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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这已经都写在帐上，一翻就明白”。这就深刻地阐明了沙皇的专制统治和血腥镇压，激怒了并且从反面教育了革命人民。所以，革命胜利就要导致被压迫阶级对压迫阶级的专政，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的必然规律。很明显，《华盖集》及其“续编”中一再闪耀着的批驳“赤化”说的思想火花的深刻意义，我们透过这些序言和后记，不是看得更清楚了吗？
《鲁迅其书》第四部分论《华盖集》及其“续编”（3）
从抨击“正人君子”到批判“研究系”论客
在思想战线上，《华盖集》及其续编始终贯穿着对“现代评论”派“正人君子”的斗争。随着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深入发展，鲁迅的眼光已经远远越过这些“正人君子”的范围，尤其是在重大的政治事件和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他虽然不放过对陈西滢之流的揭露，但更多地注意到当时政治舞台上一些最有害的反动势力，如研究系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反动舆论。通过无情的批判，显示出自己的政治态度。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这是我国当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各界人民深感悲痛，连段祺瑞也不得不表示态度。可是，反动政治团体研究系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通过它所控制的报纸——北京的《晨报》和上海的《时事新报》，连续发表文章，放肆地糟蹋革命先烈，尤其是梁启超的答《晨报》记者问《孙文之价值——梁任公谈话》；《晨报》1925年3月13日。和《时事新报》发表的《孙文真死矣》《时事新报》1925年3月13日。的署名评论，更是极尽咒骂、中伤之能事。前者诬蔑孙中山联合段祺瑞等北洋军阀，“为目的而不择手段”，“无从判断他的真价值”。后者攻击孙中山精神“死已久矣”，甚至诬陷他为：“勾结军阀之孙文也，媚俄媚日之孙文也，恃红党宣传费以生活之孙文也，烧杀市民之孙文也，包庇土匪之孙文也，蹂躏人民自由十倍于军阀之孙文也”。在全国人民中具有崇高威望的孙中山先生，岂容肆意诬蔑！鲁迅很快就在《战士和苍蝇》中作出回答，他严正指出，孙中山是个“伟大的人”，他“不是神道，不是妖怪，不是异兽”，自然也有“缺点和创伤”。然而，那些恶意攻击孙中山的论客，自以为完美无缺，其实只是嗡嗡叫的苍蝇而已，“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在“五卅”运动中，各阶级、阶层的代表人物都要出来表态，宣传他们的观点。鲁迅反帝思想的耀眼火花就是在批判种种错误、反动思想中迸发出来的。这期间，《晨报》和《时事新报》连续发表署名社论和评论，如《英日两国宜速猛省》、《正告各友邦》、《论上海英捕枪杀学生案》、《辟赤化说并正告外人》，同时，梁启超、张国淦、顾维钧等还联名发表“宣言”这些文章分别见《晨报》1925年6月5日、6日，《时事新报》1925年6月7日，《晨报》，1925年6月8日。。这些社论和“宣言”，立论虽有不同，但基本上都是站在帝国主义的朋友的立场，劝告英、日帝国主义放下屠刀，否则将“生其他重大缘故，彼时又果为英日两国之利耶？”他们对帝国主义苦口婆心，说什么“言尽于斯，其熟图之。”“不能不再有一言为各友邦进也。”他们还反对“打倒帝国主义”这个口号，反对对帝国主义采取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主张“通告美法意葡德俄等国，请其主持公道”，甚至提出“在现状之下，此项大问题应该用友谊的磋商，同情的谅解，同双方的和衷来解决”。面对这类谬论，鲁迅尖锐地指出，“因为公道和实力还没有合为一体，而我们只抓得了公道，所以满眼是友人，即使他加了任意的杀戮”。他反对单纯依靠外交和法律的途径，强调要依靠实力，“抽刃而起”，坚持长期的反帝斗争《华盖集·忽然想到（十至十一）》。。应该指出，鲁迅的批判直接是针对《京报》上某些错误言论的，但研究系所鼓吹的妥协、投降思想，在“五卅”运动中是一股具有代表性的反动逆流，所以，鲁迅的批判锋芒也是指向他们的。
“现代评论”派“正人君子”的言论，跟研究系如出一辙，他们诬蔑反帝爱国运动和辱骂爱国群众。陈西滢竭力反对中国人民用武力反抗帝国主义，认为只能通过和平的“据理力争”，攻击群众的反帝斗争与“拳匪的一味横蛮通是一样的不得当”《闲话》，《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二十九期（1925年6月27日）。。北京部分群众对美国兵野蛮殴打中国巡警和车夫表示了一点软弱的反抗，他竟然斥责群众说：“打！打！宣战！宣战！这样的中国人，呸！”《闲话》；《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八期（1925年8月29日）。对这种认为“中国人该被打而不作声”的洋奴逻辑，鲁迅愤怒地痛斥说：“这样的中国人，呸！呸！！！”《华盖集·并非闲话（二）》。徐志摩则嘲笑中国人民在“五卅”运动中提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是什么“时行的口号”，鲁迅尖锐地揭露说：“莫非从‘诗哲’的眼光看来”，“中国应该欢迎帝国主义的么？”《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这就把这些人为虎作伥的面目彻底揭露出来了。
如何认识和对待“三一八”惨案，北京知识界、舆论界的壁垒是很分明的。以《京报》为代表的进步舆论，迅速地报道惨案真相，大量刊登殉难者惨死的照片，揭露、控诉段祺瑞政府的滔天罪行，悼念死难烈士。然而，以《晨报》为代表的报纸却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晨报》在新闻报道里，公然造谣诬蔑群众，为段祺瑞辩解说：“当群众至国务院，卫队关闭铁栏，群众木棍手枪向卫队射击，卫队始开枪向空中告警，约十余分钟始停，群众犹不去，大呼反攻，卫队始实枪弹，向群众射击，遂演此惨剧”。这里，群众简直成了暴徒，卫队倒是谦谦君子，被迫自卫。《大同晚报》报道的腔调与《晨报》别无二致，在评论中还胡说“徐谦在天安门传布共产主义”，“此惨剧，实共产党藉此机会以嫁祸于群众所致”转引自明星的《警告荒谬绝伦的报纸》。《京报副刊》1926年3月23日。至于《甲寅》周刊更极尽造谣惑众之能事，说什么群众“闯袭府门”，“手持木棍，间挟手枪，甚且抛掷炸弹，或擎火油准备泼灌”；诬陷“共产党假借名义，扰乱治安，若不严加惩创，后患将不堪设想”《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三十四号（1926年3月23日）。，阴谋挑动北洋军阀大兴党狱。同时，《晨报》还接连发表文章和社论，在谴责段祺瑞的幌子下，矛头指向“群众领袖”，为段祺瑞开脱罪责。他们有的诬陷“群众领袖”“必欲置千百珍贵之青年于死地”，胡说“共产派诸君故杀青年，杀图利己，亟宜一致主张，将此类高级流氓驱逐出国，或课其自杀以谢青年”林学衡：《为青年流血问题敬告全国国民》；《晨报》1926年3月20日。；有的攻击“群众领袖”煽惑、诱骗群众去请愿，自己则于天安门散会后，“一车疾驰，不知去向”，所以，“吾纯洁爱国之百数十青年即间接死于若辈之手”渊泉：《群众领袖安在》；《晨报》1926年3月22日。。我们知道，段祺瑞在“通缉令”里早就颠倒黑白，造谣惑众，诬陷共产党，嫁祸群众领袖，这些论客的谰调，只是段祺瑞“通缉令”的翻版而已，充分暴露了他们帮凶者的可耻嘴脸。
鲁迅为惨案所写的几篇战斗杂文，在控诉段祺瑞、哀悼烈士、揭示惨案意义的同时，无情地揭露了这些论客的卑劣。他愤怒地指出，在“各种评论中，我觉得有一些比刀枪更可以惊心动魄者在。这就是几个论客，以为学生们本不应当自蹈死地。”《华盖集续编·“死地”》。“就我所眼见的而论，凡阴谋家攻击别一派，光绪年间用‘康党’，宣统年间用‘革党’，民二以后用‘乱党’，现在自然要用‘共产党’了。”《华盖集续编·可惨与可笑》。“有些东西——我称之为什么呢，我想不出——说：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华盖集续编·空谈》。这里矛头是指向研究系论客的，表现了鲁迅极度的革命义愤！
研究系是个依附北洋军阀的反动派系，在政治上，它有相当大的活动能量，在思想战线上，它控制了一些颇有影响的大报，如《晨报》和《时事新报》。在大革命期间爆发的多次反帝反封建运动中，它所控制的舆论工具都作了充分的表演，充当了帝国主义和段祺瑞政府的“诤友”和帮凶。然而，以研究系为代表的这类反动舆论，却往往被人所忽视，因此，鲁迅对它的揭露和批判，就更具有重大的思想意义，显示了他敏锐的政治眼光和疾恶如仇的革命精神！尽管他在批判研究系的文章中并没有公开点名，但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却是不止一次点明了研究系的，在这些信中，他明确表示了要“痛击”研究系的坚决态度。1926年10月20日的信中说：“研究系比狐狸还坏”此信即《两地书》中的第五十八信。《两地书》公开出版时这一段被删去了。文中所引见《鲁迅手稿全集》书信第二册第六四页。。同年11月1日的信中说：“研究系应该痛击，但我想，我大约只能乱骂一通，因为我太不冷静。他们的东西一看就生气，所以看不完。结果就只好乱打一通了。”此信即《两地书》中的第六十六信。《两地书》公开出版时这一段被删去了。文中所引见《鲁迅手稿全集》书信第二册第八○页。同月七日的信中说：“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研究系加以打击，至多无非我不能到北京去，并不在意。”此信即《两地书》中的第六十九信。《两地书》公开出版时，此处有所修改，“研究系”三字被改为“绅士们”三字，参看《鲁迅手稿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