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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同时,为了培养青年,寻找生力军,他创办了《莽原》,为青年提供阵地,鼓励他们“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两地书》第八、十七封信。。
鲁迅在正面投入“女师大风潮”斗争之前,杂文的锋芒是对准封建文化思想的。《华盖集》开头两篇《咬文嚼字》和《青年必读书》,前者揭露不少人头脑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后者反对青年钻入故纸堆,强调“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引导青年参加实际斗争。两篇短文发表后,竟然引起轩然大波,“署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骂信,收了一大捆”《华盖集·题记》。。这些“豪杰之士”,大抵都是遗少一类的青年。封建思想的病菌侵袭了许多青年的肌体,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因此,“蔑弃古训,是刻不容缓的了。”《华盖集·北京通信》。“不革新,是生存也为难的,而况保古。”“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针对北洋军阀和复古派要把中国变成一个大古董,把青年培养成苟活的废物的阴谋,鲁迅大声疾呼:“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可诅咒的时代!”《华盖集·忽然想到(五至六)》。那时的文化思想领域,充塞着封建主义的“国粹”和帝国主义的“舶来品”,两种文化结成了反动同盟,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长城。鲁迅为此在《长城》中指出,历史上的长城早已成为古迹,但思想上的长城却严重地阻碍人们的前进,启发人民起来进行思想革命。
大革命时期,鲁迅已经较多地接触和学习马列主义,并开始注意苏联文艺界关于文艺政策等问题所展开的激烈辩论,以及有关苏联文学的著作。与此同时,在党的领导下,南方革命运动已成燎原之势,正在积极准备北伐战争。这些主、客观的新因素,促进了鲁迅认识的发展,对于如何改革中国社会问题,他不再停留在思想革命上,而萌发了通过暴力革命改革社会的思想。
1925年5月7日,北京学生拟在天安门召开纪念“五七”国耻和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遭到了段祺瑞政府的武力镇压。下午被迫改在神武门开会,会后结队赴章士钊住宅质问禁止学生参加爱国运动的理由,结果与巡警冲突,被捕十八人。第二天,鲁迅就在《北京通信》中评论说:“昨天闹了一个小乱子,许多学生被打伤了;听说还有死的,我不知道确否。其实,只要听他们开会,结果不过是开会而已,因为加了强力的迫压,遂闹出开会以上的事来。俄国的革命,不就是从这样的路径出发的么?”合法的和平集会,遭到残暴的镇压,就必然会发展成为非法的激烈的反抗。这是鲁迅从十月革命中所得到的启示。4月8日,鲁迅跟许广平的通信中说:“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4月14日,他在肯定宣传在革命过程中作用的同时,又强调指出:“当时和袁世凯妥协,种下病根,其实却还是党人实力没有充实之故。所以鉴于前车,则此后的第一要图,还在充足实力,此外各种言动,只能稍作辅佐而已。”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改革社会最快的是通过暴力革命。其次,革命党人必须直接掌握革命武装。辛亥革命虽然是暴力革命,但依靠的是清朝新军的起义和会党的武装,孙中山自己没有军队,最后不得不与拥有强大武装的袁世凯妥协,导致革命的失败。第三,革命党人掌握武装,充足实力是“第一要图”,其他宣传等各种言动,只能作为辅佐。显然,这里已经把思想革命放到从属的辅佐地位了。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批判的武器”终究要被“武器的批判”所代替。鲁迅这时之所以能从辛亥革命失败中总结出这样的教训,之所以能产生“改革最快”的是“火与剑”的新认识,是跟他对北洋军阀反动本质的深刻认识,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对十月革命认识的深化,以及对苏联情况的更多了解有直接关系的。当时,北洋军阀政府对苏联的实际情况,竭力封锁,肆意歪曲。为了使中国人民了解苏联的文艺运动,鲁迅积极支持共产党员任国桢翻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的出版,并于1925年4月12日为其写《前记》,开头就说:“俄国既经1917年10月的革命,遂入战时共产主义时代,其时的急务是铁和血,文艺简直可以说在麻痹状态中。”短短几句话,显示鲁迅对诞生不久的苏维埃社会的实际情况,已有了一定的了解,末了还特别指出:“别有《蒲力汗诺夫与艺术问题》一篇,是用Marxism(按:即马克思主义)于文艺的研究的,因为可供读者连类的参考,也就一并附上了。”
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激起了声讨段祺瑞罪行的怒潮。鲁迅把这一天叫做“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为了揭露段祺瑞、悼念烈士、抒发自己的悲愤,他在二十天内,奋笔写下《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可惨与可笑》、《记念刘和珍君》、《空谈》、《如此“讨赤”》和《淡淡的血痕》第七篇战斗杂文和散文诗。头一年学生纪念“五七”国耻,集会游行,出了个“小乱子”;本年三月十八日,学生为了反对日本等帝国主义横蛮干涉中国内政,举行游行请愿,结果出了个大乱子,死伤二百来人,酿成了学生运动史上的空前大惨案。鲜血淋漓的现实,使鲁迅认识到对于凶残的段祺瑞政府,和平请愿是无用的。然而,“杀人者所显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够儆戒后人,使人民永远变作牛马”《华盖集续编·“死地”》。,他坚信“将来的事便要大出于屠杀者的意料之外——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因此,鲁迅反复强调,“世界的进步,当然大抵是从流血得来。”《华盖集续编·“死地”》。“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是需要付出大量鲜血的;显然,在他看来,要改革社会,推翻北洋军阀统治,不能依靠徒手请愿,而必须通过有组织的革命斗争。烈士的牺牲将“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华盖集续编·空谈》。。“别种方法的战斗”,其含意就是指这种斗争直到武装革命,也就是“火与剑”。3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为段祺瑞屠杀人民而发表了告全国民众书,指出“惟一的办法只有实际的行动”,号召人民立即团结起来,进行“武装和革命”《向导》第一四七期(1926年3月27日)。,打倒北洋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鲁迅的认识是符合党所指引的方向的。
《鲁迅其书》第四部分论《华盖集》及其“续编”(2)
从反对文化侵略到强调实力反帝
大革命时期,鲁迅一边揭露帝国主义分子打着考古的旗号,大量盗窃我国古代文物的行径,一边抨击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他愤慨地指出:“中国废止读经了,教会学校不是还请腐儒做先生,教学生读《四书》么?民国废去跪拜了,犹太学校不是偏请遗老做先生,要学生磕头拜寿么?外国人办给中国人看的报纸,不是反对五四以来的小改革么?而外国总主笔治下的中国小主笔,则倒是崇拜道学,保存国粹的。”《华盖集·忽然想到(五至六)》。帝国主义别有用心地推行封建奴化教育,反对中国改革,竭力宣扬中国的“固有文明”,目的就是要让中国永远变成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新民主主义论》。
血染南京路的“五卅”惨案,擦亮了中国人民的眼睛,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风暴,席卷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的宣言,强调由“英日帝国主义之大屠杀而引起的全上海和全中国的反抗运动之目标,决不止于惩凶、赔偿、道歉等‘了事’的虚文,解决之道不在法律而在政治,所以应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向导》第一一七期,(1925年6月6日)。党所指出的反帝斗争的方向,引导着运动迅猛地向前发展,沿着或背离这个方向,是“五卅”运动中两种思想斗争的集中反映。
其时,正在“女师大风潮”中与北洋军阀、陈西滢之流酣战的鲁迅,也把注意力集中到这场伟大的斗争中来。面对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已经不是谈论文化侵略的时候,所以他在《忽然想到(十至十一)》等杂文中,深入揭露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旗帜鲜明地阐明自己对反帝斗争的认识和态度。首先,鲁迅揭穿了帝国主义文明的假面具,指出帝国主义屠杀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暴行,那是“向来如此的,并非到现在才将假面具揭下来”;“公道和武力合为一体的文明,世界上本未出现”。帝国主义依仗武力,横行霸道,我们反帝就不能依靠“空手鼓舞民气”,“必须同时设法增长国民的实力”。对帝国主义讲公道,乞求,都是无济于事的,因此我们“早该抽刃而起,要求‘以血偿血’了”。其次,反帝不仅要靠实力,而且要准备长期斗争,这次“对手又是坚强的英人,正是他山的好石,大可以借此来磨练”。反帝斗争是艰巨的任务,要准备“共同抗拒,改革,奋斗三十年。不够,就再一代,二代”的干下去。几十年,从历史发展的长河上说,只是一瞬间,“此外实没有更快的捷径”。第三,反帝斗争要分清敌友,不要盲目排外。对帝国主义分子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