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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出心裁’的嘉惠青年文学者的一番深心。”“向来只听得有人抱怨，因为世有所谓批评家害得他们不能自由创作；现在好了，批评家早已被闷住了出不得声。向来又只听得有人诅咒着文坛上有人把持，以致作品不能自由发表；现在也好了，‘自由’有代价了——大洋五块。”
此文一发，苏汶、杨人等立即在《星火》第四期上以本社同人名义发表《警告文学编者傅东华》一文。一方面招认《文艺自由的代价》是对着《星火》他们一伙人的，一方面对傅东华进行了气势汹汹的责难和谩骂，用上了“恶毒的用心”、“‘滑头商人’型的市侩”、“统一文坛的卑劣的野心”、“下流的手段”、“酷毒的破坏”、“狰狞的市侩面目”、“文坛的秦始皇”等等字眼。但文章也不得不承认：“我们《星火》因为是自费出版的缘故，以前曾向社员征收按月三元（暂以三个月为限）的出版费，以作基金，这是事实。”随即又辩解说：“但是我们对于新社员的加入，向来就十分严格，既没有随便拉招，亦不曾公开征求，只以社员的友朋之志于文艺者为限。”而且“出钱的社员的稿件，如内容不佳，仍是不予登载”云云。虽然否认了社员纳钱五元，但也承认了按月向社员征收三元的事实。
苏汶、杨人的攻击左联，由来已久。1932年，苏汶就以“作者之群”的代表自居，攻击左翼文坛“霸占文学”，使得他们这些“第三种人”只好“搁笔”。在国民党对左翼文艺运动进行残酷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之际，他们却向左翼文坛要“创作自由”，为他们“第三种人”争地盘。杨人也在1932年的《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一文中说什么“无产阶级已经举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而且已经有了巩固的营垒”，所以他要“高揭我们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号召同志，整齐队伍，也来扎住我们的阵营”，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分庭抗礼。鲁迅为首的左翼文艺运动，曾对他们展开斗争，使得他们原形毕露。现在，他们改换招牌，打着“诚恳的为文艺而努力的青年”的旗号，以“无名作家”、“新进作家”的保护人的面貌出现，继续攻击左翼文艺运动。因此，对《星火》的揭露斗争，实质上是1932年对“第三种人”斗争的继续。
苏汶、杨人这些人，在文坛上的名声已经很臭，他们除了造谣攻击之外，再也拿不出什么新鲜货色。因此，鲁迅对于他们，比较多的是采取顺笔一刺，剥露原形的战法，如我们在本文开头所引。又如，在《六论“文人相轻”》中，鲁迅在揭露文坛黑暗现象时，又顺手举例，以“有的卖穷和富，说这刊物是因为受了文阀文僚的排挤，自掏腰包，忍痛印出来的，所以又与众不同”，对他们进行了辛辣的嘲讽。为什么说他们是“自掏腰包”呢，因为他们在《星火》“前致词”中说：“我们这刊物是根本没有摸出钞来的老板的；如果非要有老板不可，那么我们的每个同人就都是老板。为筹划开始几期的印刷费，我们的几十多个同人从最迫切的生活费用上三块五块的省下来，逐月积蓄，一直积蓄了几近半年之久，才算够上了我们的预算。”所以鲁迅以“卖穷和富”来概括和讽刺他们。
“倚老卖老”
在《六论“文人相轻”——二卖》中，鲁迅说：“今年文坛上的战术，有几乎是恢复了五六年前的太阳社式，年纪大又成为一种罪状了，叫做‘倚老卖老’。”
五六年前的太阳社式，是指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中，太阳社中有些人，对鲁迅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攻击态度，甚至在鲁迅的年龄上做文章。那么，在1935年，又是谁把年纪大作为一种罪状，不分是非地对老作家进行攻击呢？查清这个背景，对于了解当时的文坛斗争，理解本文都是十分重要的。
经过调查，我们发现攻击老作家“倚老卖老”，见之于1935年《星火》月刊第四期巴山的《文坛三家》一文。而这篇文章，又是对着鲁迅的杂文《文坛三户》而发的。
1935年6月6日，鲁迅发表了《文坛三户》。文章揭露当时的文坛，“从阴暗这方面看起来，暂时大约还要被两大类子弟，就是‘破落户’和‘暴发户’所占据”，而由于“时势的飞速的变化”，一些人“暴发不久，破落随之”，于是又有“破落暴发户”的出现。鲁迅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勾勒了这些作家的本质及其表现特征，并断言，“使中国的文学有起色的人，在这三户之外。”这篇文章，立论深刻，分析透彻，击中了当时文坛的阴暗面的要害，很刺痛了有一些人的。巴山的《文坛三家》就是反应之一。
《文坛三家》一开头，就引了我们在上面所引的《文坛三户》中的话，说是“我于此有感焉，作《文坛三家》”，“那三家？教授作家，版税作家，编辑作家是也。”
《文坛三家》在文中引了许多《文坛三户》中的话，含沙射影，对鲁迅进行攻击。如在谈教授作家时就说：“但文坛上的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者，却并不一定因为他先前总有一点如上所述的凭借，如得了官费出洋留学镀了金镀了银回国以后弄弄笔墨成为作家的人，他就不是凭借着‘祖遗的正在少下去的钱，或是父积的还在多起来的钱’。”
“倚老卖老”是巴山在谈到版税作家时说的，那就更明显地对鲁迅进行造谣、污蔑、攻击了。文章说：“文坛上另有一种作家，自由自在，优哉游哉，出则‘云飞汽车’，住则洋楼整座，不但不用巴结人，而且有人去巴结他，甚至有的还成了‘文坛闻人’，收徒弟作‘老头子’，他是靠版税过活的人，名曰版税作家。这一种版税作家，名利双收，倚老卖老，不干创作，而且利已得，名更重，虽生活已如贵人，言论偏要激昂，而其实正是挂羊头卖狗肉，欺世盗名之辈罢了。”还说什么：“只是一味跟着激昂青年乱喊乱叫”，“在激昂青年看来，大模大样，俨然导师”等等。
这个巴山是谁呢？为什么对鲁迅如此造谣污蔑呢？鲁迅在《六论“文人相轻”》中揭出是“上海的青年作家”。而《星火》社正是以“青年作家”自命的，在《星火》创刊号的“前致词”中写着：“如果有人问起我们是怎样的人，那么我们的答话是很简单的，我们都是诚恳的为文艺而努力的青年。”《星火》的编辑是苏汶、杨人、韩侍桁三人。这个巴山，在《星火》上不仅常有文章，而且每一期上都写有不少补白类的“文坛偶语”，显然不是一般的投稿者。现在查明，巴山，就是《星火》编者之一杨人。
在三十年代的文坛上，杨人是一个颇为有名——臭名昭著——的人物。他1925年混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太阳社，任过《太阳》月刊的主编。左联成立时，他参加了左联，又参加过剧联，还担任过剧联第一任的党团书记。正如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指出的，这是那种“翻着筋斗”的“革命作家”，“激烈得快”，“颓废得也快”。当国民党对左联的压迫、摧残加紧时，他就显出了原形。1933年1月，他在《读书杂志》上公开发表叛党声明《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对党大肆污蔑攻击，宣扬叛徒哲学。其中说：“回过头来看我自己，父老家贫弟幼，漂泊半生，一事无成，革命何时才成功，以湘鄂西苏区的情形来推测，我的家人也不免作饿作叫化子的。还是：留得青山在，且顾自家人罢了！病中，千思万想，终于由理智来判定，我脱离中国共产党了。”并声称“我愿意作个‘第三种人’，而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此后，这个无耻的叛徒与“第三种人”苏汶等混在一起，继续恬不知耻地在文坛活动，或装疯卖傻，或化名攻击，干着破坏左翼文艺运动的勾当。
明白了巴山就是杨人，我们对于《文坛三家》中的造谣攻击就不会感到丝毫的奇怪了。因为这些正是这个“革命小贩”的惯伎。早在他做“革命文学家”的时候，就化名“小记者”，在小报上造谣说鲁迅得了南京政府的文学奖金，大开汤饼会等等。他在左翼阵营中爬开去后，也曾化名柳丝发表《新儒林外史》，自称“小将”，污蔑和攻击“老将”鲁迅。现在他写《文坛三家》，不过是故伎重演罢了。
对于这位杨人，鲁迅曾写了《答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勾画了他的“革命场中的一位小贩”的丑恶嘴脸，指出他的叛党“自白”，“革命与否以亲之苦乐为转移，有些投机气味是无疑的。”又写有《青年与老子》，嘲讽了他的“抛去原有的理想，改做孝子”的叛徒哲学。鲁迅还在《〈伪自由书〉后记》和《〈准风月谈〉后记》中，作为阴面战法之一种，录存了杨人的一些“妙文”，使读者对于“‘改悔的革命文学家’的标本作品”开一眼界。
杨人把鲁迅对于文坛黑暗的揭露批判，用“倚老卖老”来概括之，这是混淆黑白，掩盖黑暗的手段之一。鲁迅在《六论“文人相轻”》中指出：“其实呢，罪是并不在‘老’，而在于‘卖’的，假使他在叉麻将，念弥陀，一字不写，就决不会惹青年作家的口诛笔伐。”正是因为鲁迅坚持对黑暗势力的斗争，包括对杨人之流的揭露批判，这才引得杨人如此狂吠。
在《六论“文人相轻”》中，鲁迅也就在“卖”字上把文章做开去，继续毫不留情的揭露国民党统治下社会上和文坛上的种种黑暗，其中包括《星火》和杨人之流。文中说：“有的卖孝，说自己做这样的文章，是因为怕父亲将来吃苦的缘故，那可更了不得，价值简直和李密的《陈情表》不相上下了。”就是对杨人及其叛党自白的进一步嘲讽和鞭挞。又如，鲁迅说：“有的就是衔烟头，穿洋服，唉声叹气，顾影自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