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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抽出的几封信，多是恋人之间调侃之作，其内容还不如隐去的一些称呼如“小莲蓬”之多含闺情。所有这些与“肉麻”完全异趣。它们的被抽出和隐去，不能说和调侃毫无关系，但恐怕主要还在于这纯系个人间事，而不是有什么“生呀死呀”的隐情难以见人。虽然“闺中有甚于画眉者”，但人们对待它们的态度决不相同，有人把它们看做人间最高的“人情”、“人性”，极尽绘声绘色之能事，自诩为将是不朽的杰作，有人却看得平平常常，不必写成稀奇古怪的文字。
删得最多的，是学校风潮和“革命策源地”的政治状况。这自然别有原因。但在原信这样的“情书”中，对学校的改革、国家的前途是多么念兹在兹呵。不错，这也是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然而，恰恰是在这种“相关”中，我们看到个人的命运和社会改革的前途完全溶合在一起，成为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正是这种气质和品格，使鲁迅和景宋，即使在“情书”中，也是除了自己保存之外，还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充满了对人民大众的关切和热爱。鲁迅和景宋并没有增加这样的文字，更没有作相应于这样的修改，以显示自己多么合乎时代的潮流，多么志在革新。这是根本不需要的。志在革新，素质如此，用不着事后的修饰。可贵的恰恰在于：删去这些——或许在当时也不得不删去这些——，在《序言》中还要强调这一本书的特色是“平凡”，又是“旧作”，“其中并无革命气息”。
真理是朴素的，因而也是最美的。
（选自《〈两地书〉研究》）
《鲁迅其书》第四部分鲁迅书简的理论意义和文化内涵（1）
鲁迅先生说过：“书信，是向来有些读者的”。这话一点不假。
比如：近读李霁野先生的《从‘烟消云散’到‘云破月来’——〈鲁迅先生与未名社〉之一节》，就是一个验证。李先生在回忆他和鲁迅的交谈时这样说：
在谈得彼此很融洽的气氛中，先生突然对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你们看，我来编一本《情书一捆》，可会有读者？”在那时以前，有一个无聊文人章衣萍，出版了一本《情书一束》，我们是很厌恶的，先生戏言的“一捆”，是讽刺“一束”。我们当时猜想，这大概是指着先生和景宋的通信说，也认为若能出版，对了解先生的生活和思想很有用处，便诚心诚意地说，希望编好印行，至于读者，一定比读《呐喊》的还多，那时《呐喊》似乎销了八千册……。
霁野先生的猜想是不错的，这《情书一捆》就是戏指后来出版的《两地书》。这部书当时已经编就，景宋正在抄录誊正。《两地书》不久也就公开出版；而且，霁野先生的预言现在已被证实，读过《两地书》的又何止八千人呢？
这就证明“书信，是向来有些读者的。”
若说《两地书》之“有些读者”，是因为那是“情书”，那么非情书的书简就没有读者吗？否。只要是年届花甲之人，就还记得在50年代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时，报上就曾公布过舒芜先生交出的一大批友人的通信。那读者之多，是远远超过《两地书》的。其结果是胡风先生由此而定死了冤案，许多人大受株连，另有更多的人因之而瞠目结舌，哑口无言，知道了即便是给朋友写信，也绝不可不防后患！又，前些年《傅雷家书》，亦曾轰动一时，一版再版，是颇有些读者的，但因他们父子通信的当年，一在国内，一在境外，仿佛那些信件的寄出，就颇费周折。后来，居然保存下来，又竟然能够出版，也足称是出版史上的盛举。我还记得，在“文革”动乱期间，也有人为了洗清自己，便将朋友的信件交出，有的甚至还抄成大字报公之于众，于是围观者密密麻麻，伸脖垫脚，或窃窃私语，或义形于色，尔后是朋友落难，挨批挨斗。这就又一次警戒大家：即使是给至友、给爱人写信，也还是隐藏一点好，过分赤裸裸，也难免是等于赤膊上阵，保不准那一天会中暗箭，将自己置于有口难辩的尴尬境地。
这就又从另一方面验证了鲁迅的话：“书信，是向来有些读者的。”
那么，书信之有读者，秘诀何在呢？鲁迅先生也作了论述。他说：
现在的读文人的非文学作品，大约目的已经有些和古之人不同，是比较的欧化了的：远之，在钩稽文坛的故实，近之，在探索作者的生平。而后者似乎要居多数。因为一个人的言行，总有一部分愿意别人知道，或者不妨给别人知道，但有一部分却不然。然而一个人的脾气，又偏爱知道别人不肯给人知道的一部分，于是尺牍就有了出路。这并非等于窥探门缝，意在发人的阴私，实在是因为要知道这人的全般，就是从不经意处，看出这人——社会的一分子的真实。
鲁迅先生又说：
写信固然比较的随便，然而做作惯了的，仍不免带些惯性，别人以为他这回是赤条条的上场了罢，他其实还是穿着肉色紧身小衫裤，甚至于用了平常决不应用的奶罩。话虽如此，比起峨冠博带的时候来，这一回可究竟较近于真实。所以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
（《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
鲁迅在《答有恒先生》信中说过：“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但他立刻又说：“有许多还是隐藏着的”。尽管如此，也无非是加了一些藻饰，用了某些曲笔而已，“赤条条的上场”的情形，也还是不少。即或是“穿了肉色紧身小衫裤”，也恰如他自家所说，“比起峨冠博带的时候来”，是“究竟较近于真实”的。因此，可以这样说：鲁迅的书简，是他全部著作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比他的许多著作更袒露、更真实、更能看到他的真情实感、更能显示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伟大品格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要了解鲁迅的全人，要了解他作为一位伟人的全部真实，不读他的书信是绝对不成的；假使能够将鲁迅的著作和书简逐年顺序对读，那可就真可谓：“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了。不过，即便是无暇大量阅读他著作的人，偶然在茶余饭后展读他的书信，也是不难从中获得某些启示和教益的罢！
为了把鲁迅的作品普及到广大的读者中去，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拟出版一套《鲁迅著作解读文库》丛书。全套丛书共五种，并约我撰写一本《书信解读》。鉴于鲁迅书简的解读之作似乎罕见，或竟没有，而鲁迅书简的重要意义，亦如上述，所以我便愉快地答允了。今年7、8、9、10四个月，我就僻处寒舍做这件事。现在，这事已基本完成，可以划上一个句号了。但，又因在编选、解读的过程中，不无心得，故愿将一些粗浅的认识写在下面，以就教于识者。
鲁迅一生写过多少信？很难有确切的统计。如果不能说是上万封；恐怕也至少有大几千封。现在，收入《鲁迅全集》的（包括《两地书》中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信和他自己编入杂文集中的信件）约为1500封。这仅是他全部书信的四、五分之一。他早年的大量书信，早已散佚，实在可惜；就是晚年的许多信（如致许羡苏、徐诗荃、刘岘等），失存的也不少。尚存之信本来不多，而我应约所编写的《鲁迅书信解读》，限于篇幅，又只能是一个选本，所选之信仅仅六十五封，尚不足现存信函之二十分之一。鲁迅说：“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更流行，更有作用。”我岂敢作如是想？！鲁迅又说“选本既经选者所滤过，就总只能吃他所给予的糟和”，不可由此以为得了“文笔的精华”，倒恐怕反“被选者缩小了眼界”。尽管我将自以为重要或在某些方面具有代表意义的信选入，但限于水平，也限于眼光，或有更重要、更具代表性者而竟被遗漏，也在所难免。我将所选的六十五封信区为六类，即“致现代作家”、“致版画青年”、“致左联人士”、“致社会各界”、“致爱人家人”和“致外国友人”。我以为这种分类，或可概括现存鲁迅书简的大致面貌。本文也就想主要以这些信件为例，来试图挂一漏万地说说鲁迅书简的理论意义和文化内涵。
鲁迅“致现代作家”书和“致版画青年”书，其意义自然主要是在文艺方面。
鲁迅在回述他早年弃医从文的情景时说过：“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指国民）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见《呐喊·自序》）。可见，他在投身文艺运动之初，就带有明确的社会功利性，这大约是颇受梁启超“政治小说”论的影响吧，而且也似乎过分夸大了文艺的功能，近乎是一种“文艺救国”的主张和理论了。但鲁迅也受过王国维的思想影响，认为“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沾沾于用，甚嫌执持”。这又是说，艺术之本质，在于发扬真美和娱乐人心，如果局限于功用，就太嫌固执了。上述这种“用”和“无用”的两相矛盾的观点，反映了鲁迅早期文艺观的不稳定性和不成熟性。但“用”是占着主导和支配地位的。因此，当进入“五四”时期前后，鲁迅便主张文艺为人生，并对资产阶级超功利的艺术主张展开批判。他说：文艺“必须‘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