼功用特大，
礼教让人“恭敬庄俭”（《礼记·经解》），故知礼无叛：“子曰：‘博学
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叛）矣夫！’‘（《论语·颜渊》）礼教可
以使人生慈善之心，“使之哀鳏寡，养孤独，恤贫穷，诱孝梯，选贤举能。
修此七者，则四海之内无刑民矣！”（《大戴礼记·主言》）若让礼教形成
风俗，那就更好了。否则，若无礼教之俗，虽重刑亦不可禁。相传孔子打了
个比喻：
礼教让人“恭敬庄俭”（《礼记·经解》），故知礼无叛：“子曰：‘博学
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叛）矣夫！’‘（《论语·颜渊》）礼教可
以使人生慈善之心，“使之哀鳏寡，养孤独，恤贫穷，诱孝梯，选贤举能。
修此七者，则四海之内无刑民矣！”（《大戴礼记·主言》）若让礼教形成
风俗，那就更好了。否则，若无礼教之俗，虽重刑亦不可禁。相传孔子打了
个比喻：
先教后刑
先教后刑
“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按时兑现）
谓之贼。。。’”
在孔子看来，帝王将相，百官公卿，他们的价值不在于会骑在人民头上
作威作福，腐化享乐，也不在于养尊处优，用无形的等级来维系特权。一个
统治者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他们能够为人民谋福利，能想到普通老百姓未
想到的事情，做到普通老百姓做不到的事情。他对人民是组织者，是管理者，
他可以调配好辖下的人力物力来安定社会，尽可能地造福于人民。就像《左
传》上说的那样：即征调徭役不违农时。《尚书·尧典》曰：“食哉唯时。”
即此意。惠民的统治者应当不违农时，在农闲时抽调谣役，做到“岁月日时
无易（错乱），”使其“百谷用成”（《尚书·洪范》）。让人民在保证生
产前提下服役，虽劳之而无怨：“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论语·尧
曰》）
重教，即重视礼教。上文所引的“信之”、“教之”即其事。信之，使
人民相信统治者，这是身教。教之，大概属于言教。儒家认为，人是有理性
的动物，社会应是有秩序的社会，人民应该在社会的秩序中过文明的生活。
教，正是帮助人民认识自己的理性、理解社会的秩序、明白文明的规范的必
要措施。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论语·阳货》）
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
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