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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鲁迅小说中的喜剧美，第一个特点是表现手法的多样。冷嘲热讽，兼收并施；谑浪笑傲，随心所用。这就构成喜剧手法上的“杂多的统一”。第二个特点，那就是讽刺的真实性问题。鲁迅一再强调：“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他根本不是挖空心思，凑泊奇闻而成滑稽；恰巧相反，他但将生活实事揭穿，一变而为讽刺。因此，鲁迅小说的喜剧美是典型的，有生命力的。第三，鲁迅有一个伟大的心灵。他写小说的全部目的，是为了改变旧社会，让人们笑着同过去告别。因此，鲁迅小说的喜剧美，含蓄着道德的力量，闪烁着理性的光辉。
实际上，鲁迅小说的一切美点，都来源于伟大的心灵之燃烧。鲁迅是伟大的、无私的爱国者。在20世纪初，没有人比他对中国的命运考虑得更深刻了。在他的身上，兼有智者和诗人两重身份。他像智者一样汲求真理，又像诗人一样召唤未来。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召唤者、启蒙者。“五四”前后，当他用进步的思想之光照亮中国“铁屋子”的时候，他成了20世纪中国的普罗米修斯。
由这样一颗心灵产生的美，是永存的。
（选自《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
《鲁迅其书》第一部分《呐喊》《彷徨》综论（1）
《呐喊》和《彷徨》的研究在整个鲁迅研究和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都是最有成绩的研究领域。从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发表了吴虞的《吃人与礼教》一文以来，在迄今为止的半个多世纪中，中外鲁迅研究学者和其他各界人士发表了难以数计的文章，出版了大量论著，对《呐喊》和《彷徨》以及其中诸篇小说做了多侧面的细致而深入的研究，但如何在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与作品的客观社会效果、在思想和艺术、内容和形式的内在有机联系中对《呐喊》和《彷徨》的独立特征做一以贯之的有系统、有整体感的统一把握，至今仍然是一个没有得到完满解决的课题。从50年代开始，在我国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态度的分析为纲、以对《呐喊》、《彷徨》客观政治意义的阐释为主体的粗具脉络的研究系统，标志着《呐喊》、《彷徨》研究的新时期，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呐喊》、《彷徨》研究在整体理论研究中取得的最高成果。这个研究系统帮助我们开掘了此前所未曾开掘的思想意义。在30年间实际上规定着我们对《呐喊》、《彷徨》的主要研究方向。但当这个研究系统帮助我们从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观察和分析了《呐喊》和《彷徨》的有限的政治意义之后，也逐渐暴露出了它的不足。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多地发现它与鲁迅原作存在着一个偏离角，它所描摹出来的《呐喊》和《彷徨》的思想图式与我们在原作中实际看到的在结构上发生了变形，在比重上有了变化。例如，在原作中处于次要地位的阿Q要求参加革命的描写，在这类研究文章中被大大强化了，在原作中居于主要地位的对阿Q精神弱点的描绘被降到了一个相对次要的地位，而在阿Q革命的表现中，其积极意义得到了片面的夸大，其消极意义只剩下了轻描淡写的几笔附赘之词。由于这个研究系统所描摹出来的《呐喊》、《彷徨》的思想内容的图式是一个变了形的思想图式，所以必然与鲁迅前期的实际思想产生不协和性，有些地方甚而至于彼此牾。例如，在鲁迅前期思想的研究中，我们谁也不否认其个性主义思想的内容，但在鲁迅小说的研究中，人们却得出了鲁迅对个性主义乃至对个性解放要求的批判和否定，鲁迅关于知识分子的描写的深刻性常常被人们铸定在这种批判和否定的意义上。我们还能看到，在30年间的研究过程中，这个系统始终未曾在思想与艺术、内容和形式的辩证联系中把《呐喊》和《彷徨》的艺术研究纳入到自己的研究系统中来，思想分析和艺术分析的彼此分离的二元观仍然是这个研究系统的主导倾向。艺术和内容是彼此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的，特定的内容要求着特定的艺术，特定的艺术又加强着特定的内容，二者在一个完美的作品中只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原应是可以彼此过渡的。思想研究的系统理应能够带动并组织起艺术的研究，将其主要的特点都从内容的表现方面得到适当的说明。这个研究系统之所以不能做到这一点，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变形了的思想图式再也难以与原作的艺术图式达到契合无间的吻合了。例如，当把对吕纬甫、涓生、子君、魏连殳的批判强调到了不适当的地步，以至将此放到与对他们的肯定同等重要或更为重要的地步的时候，思想内容的分析便再也难以与这些篇章的浓重的悲剧性的艺术分析统一在一起了。同样，假若我们把阿Q要求参加革命的描写作为对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的政治认识的肯定，这些章节的喜剧性质也便没有了内容上的依据。由于同样的原因，《呐喊》、《彷徨》创作方法的研究在这个研究系统中也是独立存在的，我们曾以大量的文章分析了它们的现实主义主导方向，也曾从各个侧面研究过其中的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因素，但我们却很少说明为什么它们必然是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为什么它们同时还会有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因素？这些因素是与它们的何种思想需要联系在一起的？假若我们更严格地要求这个思想研究的系统，便会发现它对我们更深入地研究中国现代政治史、思想史和鲁迅小说都有可能发生一些障碍。例如，按照这个研究系统的结论，中国共产党人在此后十年间用大量的鲜血换来的对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规律的认识，似乎鲁迅在《呐喊》和《彷徨》中已经做了明确的艺术表现，这不能不相对降低了中国共产党人政治革命实践活动的意义和毛泽东同志对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理论的伟大贡献。与此同时，它反转来又不利于对鲁迅思想和鲁迅小说深刻社会意义的分析及其独立价值的评价，因为仅从这个角度衡量鲁迅思想和鲁迅小说的意义，其任何对中国政治革命规律的忽视都会降低它们的思想性的高度，而当毛泽东同志早已对这些规律做出了更明确、更完整、更精当的理论归纳之后，鲁迅思想和鲁迅小说也便不存在任何意义了，剩下的只能是“艺术”、“技巧”和“手法”，思想的探讨就此止步。这方面的弊病发生在这个研究系统的方法论上，因为它主要不是从《呐喊》和《彷徨》的独特个性出发，不是从研究这个个性与其他事物的多方面的本质联系中探讨它的思想意义，而是以另外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独立思想体系去规范这个独立的个性，这样，这个个性体必然以另一个个性体为标准、为极限，前者的意义是以符合后者的现成结论的程度被标示出来的。这种研究方法只能导致两种结果：一是极大地提高这个个性体的意义而使它达到与后者相等的地步，这样势必便以前者代替了后者，降低了后者的价值和意义，或者把这个个性体永远置于后者的包容之中，这样，这个个性体便势必失去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总之当《呐喊》、《彷徨》的这个研究系统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发掘了它可能发掘出的思想内涵之后，我们若继续自觉或不自觉地限制在这个系统中，将不再有利于我们对《呐喊》和《彷徨》做更深入的研究。在这里，是一个整体的研究系统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局部的枝节问题，任何单从局部枝节问题着眼而想纠正这个研究系统所带来的弊病的做法，都可能使我们以一个错误的结论去代替另一个错误的结论。例如，近年来有些同志企图以鲁迅否认阿Q革命的结论来与原来鲁迅赞扬阿Q革命的结论相对立，这在局部研究中似乎也只能如此，但这个结论同样陷入了片面性。因而我觉得有必要重新调整我们的《呐喊》和《彷徨》的研究系统，以一个更完备的系统来代替现有的研究系统。这个研究系统不应当以毛泽东同志对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具体规律的理论结论为纲，而应当以鲁迅在当时实际的思想追求和艺术追求为纲；它应当在鲁迅主观创作意图和《呐喊》、《彷徨》客观社会意义的统一把握中，以前者为出发点，以后者为前者的自然延伸和必然归宿，较正确地描摹出《呐喊》和《彷徨》自身所存在着的思想图式；这个思想图式应当接受鲁迅前期思想实际状况的检验，并有利于矫正鲁迅前期思想研究中可能出现的偏差；这个思想图式应当能够带动并组织起对《呐喊》和《彷徨》创作方法和艺术特征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说明如何由思想需要决定着它们的艺术需要，而艺术需要又如何满足着它们的思想需要。在方法论上，它不应以任何一个其他的个体去规范和要求这一个个体，不应让《呐喊》、《彷徨》的艺术表现简单地去说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某个或某些现成的结论，而应严格从这个特殊的个体出发，寻找它与普遍、一般和绝对的主要联系和联系方式，并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去说明这种联系和联系方式的真理性。
文学研究是一个无限发展的链条，鲁迅小说的研究也将有长远的发展前途，任何一个研究系统都不可能是这个研究的终点，所以我们不以寻求终极性的真理为自己的职责，而只是为鲁迅小说的研究寻求一个更可靠的基础。所以，它的主要口号是：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首先理解并说明鲁迅和他自己的创作意图！它的一些脱离开鲁迅当时明确意识到的内容的分析还需要直接建立在鲁迅意识到的内容的基础上，作为它的继续延伸和必然归宿而存在。它主要还停留在浅层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