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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可笑，但他们主观上是真诚的，而且自以为很正直。因此对于他们看不惯的背离他们所信的先王之道的现实，就不能不有所不满；即使逃到首阳山也“不肯超然”，不但“有议论”，而且“还要做诗”，“还要发感慨，不肯安分守己”；“不但怨，简直骂了。”但这种不满又是十分软弱无力的，不但毫无实际效果，只落得饿死的下场，而且周武王也正是以恭行天罚、推行王道为号召的；那个投靠武王的小丙君竟然谴责他们“撇下祖业”，不是孝子；“讥讪朝政”，不像良民，有违“温柔敦厚”的诗道，“都是昏蛋”。究竟谁的行为符合所谓先王之道呢？鲁迅曾经说过，历代的阔人读了一点记载先王之道的大书，就“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只有几个胡涂透顶的笨牛，真会诚心诚意地来主张读经。”“况且既然是诚心诚意主张读经的笨牛，则决无钻营，取巧，献媚的手段可知，一定不会阔气；他的主张，自然也不会发生什么效力的。”《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伯夷、叔齐就是这种“胡涂透顶的笨牛”式的角色，他们不像小丙君那样“聪明”，竟然“身体力行”起他们所信的先王之道来，迂腐而又正直，结果只能表现为消极无力的反抗，陷于“通体矛盾”之中。鲁迅在写他们的软弱迂腐的性格的时候，不但写他们到处遇到轻蔑和讥刺，而且还写了他们自己的一些偶然闪现的与他们自己的信念相矛盾的心理活动。当伯夷在首阳山上由于多嘴，把他们“让位”和“不食周粟”的原委传播开去、结果惹来麻烦的时候，叔齐心里想：“父亲不肯把位传给他，可也不能不说很有些眼力。”原来他内心深处对父亲要把王位传给自己还感到相当满意，这是同他的礼让友悌的一贯信念有矛盾的。又据阿金姐说，当老天爷吩咐母鹿用奶去喂他们时，叔齐一面喝着鹿奶，一面心里想：“这鹿有这么胖，杀它来吃，味道一定是不坏的。”这不正是他们一向反对的以怨报德、有违恕道的吗？其实这正说明他们真诚地相信先王之道那一套是矫情。为父亲赏识而自慰，因腹中空空想吃肉，这本来是常情；只是他们平日在努力压抑自己的感情和愿望，使之符合先王之道的准绳，这正说明先王之道本身的伪善性质，而他们则不能不成为迂腐可笑的笨牛式的人物了。
在《采薇》里，真正懂得先王之道精髓的并不是伯夷和叔齐，而是他们的对立面：周武王，小丙君，乃至华山大王小穷奇。周武王是打着推行王道、“恭行天罚”的旗号伐纣的，在“血流漂杵”之后又“归马于华山之阳”，博得了“王道的祖师而且专家”《且介亭杂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二），关于中国的王道》。的美名；一直到鲁迅写《采薇》的年代，不是从日本侵略者、国民党统治者，一直到胡适，都在喧嚣着要提倡王道吗？而一些自以为正直的知识分子，虽对黑暗现实有所不满，但只能在“有所不为”的无力抗议中自我安慰，结果当然不能不陷入“通体矛盾”的悲剧。鲁迅曾指出：“倘说先前曾有真的王道者，是妄言，说现在还有者，是新药。”“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且介亭杂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二），关于中国的王道》。王道的这种实质，那些卖力提倡的人都是心照不宣的，包括那个让人把夷齐从马前拖开去的周武王；只有夷齐这一类软弱的知识分子，才会产生逃避和不合作的要求和悲剧。鲁迅曾质问过那些以“有不为”名斋的人说：“‘有所不为’的，是卑鄙龌龊的事乎，抑非卑鄙龌龊的事乎？”《集外集拾遗·有不为斋》。可见重要的在于辨清事情的是非和性质，而这正是一些对现实采取逃避态度的知识分子所不敢正视的。鲁迅对伯夷、叔齐的批判态度是十分严峻的，但都有文献上的根据，并没有丑化他们，也没有使之“现代化”，但其思想意义仍然是非常深刻的。在《论“第三种人”》一文中鲁迅曾说：“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是没有的。”这也就是夷齐不能不“缩做一团”地饿死在山洞里的根本原因。
小丙君和小穷奇都是鲁迅创造的喜剧性人物。他们也讲王道，而且思想性格上并无矛盾，从他们身上反倒可以看出所谓先王之道的真谛和实质。这位“首阳村的第一等高人小丙君”，“原是妲己的舅公的干女婿”，在纣王下面“做着祭酒”，当他看到纣王大势已去，便果断地“带着五十车行李和八百个奴婢”到武王那里去“投明主”。他慷慨激昂地高谈“温柔敦厚才是诗”，高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称武王为“圣上”，骂夷齐不是“良民”；这种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的见风转舵的人物，不正是“先王之道”的勇敢的捍卫者吗？而华山大王小穷奇，尽管干的是杀人越货的勾当，却口口声声“小人们也遵先王遗教，非常敬老”，甚至在动手抢劫时还说什么“恭行天搜”、“瞻仰贵体”，他也在认真地躬行先王之道哩！鲁迅用这种喜剧性人物的极度夸张的语言，尖锐地揭示出先王之道的骗人的和掠夺性的实质。从小丙君、小穷奇的伪善言行的对照中，就越显出伯夷、叔齐的“真诚”的迂腐与可笑。在小说的结尾，作者创造了一个婢女阿金，她“大义凛然”地对夷齐说：“你们在吃的薇，难道不是我们圣上的吗？”她的话一下子戳破了这幕自欺欺人的喜剧，于是夷齐只能为他们所笃信的那套思想殉葬了。
茅盾很欣赏《采薇》的艺术成就，他说：“《故事新编》中的《采薇》无一事无出处，从这样一篇小说就可以窥见鲁迅的博览。”“《采薇》却巧妙地化陈腐为神奇（鹿授乳、叔齐有杀鹿之心、妇人讥夷齐，均见注《列士传》，《古史考》，《金楼子》等书，阿金姐这名字是鲁迅给取的），旧说已足运用，故毋须再骋幻想。”《茅盾评论文集（上）·联系实际，学习鲁迅》。鲁迅并不反对“博考文献”，只是着眼点在于不“将古人写得更死”，即写出活的人物形象来。《采薇》的情节皆有所本，主要人物伯夷、叔齐的言行符合文献记载，鲁迅将各种材料精心地组织起来，赋以新意；虽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但仍然是写古代史实的历史小说。鲁迅重在写人物，即如伯夷、叔齐两人，在性格上作者也把他们写得有所区别；伯夷满足于“有所不为”，而叔齐则不满于“为养老而养老”，还颇想“有所为”，因此在许多细节上就表现出了二人在性格上的差别。至于喜剧性人物小丙君和小穷奇，他们在作品中既衬托出了夷齐性格的迂腐和软弱，也对主题的深化有明显的作用。在小说的最后，作者写下了夷齐死后留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的一幅漫画：“好像看见他们蹲在石壁下，正在张开白胡子的大口，拚命的吃鹿肉。”茅盾说《采薇》的“艺术境界”是“诙谐”《茅盾评论文集（上）·联系实际，学习鲁迅》。；“诙谐”也是为了批判，而且是同夷齐这两位“通体矛盾”的主人公的思想性格相适应的。
十、“演义”新诠
从《故事新编》各篇的主要人物看来，鲁迅是严格地根据历史文献来加以描写的，既没有随意的涂饰，也没有任何比附或影射现实的痕迹；反之，有的倒是对古代人物的精神面貌的深刻的理解和如实的描绘；因此就主题思想说来，各篇都闪耀着历史真理的光辉。它对于读者正确认识古代人物的精神实质，了解历史发展的真谛，自然会有很大的启示作用。作者当然是重视作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效果的，但正如他在《古人并不纯厚》一文中所分析，见《花边文学》。如果不经后人的歪曲和选择而示读者以古人的真面目，则古代可资现实借鉴的事例是很多的。所谓不“将古人写得更死”的意思，就是说所写的人物仍然保持着古人的面目，没有写歪；但又不同于文献记载，而是写出了有思想感情的活生生的形象。这不正是历史小说的写作要求吗？鲁迅说：“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故事新编·序言》。他说《故事新编》不同于这类作品。但从现在人们对《故事新编》的注解和研究看来，鲁迅是经过“博考文献”的工夫的，他的“只取一点因由”，正是“博考文献”之后严于选材的结果；只是并不“言必有据”，而是加以“点染”罢了。为什么有人会对精心组织的“言必有据”的作品讥为“教授小说”呢？就因为这样必然要失去生动的生活气息、失去文艺作品的感染力。因为所谓“据”者，必定是有关历史人物或事件的文献记载，这些记载无论多么详细和丰富，都属于史料性质，它不可能为文艺作品提供必要的生动的细节和生活画面；根据这些史料可以写成非常详细的历史书籍，但如果根本排斥虚构或点染，是不可能写成生动感人的文艺作品的。这是任何一个运用古代题材来写文艺作品的人都会遇到的问题，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据旧史则难于抒写，杂虚辞复易滋混淆”《中国小说史略·元明传来之讲史（上）》。。既然“言必有据”难于抒写，则虚构对于历史小说就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问题只在于如何运用，即这种虚构必须有助于把人物写活而对文献记载又不发生“混淆”之弊。茅盾把文艺理论家对历史性作品习用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一语，经过理论分析，解释为其实是“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结合”《茅盾评论文集（下）·关于历史及历史剧》。，精辟地说明了虚构在历史性作品中的重要性。这也是鲁迅的看法，他说：“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