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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方面，林语堂等竭力宣扬袁中郎的“性灵”说。林语堂的《论文》1933年4月《论语》十五期。和《论文下》1933年11月《论语》二十八期。是两篇系统宣扬“性灵”文学的文章。文中他引了袁氏三兄弟关于“性灵”的许多话，然后加以发挥，说“性灵派文学，是抓住近代文的命脉，而足以启近代散文的源流”，“文章者，个人性灵之表现。性灵之为物，唯我知之，生我之父母不知，同床之吾妻亦不知，然文学之生命实寄托于此。”刘大杰在《袁中郎的诗文观》中也说：“重性灵，这一点，可以说是中郎文学的精髓。性灵便是今人所说的情感和情趣。……文学没有性灵，文学便是死的，譬如人没有灵魂，人也是死的一样。所以中郎对于这一点，特别重视。”与此相联系的，林语堂还宣扬袁中郎“提倡本色之美”，若非出口成章便不是好诗，君非不加点窜便不是好文《说本色之美》，见《文饭小品》第六期。；推崇袁中郎“赏识《金瓶梅》，……是浪漫文学观念之开始，浪漫文学都看重‘才’字‘逸’字。”《说潇洒》，见《文饭小品》创刊号。。林语堂等当时正在提倡小品文，袁中郎的“性灵”小品，是他们奉为楷模的，刘大杰就说：“小品文实为明代文学之精华也，……中郎全集……确有不少绝妙的小品文章。”《春波楼随笔》，见《人间世》创刊号。
鲁迅曾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题未定草》七。袁中郎有潇洒飘逸的一面，但是，更重要的，他还有关心世事的一面。他的性灵文学主张，在反对当时的文学拟古主义潮流中，是很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对于文学的社会作用方面，却是比较的被忽视了的。而林语堂等竭力宣传袁中郎的出世思想，宣扬他的表现士大夫情趣的“性灵”小品，对“性灵”加以唯心主义的发挥，这正如有人宣扬陶潜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并断定陶潜“混身是‘静穆’”一样，是一种对古人的歪曲。当时，在国难当头的严峻时刻，在国民党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残酷处境下，宣扬这些东西，对广大读者起着极其有害的作用。因此，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艺运动，理所当然地对林语堂等人进行了批判斗争。
鲁迅在《买〈小学大全〉记》、《病后杂谈》、《骂杀与捧杀》、《读书忌》等文中，就对他们宣扬“性灵”、歪曲袁中郎、掩盖民族压迫、阶级压迫的血淋淋现实等方面，进行深刻的揭露。鲁迅在《骂杀与捧杀》中指出：袁中郎“这一明末的作家，在文学史上，是自有他们的价值和地位的。而不幸被一群学者们捧了出来，颂扬，标点，印刷……正如在中郎脸上，画上花脸，却指给大家看，啧啧赞叹道：‘看哪，这多么“性灵”呀！’对于中郎的本质，自然是并无关系的，但在未经别人将花脸洗清之前，这‘中郎’总不免招人好笑，大触其霉头。”
《鲁迅其书》第四部分《且介亭杂文二集》注释札记（3）
阿英当时也指出了这一点。他在《袁中郎与政治》1934年《人间世》第七期。中说：“中郎这一顿冤枉，主要的是吃在现世的一般借他作掩护的人身上。他们没有正面黑暗的勇气，没有在白刃当前反抗暴力的精神，于是拖出一个死中郎，来作自己的盾牌。——其实袁中郎尸骨虽寒，遗集宛在，他一生之中，何曾象是一般人，把‘时事’忘却来！”
鲁迅等的揭露，使得林语堂等人“愤慨和狼狈之状可掬。”于是引出了他在《做文与做人》中的我们在本文开头所引的一段妙文。
《招贴即扯》就是鲁迅针对这一段妙文，对于他们歪曲袁中郎的进一步批判。对于林语堂的“骂倒了一切古今人”的怪论，鲁迅揭示了一个极其深刻的思想：“岂但一切古今人，连一个人也没有骂倒过。凡是倒掉的，决不是因为骂，却只为揭穿了假面。”鲁迅这篇文章，做的也就是揭穿假面的工作。他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指出“中郎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人物的人，赞《金瓶梅》，作小品文，并不是他的全部”。从而撕去了林语堂等挂着袁中郎招牌的假面，暴露了他们歪曲袁中郎、贩卖论语派货色的蛀虫本相。
围绕袁中郎的斗争，是当时左翼文艺运动和林语堂等的论语派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招贴即扯》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篇。
“文人相轻”
鲁迅在《“文人相轻”》一文中说：“今年又出了新口号，叫作‘文人相轻’。”
这个提出“文人相轻”的口号究竟是谁？1958年版的《鲁迅全集》未作注释。我们查了一部分当时的报刊杂志，发现“文人相轻”见之于林语堂的《做文与做人》发表于1935年1月《论语》五十七期。一文中，这是他在暨南大学演讲的修订稿。他说：“文人好相轻，与女子互相评头品足相同。世上没有在女人目中十全的美人，一个美人走出来，女性总是评她，不是鼻子太扁，便是嘴太宽，否则牙齿不齐，再不然便是太长或太短，或太活泼，或太沉默。文人相轻也是此种女子入宫见妒的心理。军阀不来骂文人，早有文人自相骂。……于是白话派骂文言派，文言派骂白话派，民族文学派骂普罗，普罗骂第三种人，大家争营对垒，成群结党，一枪一矛，街头巷尾，报上屁股，互相臭骂，叫武人看见开心，等于妓院打出全武行，叫路人看热闹。”
我们知道，30年代文艺战线的阶级斗争异常激烈。林语堂所说的文言派、民族文学派、第三种人，都是当时反对左翼文艺运动的反动文艺派别。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艺运动和他们的斗争，正是30年代文艺战线上的重大的阶级斗争。林语堂把这些斗争统统称之为“文人相轻”、“互相臭骂”，甚至比之于女子的入宫见妒，妓院中的嫖客相打，这不仅是混淆黑白，而且是有其险恶用心的。
其实，林语堂所举的“互相臭骂”的事例中，有意地回避了当时左翼文艺运动对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的斗争。我们前面说过，30年代，林语堂主编《论语》、《人间世》等杂志，提倡“幽默”、“闲适”的小品文，装出一副超然物外的样子，其实是在尽着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粉饰太平、麻痹人民斗志的帮闲职责。鲁迅在这时期写了许多与论语派斗争的文章，揭露了他们“将屠户的凶残化为一笑”的反动本质。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林语堂跳了出来，把文艺上的斗争统统污蔑为是没有是非曲直的“文人相轻”，妄图以此为已经被揭露得声名狼藉的反动文艺派别（包括他自己的论语派）招魂，影射和攻击左翼文坛对反动文艺派别的斗争是一种不能容人的宗派主义，吓退那些入世不深、阶级斗争观念不强的文学青年，使之不敢坚持文艺领域的斗争。
但是，宣扬“文人相轻”的无是非观的论客，其实是有他自己的是非爱憎的，反对“文人相轻”的论客，其实也要“相轻”的。鲁迅在《“文人相轻”》中说：“对于这风气，口号家很愤恨，他的‘真理哭了’，于是大声疾呼，投一切‘文人’以轻蔑。”“风气”，指的是文艺领域的斗争。且看他是如何“投一切‘文人’以轻蔑的。”在《做文与做人》中，林语堂似乎是骂遍了一切文人，他骂名士派，骂唯美派，骂激昂派。但是，他所攻击的主要对象，却是十分清楚的。他说：“文人自己鲜廉寡耻，怎么配来讥讽政府鲜廉寡耻。你骂政客官僚投机，也得照照自己的脸孔，是不是投机。你骂政府贪污，自己就不要扣稿费，不要取津贴。将来中国得救，还是从各人身体力行自修其身救出来的，你骂官僚植党营私，就得看你自己是不是孤群狗党。”请看，林语堂的是非爱憎是多么鲜明啊！他“所是和所爱”的，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官僚政客；他“所非和所憎”的，正是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左翼作家和进步作家。
鲁迅揭露得好：“‘轻蔑’，他是最憎恶的，但因为他们‘相轻’，损伤了他理想中的一道同风的天下，害得他自己也只好施行轻蔑术了。”林语堂“理想中的一道同风的天下”，就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太平盛世”，由于左翼作家的斗争——用林语堂的话来说，就是“相轻”、“臭骂”——使得林语堂十分耽心国民党及其反动文人被“骂完”，于是，这个标榜“闲适”、“幽默”，憎恶“轻蔑”的帮闲文人，按捺不住跳出来，“施行轻蔑术”，泼妇骂街似地破口大骂了。
经过鲁迅的剖析，彻底暴露了“文人相轻”论的混淆黑白、掩护黑暗的反动性和极端虚伪性，也彻底暴露了林语堂的“挂着羊头卖狗肉”的国民党帮闲文人的丑恶嘴脸。
“语录”
30年代，反对白话文的，除了汪懋祖等的“文言复兴”派外，还有提倡语录体的论语派的林语堂。
鲁迅在《再论“文人相轻”》中说：“白话文中，有些是诘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