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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乎哉？”（《论语·阳货》）另一方面则呼吁世人要以内在的真诚贯注在
客观的礼乐制度之中，故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论语·八佾》）意思是说，若是实践者麻木不仁、缺乏真诚，徒具形式
而僵化的礼乐又有什么用呢？
典章制度是外在的、客观的，实践者的真诚则是内在的、主观的。这两
方面原来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孔子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
彬，然后君子”：外在的制度与内在真诚能够相互配合，才算是文质彬彬。
在孔子的时代里，内在的真诚流失了，外在的制度逐渐成为一个空壳子。因
此，他特别强调内在的“仁”。一个人若是麻木不仁，所言所行只成虚假。
有仁心，才有内在的感动与真诚。
孔子之强调主观面的仁心，其实正是为了充分地实现并成全客观面的礼
乐制度。
归结言之，对于主观面、内在面的强调乃是儒家学问的特色之一。其次，
儒家学问的另一项特色，则在于他们把治乱的责任归诸统治阶层。
由前面的说明可知，对孔子来说，天下大乱的原因在于周礼流为虚文，
而周文之所以疲敝的原因，是由于人在实践上出了问题。归根究底，人要为
乱世负起责任。更确切地说，必须为乱世负起最大责任的人，不是老百姓，
而是统治阶层。
先秦儒家从未把治乱的根源归咎到老百姓的身上，以往曾经有人批评儒
家是替统治阶级说话，他们其实是在为老百姓请命。他们认为，天下之得治
不得治，均决定于统治得当不得当。而统治得当不得当的关键与其说是“法
病”，不如说是“人病”。我们看到，儒家一方面将动乱的根源往内追溯，
另一方面将动乱的责任定位在统治阶层。这是儒家管理思想的两大特色。
先秦儒家从未把治乱的根源归咎到老百姓的身上，以往曾经有人批评儒
家是替统治阶级说话，他们其实是在为老百姓请命。他们认为，天下之得治
不得治，均决定于统治得当不得当。而统治得当不得当的关键与其说是“法
病”，不如说是“人病”。我们看到，儒家一方面将动乱的根源往内追溯，
另一方面将动乱的责任定位在统治阶层。这是儒家管理思想的两大特色。
《贞观政要》一书最能表现儒家思想对统治阶层的影响，其中，君臣都
相互劝勉力行儒家管理之道。例如，论君道，则曰以修身为本；论政体，则
曰以爱民为本。其余如：论任贤、求谏、鉴戒、择官，甚至如：论仁义、忠
义、孝友、公平、诚信、俭约、谦让，都充斥儒家强调德治的色彩。
也许有人会进一步问，这种影响究竟是表面的，或实质的？它影响到的
是管理的口号，或管理的实务？儒家的道理是否只停留在中国人的嘴边，抑
或体现于实际行事之中？
这类疑问，并不是毫无来由的。因为，我们在现实世界里，的确看到许
多言行不一的现象，往往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其间的不一致，有时
甚至可以达到俗话所谓“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程度。
这种言行差距的例子，在历代统治者中比比皆是。因此，我们必须承认，
儒家的理想很难完全落实。既然无法完全落实，为什么一定要讲个不停呢？
对于这个问题，有的人认为，被挂在嘴边的那些儒家的大道理，只不过是某
些人用来装点门面的幌子、遮丑的谎言，甚至是统治者愚民的工具。依此观
点看来，儒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似乎就在于点缀与遮掩，而传统文化中的矫
饰与虚伪即属儒家思想的副产品。事实上，任何一种东西都可能被误用；儒
家思想被扭曲、误用，也不足为奇。儒家之道的正当作用在于作为一种理想，
由此对现实有所“提携”、“转化”，从而“制衡”、“约束”现实中下坠
的力量。
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化过程中一个戏剧性事件。在这场变革中，儒教受
到严重打击。但是，孔子思想并没有在日本消亡。明治维新后，日本为了追
上欧美诸国，积极引进欧美先进科学技术和制度。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又把
孔子的思想引入新体制中，加以利用。制定了三条政策：一、在国民教育中
恢复儒教教育；二、继续举行孔子祭祀典礼，把孔子神化；三、大力开展儒
教研究活动。
比如，近二十年来，NIES（新兴工业经济群）各国和地区中的新加坡，
积极开展学习日本活动，拼命吸收日本式经营。这是因为他们知道日本经济
上取得的成功在于日本的经营方式。亚洲
NIES和
ASEAN（东南亚联盟）近二
十年来惊人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可说是以儒教理论为基础，经不断
努力而有此成绩的最佳例证说明，儒教理论不但适用于经济现代化，而且超
越群伦。他们将社会秩序和儒教的伦理行为规范互相结合，这么地产生了孔
子的经营哲学。这个经营哲学成为
NIES经济发展和成功的基础；同时，对工
业化及产业化的社会，也发挥了功用。例如，韩国一位成功的财阀利用的便
是同族经营的效率性。像日本一些大企业经营成功，也是利用对同一家庭的
感情，因而提高了企业的效率。
时代的呼唤经理人的法宝
时代的呼唤经理人的法宝
在世界各发达国家经济全面衰退的今日，如果能够从现代社会学和哲学
的新观点来看孔子的思想，那么在经营管理方面，便会有新的发现。
孔子说：“仁者，爱人也”。“仁”字虽然只是一个符号，却代表着“软
性管理”的经营思想体系；或是说“以仁为特征的人文管理思想体系”。孔
子的经营管理思想具有实用价值，是一种教人如何在现实社会中生存，如何
增长智慧，如何获得管理成效的学说。
纵观历史上的儒家管理哲学，横看今日的中国及世界，我们不能不感受
到一种启发，即：如何把儒家的管理哲学开发出来，以利于我们正在进行的
经济建设和祖国的飞黄腾达这一宏伟事业？
美国一位汉学家曾预言：“现在已逐渐到了西方文化的没落时代，亚洲
的祖先是‘东方的太阳’（即孔子）。现在，儒家文化非常引人瞩目。为什
么呢？原因是，在日本代表的东亚各国和地区中，儒教文化影响非常大，而
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取得了快速发展，所以引起世界瞩
目。”
21世纪将是亚洲儒家文化的时代，中国将成为
21世纪的经济大国。为
了迎接这一时代的到来，我们有必要整理儒家管理哲学这一国宝。
事实上，儒家管理哲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哲学，注重实用、实实在在、
不尚空谈是它的特点。本书所纳入的儒家管理思想及其管理方法就特别注意
到了这一点。比如，“管理就是治人”、“管理就是协调”等观点，以及儒
家教你如何做人、用人，如何“修身”等等，无一不是实在、朴素又有启发
意义的。这种实用的管理思想与管理方法必将成为经理人的法宝。
“治人”——管理就是关于人的管理
“治人”——管理就是关于人的管理
儒家十分重视人在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礼记·中庸》引孔子的话说：
“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即有贤能的人存在，好的政治
就能实行起来；贤能的人不存在，好的政治就会消灭。在儒家看来，人是管
理活动的中心，有了人才有管理，没有人就无所谓管理了。
儒家管理思想之所以以人为中心，这同整个儒家哲学的人本主义倾向是
分不开的。《孝经·圣治章》引孔子的话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这句话
虽然不一定是孔子的原话，但其中的“贵人”思想却的确是孔子乃至整个儒
家哲学的根本观念。在儒家看来，在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可宝贵的，
人为万物之灵。这一观点体现在管理思想中，那就是必然把人当作管理的主
要对象。在儒家看来，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治人”而展开的。
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荀子从理论上分析了人和法（即规章制度）的关系，
以此为契角来论证这一观点。他指出，只有造成国家混乱的君主，而没有必
定混乱的国家；只有能够使国家安定的人，而没有使国家自行安定的法。例
如，传说中的射箭能手羿，他的射箭方法没有失传，但不是世世代代都有像
羿那样善射的人；传说中的治国圣王禹，他所创立的治国法规仍然存在，但
不是世世代代都有像禹那样的君主。方法与法规归根结底还是依靠人来执
行。“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荀子·君
道》），意即：法是不能自己发挥作用的，依法类推也不能自动进行，有了
善于治理国家的人，那么法就能起作用，否则就不能起作用。
在儒家看来，管理的根本问题还是在于人。
据儒家经典《尚书·皋陶谟》记载：有一次，皋陶和大禹在帝舜面前讨
论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他们提出了“为政”的三项原则：一曰：“修身”
（“慎厥身，修思永”）——即君主要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提高自身的品德
修养。二曰“官人”（“知人则哲，能官人”）——意即要善于发现和使用
人才。三曰：“安民”（“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即要给老百姓恩惠，
使他们得到安定的生活。在这里，人（包括君主、各级官吏和广大老百姓）
是国家管理的基本对象。所谓“为政”就是“治人”，而“治人”在本质上
包括“修身”、“官人”及“安民”三个主要内容。
“以人为本”——“治人”的哲学基础
“以人为本”——“治人”的哲学基础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关于“天地之间人为贵”的思想是值得肯定的。这
一思想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