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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和小弟的湿裤子，真是觉得丢人极了。两个弟弟还气呼呼的嘟着嘴，路人都回头看着我们笑。我又羞又恼，对两个弟弟说：“早知道，你们两个在东安城丢掉就算了，找回来干什么，这么麻烦！”话才说完，想起两个弟弟在东安失散后的凄凉惨状，不禁大大后悔起来，心中一酸，泪水就滴滴落下。小弟见我哭了，就也哭了，用手拉着我的衣襟说：
“你不要哭，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麒麟见我们两个都哭了，眼眶就也红了起来。我在那一瞬间，体会出我是这个家庭的“长姐”，两个弟弟，终生都是弟弟，不论他们怎样，我再也不要和他们分开。于是，我一手揽住一个弟弟，三人一路哭着回家。到了家里，我急忙把两个弟弟藏进浴室里，拚命帮他们两个洗掉嘴上的红圈，就怕父母看到了，会和我一样伤心。
在上海的生活就是这样的。记忆中，属于欢乐的事情实在不多。贫穷会把欢乐从身边偷走。冬天的上海，冷得出奇，我和弟弟们缺乏冬衣，冷得牙齿和牙齿打战。每天三个人手牵手的去上学，经过卖糖炒栗子的摊子，真想买一包糖炒栗子来暖暖手，甜甜嘴，但是，身上没有钱，就是吃不到。学校的同学流行跳橡皮筋，人人手中一大串，只有我没有。那时，心里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串橡皮筋，直到离开上海，愿望都没有实现。说实话，从小，我就在困苦中长大。但是，只有在上海的这段时间，对困苦的感觉特别敏锐。
在上海住了一段日子，因为父亲的收入实在不够维持，（大舅一直想接济我们，父亲隙骄傲的拒绝了。只有大舅母，变着花样，吃的穿的，经常往我们家送。）母亲见这样不是办法，就也去中学里教起书来。这样一来，我就忙了，每天下了课，就飞奔回家照顾小妹妹。我家那张大书桌，已不够我们睡，我们就打起地铺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成了妹妹的小保姆。生活里的喜悦实在不多。但是，也就在那年，我发现了写作的快乐。我写了我生平的第一篇小说《可怜的小青》。父亲读了，似乎颇受感动，他帮我寄给了大公报的儿童版。当这篇稿子登出来之后，我整天捧着那张报纸，兴奋得茶不思，饭不想。把自己这篇短文，读了起码一百遍。可怜的小青，到底写些什么？如今已不复记忆。但，顾名思义，那“可怜的小青”，必然有自我的写照吧！
自从在报上发表了作品之后，我开始迷上写作了。每天下课回家，就涂涂写写。那时，我的小四姨参加了话剧社，演出曹禺的《北京人》。当年，小四姨是个胖妞，很有喜感。虽然不是主角，却是重要的次角。我因此可以拿到招待券，去戏院看小四姨演话剧，是记忆中最快乐的事。看完话剧回家，我居然写起剧本来了。不会分场，我全写“独幕剧”。人物一多就搞不清，我全写“双人剧”。好长一段时间，我乐此不疲，父母看了我的“编剧”，只是笑。因为我的取材，全是父亲与母亲间的“对白”，所谈的问题，全是逃难时的点点滴滴。
我这些“剧本”真可怜，从没有发表过，出版过，当然也没有人演出过。最后，都进了垃圾筒。
我在上海念了一年书，渐渐有了朋友，学会了说上海话，也熟悉了上海的大街小巷。我会一个人逛书店，逛得忘了回家吃晚饭。也会抱着妹妹，去外白渡桥上看船，看落日。每到星期天，就和弟弟们去外滩公园奔跑——以发泄我们在一间房间内无法发泄的体力。
但是，父母的脸色又不对了，上海市的气氛也不对了。物价飞涨，金元券贬值，上海的商店中，发生了惊人的大抢购……这些事情，对幼年的我来说，是根本无法了解的。我惟一熟悉的，是那种紧张的气氛。我知道，战争又逼近了！
果然，战争又逼近了。上次是抗日战争，这次是内战。对我而言，战争代表的就是流浪和苦难。父母脸上又失去了笑容，他们整天讨论着讨论着。最后，父亲决定，把母亲和我们四个孩子，先送回湖南老家去。他继续留在上海，把他未教完的那学期教完。于是，我们离开了刚刚熟悉的上海，又回到了湖南。这是我们第二度回乡，第二次和祖父团聚。两次都在战争的阴影下，两次，湖南都只是我们的中途站，而不是我们长久栖息的地方。
二十九、再度回乡
在衡阳市，我们和祖父重聚了。四个孩子，一排跪下，给祖父磕头。小妹妹还小，不会磕头，母亲扶着她跪下，扶着她磕下头去。上次和祖父离别时，小妹尚未出世，现在，小妹已牙牙学语。祖父拉起了我们，一个个轮流看过去，最后，伸手抱起了小妹。他的头发和胡须都白了。以前那颇为威严的眼光，现在充满了慈祥。他抱着小妹，看着我们，微笑着，哽咽的说了句：“生当乱世，大家还能团聚，真好，真好！”
那时的祖父，一定没有想到，这次的团聚，只是再一次别离的序幕。回到衡阳，母亲认为我们三个大孩子，刚刚开始的学校教育不能中断，于是，把我们送进衡阳市的刚直小学，去继续念书。至于她自己，她又接了一个中学的聘书，那中学离衡阳市很远，而我们全家，依然有无法解决的经济问题。母亲毅然丢下我们三个大孩子，带着襁褓中的小妹，远离衡阳，去教书去了。这是我童年中惟一一段时间，离开了父亲，也离开了母亲。不过，这年的我，已不再是第一次回乡的那个小女孩，我够大了。大得已经能照顾两个弟弟，在他们淘气时阻止他们，在他们伤心时安抚他们。但是，母亲当然不会让我们三人自己照顾自己，她把我们交付给我的表姐王代训，和表哥王代杰。代训表姐和代杰表哥，是我姑妈的儿女。这个姑妈，就是祖父元配夫人所生的女儿。代训表姐那时才新婚，表哥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我们大家在衡阳市租了几间房间住，那房间在一个四合院里，记忆中，那栋四合院名叫“怡园”。
我的代训表姐，是个非常温柔、善良、诚恳而真挚的小妇人，她个子不高，说话声音轻柔，做事小心翼翼。那段时间，她受母亲重托，带我们三个孩子，真正做到了“长姐如母”，却也做得非常非常辛苦。因为小弟的淘气，已经出了名，麒麟脾气火爆，不是和同学打架，就是和邻居动手。只有我比较安静，但是也有我的麻烦，那时我已爱书成癖，一天到晚要买书，母亲留下的生活费实在不多，省吃俭用，勉强维持，哪里还有闲钱买书？我就会为了不能买书，整天眼泪汪汪的。在“怡园”，还有一件事让我记忆深刻。那就是我们的“吃”。原来，母亲叮嘱表姐，无论怎么穷，必须想尽办法，给我们三个足够的营养。于是，表姐就去腌了一大坛的咸蛋。我们的早饭是咸蛋配稀饭，中午是咸蛋配干饭，晚饭是干饭配咸蛋。吃了好几个星期，小弟一端上饭碗就做各种鬼脸，麒麟直截了当大喊不吃咸蛋，我揉揉肚子声称不饿，就离开饭桌去看书。表姐一看不是办法，慌忙去帮我们烧了一锅红烧肉，用荸荠和肉一起炖。锅端上桌，我们三个欢声雷动，举起筷子，才发现锅中没有几块肉，全是荸荠。
生活就是这样“贫困”的。但是，在这种艰苦的生活中，祖父过八十岁大寿，仍然过得轰动而热闹。
祖父那时在衡阳城内教书，为了过寿，提前就回了老家兰芝堂。我们三个和母亲，都赶回了兰芝堂。这一回到兰芝堂，我才知道祖父是多么“德高望重”。许许多多亲友，总有一百多人，都从湖南各地，赶到兰芝堂来为祖父祝寿。兰芝堂张灯结彩，鞭炮声不断的响。因为客人随时随刻的到，兰芝堂中摆起了流水席，虽然酒席不算丰盛，总是祖父的小辈们一番心意。兰芝堂前面有一汪鱼池，养了许多年的鱼，大家都舍不得吃。这时都捞起来以飨宾客。
除了流水席以外，兰芝堂也扎起了戏台子，请来戏班子演戏。乡下人没有什么娱乐，几十里路方圆中的邻居，都赶过来看戏。我杂在人群中，也看得不亦乐乎。当祖父和母亲都累极了，回新屋去睡觉时，我仍然不肯走，小弟和麒麟当然也不走，声称要看到戏散。戏散时已经深夜十二点，祖父的忠仆黄才余带着我们回新屋，他扛着小弟，牵着麒麟，手里提着盏风灯走田埂小路。我已多年没走过田埂小路，一跤就摔进了路边的水田里，弄了一身都是泥。回到新屋，母亲又着急又叹气，因为我只有身上这一套衣服可穿，第二天还要帮祖父接待来宾呢！母亲连夜洗衣服，衣服不干。第二天我只有穿着弟弟的背带裤去给祖父的朋友磕头。
磕头。谈起磕头，祖父的旧规矩不变。见了长辈，我们这三个孩子照例要磕头。别人给祖父拜寿时我们也要磕头答礼，真是磕不完的头。在这个时候，我的表侄儿唐昭学出现了。唐昭学那时读高中，大约十七八岁，是个很憨厚很守规矩，据说，书也念得一级棒的青年。很不幸，他刚好比我们的辈份小了一辈，虽然年龄比我们大了一截，却成为我和弟弟们胡闹的目标！见了长辈要磕头！小弟拉着祖父，跳着脚兴奋的嚷：“唐昭学是不是要给我们磕头？快叫他给我们磕头！我们磕了好多头，才轮到一个来磕还给我们！”
唐昭学不肯磕头，也不肯叫我表姑，别别扭扭的鞠了个躬就逃走了。但是，祖父过完寿，我们回到衡阳继续念书，唐昭学每到假日都到“怡园”来，却成为我最好的朋友。
那一年，我过完了十岁生日，已经很懂事了。十岁以后，是我在衡阳停留的最后一年，（事实上，也是我在大陆停留的最后一年。）许多事在我记忆中都历历如绘，其中，包括唐昭学的笛子。
唐昭学有一支笛子，他随身带着，一有空闲，他就拿出笛子来吹。他吹得非常好。我从小对音乐、戏剧、文学、艺术都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