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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也如此。”而且认为“不能如此，非墨之道也，不足为墨”。所以墨子和大禹在许多方面是一致的，艰苦朴素的生活，不辞劳顿的奔波，言行一致的作风等等；这一切都体现了劳动人民的品德和风格，而这正是作者所要歌颂的。他写墨子，不是宣传墨家的兼爱思想，而是由“阻楚伐宋”这一侧面来写墨子的反对侵略。当然，“非攻”的思想基础是与兼爱分不开的；但在“阻楚伐宋”这件事上，“兼相爱，交相利”已成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础，而不是一般的哲学原则了。由他所选择的这一侧面出发，通过许多细节，他着意渲染了墨子的平凡。他的穿着是旧衣破裳，草鞋，背着破包袱，像一个乞丐；当听从公孙般的劝告借穿上好的但是太短的衣裳去见楚王时，就像“高脚鹭鸶似的”。吃的是窝窝头和盐渍藜菜干；要喝水就到井边“绞着辘轳，汲起半瓶井水来，捧着吸了十多口”。半夜赶路歇下来，就“在一个农家的檐下睡到黎明，起来仍复走。”总之，是从生活细节上写他的劳动人民的习惯和气质。小说开头两节写了墨子对子夏弟子公孙高和民气论者曹公子的蔑视的态度，然后正面展开了对侵略者楚王及其帮凶公输般的斗争。他早已安排自己的弟子管黔敖、禽滑厘等在宋国做了抵抗的准备，对侵略者并不抱幻想；并且叮嘱说：“你们仍然准备着，不要只望着口舌的成功。”因此他与公输般的斗争既是智慧的较量，也是力量的斗争。他从容沉静，不卑不亢，义正词严，锋利敏捷，在对垒中鲜明地显示了他的勇敢机智的特点。墨子有真理，有群众，有胆量，有智慧；他的以于人民有利为标准的真理观显示了与实际生产活动有联系的古代思想家的特色。这个形象是鲜明的和丰满的。在论战的层次上也深具匠心，表现了墨子与公输般既是政敌、又是同乡的特殊关系。在墨子的对比下，楚王的昏庸和公输般的狡黠就很明显了。这些情节都有文献的根据，只是曹公子虽也有记载说他是墨子的弟子，但这个形象却全是鲁迅的创造。他是在宋国做了两年官之后才变了那样的，他那夸张地“手在空中一挥”、叫嚷“我们都去死”的表演，在精神上是与3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家的叫嚷“准备着我们的头颅去给敌人砍掉”十分相像的。墨子说：“不要弄玄虚，死并不坏，也很难，但要死得于民有利。”显示了墨子反对空谈、重视实践的思想特色。和墨子的性格特征相适应，《非攻》采取了简洁的叙述式写法，故事情节如流水般的缓缓展开，表现了一种单纯朴实的风格。
对鲁迅说来，《理水》中大禹的形象的孕育时间是相当长的。在青少年时期，鲁迅经常探访的故乡名胜古迹中就有禹陵；1912年在《〈越铎〉出世辞》中，他热烈称颂故乡人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见《集外集拾遗》。。1917年作《〈会稽郡故书杂集〉序》见二十卷本《鲁迅全集》第八卷。，对大禹表示无限景仰，以后又写了《会稽禹庙石考》见《鲁迅研究资料》第三辑。，对石的由来、文字刻凿的年代以及后人的种种说法作了谨严的考证。无疑，大禹的“埋头苦干”和“拼命硬干”的精神对鲁迅是有深刻影响的。《理水》不仅写大禹为民治水的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功绩，更着重写了围绕治水问题他与周围的人的斗争，突出了为民谋利的正义事业的艰巨性。小说是要塑造禹的光辉形象的，但前两节不仅禹没有登场，而且在开场时连禹的存在也成了问题，小说正是由一场“世界上是否真有这个禹”的激烈论战开始的。鲁迅让一些喜剧性人物充分表演，通过文化山的“学者”和“乡下人”之间展开的这场形式荒唐、内容严肃的论争，赋予了禹的形象以深刻的人民的性质。禹不是孤立的一个人，他的背后站着被称为“愚人”、其实是最聪明的“乡下人”，他是劳动人民利益的代表者。那些文化山上的官场学者，那些考察水情的昏庸的“中年的胖胖的大员”，以及奴才气十足的“下民的代表”，都以喜剧性人物的姿态，作为禹的对立面纷纷登场了。鲁迅运用了许多现代性语言，把他们的鼻子都涂上了白粉，让他们充分表演，自我揭露，显出“历史小丑”的原形。鲁迅这样写不仅是为了讽刺当时的社会现实，而且是要用这些“历史小丑”来衬托出历史的真正主人，禹和他的同事们，以及他所代表的劳动人民。
就在水利局的要员们大排筵宴，淋漓尽致地表演丑剧的时候，“一群乞丐似的大汉，面目黧黑，衣服破旧，竟冲破了断绝交通的界线，闯到局里来了。”在那群要员被吓退了酒意、狼狈地“退在下面”的场面中，“禹便一径跨到席上，在上面坐下”；“伸开了两脚，把大脚底对着大员们，又不穿袜子，满脚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茧。”这就是小说的主人公，当然也是历史的主人公——禹和他的同事们的精彩的出场。接着是一个会议的场面，禹出场后并没有立刻说什么，而是让那群要员们再次提出种种荒谬的“建议”，然后他突然大声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我经过查考，知道先前的方法：‘湮’，确是错误了。以后应该用‘导’。”于是围绕着两种治水方法，实际上是革新和守旧的两种思想，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的论争。鲁迅用夸张和揶揄的口吻来渲染那些要员们的恐惧和愤怒、以及拼死维护陈规旧法的挣扎，但禹斩钉截铁地说：“我查了山泽的情形，征了百姓的意见，已经看透实情，打定主意，无论如何，非‘导’不可！这些同事，也都和我同意的。”他指的是和他同来而并未在论争中说话的人，“一排黑瘦的乞丐似的东西，不动，不言，不笑，像铁铸的一样。”这里用笔浓重，含意深刻；它提醒读者，不仅禹的治水方法是从实际出发和来自老百姓的，而且他的背后有“乞丐似的”穷困艰苦而又“铁铸”般坚定地支持这个世界的人民。禹的形象是高大和深厚的，在他身上作者概括了劳动人民勤劳坚毅的品德，革新精神和求实精神的结合。这些描写都有文献上的根据，穿插进去的喜剧性人物虽多，但并未对禹的历史真实性有所损害；反之，这些学者和官吏的表演不仅有讽刺社会现实的作用，而且它突出了理水绝不只是对自然界的斗争，历史本身就是必须经过艰苦的对立面的斗争才能前进的。
在小说的结尾，写了禹回京以后，管理了国家大事，在衣食上“态度也改变一点了”，终于连商人也说起好来。其变化颇似《范爱农》中所写的王金发于辛亥革命胜利后进入绍兴的情况：“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朝花夕拾·范爱农》。鲁迅并没有忘记历史的规定性，他是严格地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处理这一题材的。
《鲁迅其书》第二部分鲁迅《故事新编》散论（8）
八、《出关》与《起死》
《出关》和《起死》的主人公是老子和庄子，是通过他们的形象和言行来批判老庄思想的。30年代，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恰如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来，在水面上转一个身，来趁势显示自己的存在了。”《二心集·沉滓的泛起》。在这些泛起的沉滓中，就有不少奇谈怪论实质上是宣传老庄思想的。有的人搬出“柔能克刚”的说法来鼓吹以不抵抗为抵抗，有的人向青年推荐《庄子》与《文选》；有的宣扬“老庄是上流”，有的在做“高人兼逸士梦”。还有人以“文人相轻”、“文坛悲观”等口舌来抹杀是非，否定原则；真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与非不想辩；‘不知周之梦为蝴蝶欤，蝴蝶之梦为周欤？’梦与觉也分不清。”《南腔北调集·论语一年》。这一切说明老庄思想在现实中仍然有很大影响，鲁迅除在一些杂文中结合现实斗争予以尖锐批判外，还感到有必要“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鲁迅书信集下·850致萧军、萧红》。。于是他写了《出关》和《起死》，让老子和庄子的形象在现实社会关系中显示出他们的学说的虚伪和矛盾。
鲁迅对老庄思想从来是采取批判态度的。对于老子，早在《摩罗诗力说》中他就以“进化如飞矢”的道理，批判了老子的“不撄人心”的倒退的哲学思想。在《说不出》一文中他说：“太上老君的《道德》五千言，开头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其实也就是一个‘说不出’，所以这三个字，也就替得五千言。”见《集外集》。《汉文学史纲要》评论老子说：“老子之言亦不纯一，戒多言而时有愤辞，尚无为而仍欲治天下。其无为者，以欲‘无不为’也。”这仍然是他写《出关》时的看法。他说：“那《出关》，其实是我对于老子思想的批评。”“这种‘大而无当’的思想家，是不中用的，我对于他并无同情，描写上也加以漫画化，将他送出去。”《鲁迅书信集下·1151致徐懋庸》。所以《出关》写孔老相争中老子的失败，写时人对老子及其哲学的奚落，写老子在出关前尚须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情，都是为了写老子清静无为的思想如何不合时宜，即在现实面前如何地“不中用”，在与现实的矛盾中显示其“大而无当”，终于老子也只好一个人走流沙了。
小说由孔老矛盾开始，把老子出关的原因直接归于孔胜老败的结果。孔子问礼于老子本有文献记载，但老子的西去函谷是为了避孔子的加害，则如鲁迅所说，乃本之于章太炎的《诸子学略说》。章氏此文是反儒的，所以同情在老子方面。原文有云：“孔学本出于老，以儒道之形式有异，不欲崇奉以为本师。……老子胆怯，不得不曲从其请。逢蒙杀羿之事，又其素所忧惕也……于是西去函谷，知秦地之无儒，而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