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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12月，鲁迅应燕京大学学生黄振球之请，作《无题》云：“烟水寻常事，荒村一钓徒。深宵沉醉起，无处觅菰蒲。”荒村钓徒，显然就是鲁迅人生疲惫之际聊以超脱的自况，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位意欲自我麻醉的钓徒终于又在深宵惊醒，再次体会到了“超脱”的短暂与虚妄，于是更深地陷入了无家可归、任水漂泊的自我放逐中。这一番否定之否定，充分显示了鲁迅那清醒、强劲的自我生命意识，那波涛汹涌、起伏不宁的心灵世界。在这里，“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无题》34，05，30）
《鲁迅其书》第四部分鲁迅旧体诗新论（3）
三
从横眉冷对的铮铮傲骨、愤世嫉俗的社会批判到无可奈何的慨然长叹，聊以自慰的超脱，我们也隐约可以见出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走向，那种在往返于入世与出世之间的踯躅彷徨。这里潜藏着儒家的功名进取与道家的避世全身这双重基因。旧诗作为与传统文化亲缘关系紧密的文体，较之小说、散文，好像是格外生动地传达着鲁迅的这一集体无意识。
1900年的《别诸弟三首》是目前所知的鲁迅最早的旧诗。这个时候鲁迅年仅19岁，刚刚就读于南京矿路学堂，尚未接受完整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因而这首“处女作”与我们前文所述的诸多创作不大相同：其命意并不特别复杂，不外是游子乡愁（“日暮新愁分外加”）、少年壮志（“文章得失不由天”），类似意境我们不难从中国古典诗歌中找到。对照鲁迅留日以后的创作，我们或许会把这类早期创作一笔带过，视为不成熟的试笔之作——而我认为，这样一来则可能失去进入鲁迅无意识世界的良机。在某种意义上，一位作家尚未接受理性精神铸造的早期创作往往能暗示出他最习惯的最有典型意义的精神取向，袒露他介入实际人生的态度、欲望与心理；在以后，在理性精神的修饰与强化过程中，原初的冲动可能会得以抑制、变形、组装，但却不会消逝，它还将在某些可能的机会里不断显示其隐秘的影响，并最终是在新的创造工程中打上它所代表的传统力量的烙印。就这样，文学在奔流不息地发展着，而“原型”也层出不穷、亘古常新。
我认为，鲁迅的处女作《别诸弟三首》至少可以给我们两点重要的启示：①鲁迅最原初的诗情冲动恰恰是非常中国化的、指向传统的。②这种传统意义的诗情从一开始就具有双重性：以“乡愁”的方式向“家”收缩，同时又渴望建功立业，渴望在“万里长风”的吹送下向外扩展。在这里，我们不难找到为中国文人所习惯的进取/全身的双重烙印。
自然，如此明显的传统心理烙印毕竟只存在于鲁迅旧体诗的试笔时期。在旧体诗创作的成熟期（大致以留日后算起），鲁迅的“入世”已完成了从“兴业”到“立人”的革命性转换，正如我们在前两部分所阐述的，再难以纯粹传统的讽喻精神来加以概括了。不过，我感到，避世全身的人生态度在以后的鲁迅那里依然得到了较多的保留。
如果说在对人生本质性的恐惧的层次上诞生了全人类共同的“出世——入世”选择，那么这在中西方却大有不同。在中国，兼济天下的儒家与独善其身的道家就其实质都没有脱离于“世”，只不过是对“现世”的不同追求方式——或者是扩展的自我，或者是收缩的自我；在西方则表现为对现世生命的放纵、投入和对纯净的超世俗的精神价值的追求（宗教）。事实表明，包括鲁迅在内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入世”这一向度上较多地汲取了西方文化对自我生命的肯定，也因此较多地超越了传统文化的功名观念，但是，在“出世”这一向度上却始终没有成为西方基督教的真正信徒。关于现代中国文化与西方基督教传统的深刻隔膜，近年来学人多有论述。不妨参见刘小枫〈拯救与逍遥〉、秦家懿、孔汉思：《中国宗教与基督教》等。盘据在这一层面上的观念依旧受到了传统道家精神的浸润。鲁迅就公开讲，他中了“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坟·写在〈坟〉后面》。于是，在鲁迅人生岁月中最烦恼、最苍凉、最疲乏的时刻，他想到的就是“玩一玩”、“改掉文学的买卖”参见《两地书·一三五》。。在他旧体诗作品中也多次出现“醉”境，意欲“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自喻是“荒村一钓徒”，向往着自由与逍遥；“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这首《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也曾引起了多番争论。我以为，鲁迅的本意在于暗示郁达夫抛弃对现实的幻想，寻求个人精神的自由超脱。
自我保存的愿望也构成了鲁迅接受屈原“香草美人”、“椒桂幽兰”原型的期待视野。传统鲁迅旧体诗研究大都注意到了鲁迅诗歌与屈原精神的渊源关系，但是在寻找这种联系时却较多地从忧国忧民的政治抱负的角度加以讨论，我以为这很可能是忽略了问题的实质。鲁迅赞赏屈原“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但又挑剔说：“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于终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坟·摩罗诗力说》。一褒一贬，精神却是一个，即看重个人的怨气、怒气、不平之气，认同于狷介傲岸的人格追求，由此，鲁迅对香草美人原型作了创造性的化用，表现有二：
（1）香草美人意义的泛化与转化。如“所思美人不可见”，显然这里的“美人”不是国君而是广泛意义上的人生、政治理想。又如我们时常论及的《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此诗作于1903年，但香草（荃）自然不是清王朝，而是泛指中国——包括统治者，也包括麻木不仁的广大国民。
与此同时，鲁迅又较多地接受、改造了屈原所开创的“椒桂”原型，借以捍卫自我的独立性，取得在污浊世界的一点自我保存的空间。所谓“椒焚桂折佳人老，独托幽岩展素心。”（《送O。E。君携兰归国》）类似的原型还有湘灵、莲蓬人、越女、秦女等等。
（2）强化了原型所蓄涵着的与现实世界的不调和感、疏离感。湘灵“无奈终输萧艾密”，椒焚桂折，佳人老矣！《自题小像》不仅表示了“血荐轩辕”的决心，还分外醒目地控诉了“寒星荃不察”，故园“风雨如磐”。鲁迅甚至又写到：“洞庭木落楚天高，眉黛猩红战袍。泽畔有人吟不得，秋波渺渺失离骚。”（《无题》32，12，31）就是说，在现代中国，生存的不自由使得即便想做屈原都难了！在这里，我又想起了郭沫若。郭沫若在1938年政治失意后曾作《长沙有感二首》，其一取了与鲁迅《无题》相同的历史原型：“洞庭落木余霜叶，楚有湘累汉逐臣，苟与吕伊同际遇，何因憔悴做诗人？”显而易见，这里亦有一腔怨愤，不过这股怨气主要是通过与历史原型直接的认同表达出来的，属于诗人个人的成分并不多，因而我感到，它终究不如鲁迅的《无题》来得强劲有力。鲁迅在接受历史原型的时候总能投入他自身的许多东西，是按照主体的意志对原型作了新的开掘或转化。这里是不是表明，对历史原型的认同存在着深与浅不同的层次。浅层次的应和是直接的、显性的，而深层次的共鸣则是曲折的、隐性的，但也可能爆发出新的力度。
T·艾略特以讨论诗的“非个人性”著名。他认为，传统在诗歌中具有永恒的意义，但同时又强调说：“传统的意义实在要广大得多。它不是承继得到的，你如要得到它，你必须用很大的劳力。”“历史的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引自《西方现代诗论》；花城出版社；1958。当传统在鲁迅旧体诗中泛漾之时，我们看到的其实并不是无数次重复着的过去而是新鲜的现在，鲁迅让历史进入了现实，让“过去的现存性”显示了力量。“过去的现存性”在鲁迅那里，包括诗人对中国历史“反复与羼杂”循环事实的深刻领悟，而这种领悟本身则是对现实的尖锐批判。当然，这就不是依赖于“承继”而必须“用很大的劳力”。它充分证明，鲁迅对传统的某种“复活”本质上属于一种创造性的“关系重构”，重构不是简单的承袭而是激发，是再造，其内涵也不是单纯的无意识的积淀，而是意识与无意识、理性与感性之间错综复杂的渗透、对抗。而且就是这样，鲁迅也并不完全满意于这样的选择，对于自己的这种用了“很大的劳力”的传统复活同样充满了矛盾与怀疑。
行文至此，我们似乎可以再一次将鲁迅旧体诗与相当数量的现代旧体诗划分开来，并且触及到这个谜团：鲁迅对旧体诗的态度为何矛盾重重？
可以看到，鲁迅旧体诗与相当数量的现代旧体诗颇具差别，这种差别不仅表现在我们前文所述的“自我意识”的强弱上，也同样突出表现在与传统诗学的历史性联系中。相当多的现代旧体诗对传统、对原型取着一种“承继”关系，或者是浅表层地运用原型抒情达志的方便意识；或者是真诚地在无意识的流淌中重返传统，回归原型，比如郁达夫的旧体诗创作。就纯粹旧体诗创作的价值标准而言，我认为郁达夫的旧体诗在新文学旧体诗系统中的地位几乎是无可比肩的，但这样一来，显然也失却了对历史形态自身的清醒认识。没有意识干预的无意识世界固然是晶莹透彻、完好如初的，但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而言，其可供思索的部分较“不成熟”、“不完善”的鲁迅旧体诗就要少一些了。
鲁迅对旧体诗的矛盾心理本质上就源于他那独一无二的“关系重构”，源于在这种重构过程中所难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