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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对这种过分聚敛，过分糜费，不守礼制之中正的行为，孔子是深恶
痛绝的。因为它既紊乱了礼制，混淆了上下关系，不利于等级社会的和谐；
又过多聚敛，重赋于民，影响人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不利于阶级社会的稳
定。但是，出于对礼乐文章的酷爱和对等级森严的维护，孔子也反对过分的
俭朴，认为享受和文饰不称其位，亦有失身份。从前楚国有个贤相，叫孙叔
敖，他个人修养极高，一心为公。不念得失，三得相位无喜色，三已（罢）
之无忧色。才能优异，为相三月，施教于民，吏无奸邪，盗贼不兴。在才干
上和个人品德上无可非议。但他生活太俭朴，“妻不衣帛，马不秣（饲）粟。
孔子曰：“不可，太俭极下。此《蟋蟀》所为作也。’“（《盐铁论·通有》）
《蟋蟀》是《诗经》中的一篇，据诗序说：“《蟋蟀》刺晋僖公也。俭不中
礼，故作是诗以闵（悯）之，欲其及时以礼自虞（娱）也。”诗中的第一章
说：
“蟋蟀在堂，岁聿其暮。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太康，职思其居。
好乐无荒，良士瞿瞿。大意说：蟋蟀室内把身藏，岁末年梢好时光。今日不
欢为何事？及时行乐莫惆怅。享受不要太过分，把握分寸细思量。君子好乐
不荒淫，善良的人啊爱文章。”
好乐无荒，良士瞿瞿。大意说：蟋蟀室内把身藏，岁末年梢好时光。今日不
欢为何事？及时行乐莫惆怅。享受不要太过分，把握分寸细思量。君子好乐
不荒淫，善良的人啊爱文章。”
3 中和——和而不同
中和是正确处理矛盾，使对立的双方既相互对立，相互制约，又相互依
存，相互促进，和谐地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无处不在，
无时不有，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先秦法家看到了矛盾的对立性，将它过分地
绝对化，扩大化，认为不是甲方战胜乙方，就是乙方战胜甲方，不是东风压
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主张采用强硬手段，以严刑峻法镇压人民：“夫
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
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吾以是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
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韩非子·奸劫弑臣》）道家则无视矛盾，
认为矛盾是相对的，可以互相转化，但将转化视为无条件的，绝对的，将转
化的可能性视为现实性，因而根本提不出解决现实矛盾的办法。老子说：“祸
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孰知其极？奇复为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老
子》五十八章）墨家则看到了矛盾的调和性，认为矛盾不分条件，不讲彼此，
都可以和乐地相处，因此，提出“兼相爱，交相利”，“视人之国，若视其
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为彼，犹为己也。”
（《墨子·兼爱》中、下）法家的方法弊病在于扩大矛盾，增加对立，最后
矛盾的双方也就在尖锐的对立斗争中解体和消亡，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同归于
尽；道家的方法回避矛盾，但矛盾仍然存在，没有解决矛盾；墨家的方法，
不讲条件，不分彼此，这不是矛盾对立的实际，因而他们“兼爱”的主张也
是不现实的。唯有儒家，唯有孔子，既看到了矛盾的对立性，又看到了矛盾
的同一性，但也看到了矛盾协调共处的必要性。于是提出了“中和”的方法。
中和既不回避问题，无视矛盾，也不激化矛盾、调和矛盾。它讲究的是对立
面力量的均衡，和矛盾双方的互补。这集中体现在“和同”之辨上，孔子曰：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
什么是和？什么是同？在先秦时代，人们把保持矛盾对立面的和谐叫做
和，把取消矛盾对立面的差异叫做同，和与同有原则的区别。《左传》昭公
二十一年，辨析和与同，说得十分形象：
“公曰：“和与同，异乎？’（晏婴）对曰：‘异。和，如羹（烹调）
焉。水、火、醯（醋）、醢（酱）、梅（酸梅），以烹鱼肉，燀（煮）之以
薪，宰夫和之，齐（调）之以味，济补其不及，以泄（减）其过。君子食之，
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指陈）其否，以成其可；
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乱），民无
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敬）既平。鬷（通总）嘏（大政）
无言，时（于是）靡（无）有争。”
晏婴说，和就像熟调一样，美味是不同的配料互相调节的结果。政治也
如此，君王认为可以的而实际上存在不妥因素，臣子从相反角度将不妥处指
陈出来；反之亦然，君王加以否定的，而实际上存在可取之处，臣子亦指陈
出来，这就使君王更全面、更系统地看待问题、作出决策。这就可以从否定
性负面中吸取补益，克服决策的偏见和局限，达到政平而无乱的效果。相反，
如果君可臣亦曰可，君否臣亦曰否，那就像以水济水，以盐济盐一样，就像
俗语所说的“咸了不掺汤，淡了不掺盐”，不仅调不出美味，而且会将问题
推向极端，使之达到崩溃的境地。那就是“同”的恶果。可悲的是良药苦口、
忠言逆耳，专制统治者愿意听的是阿谀奉承、三呼万岁，而不愿听纵然是利
国、利民、利社稷的忠言极谏。有时虽然出于一种亡国丧邦的恐惧，摇摆招
贤纳谏，实行“民主”政治的样子，实际上叶公好龙，醉翁之意不在酒。而
贪禄利位的大臣也都识趣，每当君王询问政体，商量决策大多唯唯诺诺，点
头哈腰，举手赞成殊不知千虑一失，任何人都不可能一言穷尽真理，任何决
策郁不可能十全十美，准确无误。可中有否，否中有可，正需要人臣们从不
同角度、不同层次加以商议、指出，然后集思广益。修而正之，以臻于完美。
君王不能诚心求谏、倾心纳谏，廷议不过虚应故事，大臣也就敷衍塞责，结
果虽有”民主”的形式却无集思广益的实效。君王不知责之在己，反躬自省，
却百思不得其解，鲁哀公可以说是这种昏庸之君的典型。《韩非子·内储说
上·七术》曰：
如果君可臣亦曰可，君否臣亦曰否，那就像以水济水，以盐济盐一样，就像
俗语所说的“咸了不掺汤，淡了不掺盐”，不仅调不出美味，而且会将问题
推向极端，使之达到崩溃的境地。那就是“同”的恶果。可悲的是良药苦口、
忠言逆耳，专制统治者愿意听的是阿谀奉承、三呼万岁，而不愿听纵然是利
国、利民、利社稷的忠言极谏。有时虽然出于一种亡国丧邦的恐惧，摇摆招
贤纳谏，实行“民主”政治的样子，实际上叶公好龙，醉翁之意不在酒。而
贪禄利位的大臣也都识趣，每当君王询问政体，商量决策大多唯唯诺诺，点
头哈腰，举手赞成殊不知千虑一失，任何人都不可能一言穷尽真理，任何决
策郁不可能十全十美，准确无误。可中有否，否中有可，正需要人臣们从不
同角度、不同层次加以商议、指出，然后集思广益。修而正之，以臻于完美。
君王不能诚心求谏、倾心纳谏，廷议不过虚应故事，大臣也就敷衍塞责，结
果虽有”民主”的形式却无集思广益的实效。君王不知责之在己，反躬自省，
却百思不得其解，鲁哀公可以说是这种昏庸之君的典型。《韩非子·内储说
上·七术》曰：
鉴于此，在处理君臣关系上，孔子大力提倡：“无也欺，而犯之！”（《论
语·宪问》）
犯，即犯颜直谏。一个正直的大臣应事君尽忠，不欺骗君王，要仗义直
言，犯颜极谏。孔子反对那种唯君命是从的人，认为那算不得“大臣”的称
号，最多可算个“具臣”（即徒具其位之臣）（《论语·先进》）。孔子曰：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论
语·学而》）亦是说的中和的意思。
中和的原理即利用矛盾的对立性，调节之以取平衡，这在君臣关系上即
表现为“和而不同”，在施政上又表现为“宽猛相济”。理想的政治是不偏
不倚，行乎中正。但现实中是很难准确把握中正的分寸，不是宽就是猛，因
而补救的措施是“宽猛相济”。《左传》二十一年说：
“郑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治
理）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
之，则多死焉。故宽难。’疾数月而卒。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
盗，取（抢）人于萑荷之泽。大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指子产），不
及（致于）此。’兴徒（发兵）攻萑荷之盗，尽杀之。盗少止。仲尼曰：‘善
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
以济宽，政是以和。’”
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
以济宽，政是以和。’”
4 时中——无可无不可
时中，即适时用中，也就是看准时机，运用中庸的法则处事。《礼记·中
庸》引孔子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即是此意。用中还应视时
间、地点、对象，因时制宜，此即中庸的灵活性。即当行则行，当止则止，
亦即孔子自称的“无可无不可”。在《论语·微子》篇中，孔子历评历史上
的几位大贤说：“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
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
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孔子认为古代这几位大贤，都各有其优点。不仕乱世，也不仕新朝，饿
死于首阳山的伯夷、叔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