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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藏族作家还告诉我，藏族同胞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几乎是亘久不变的，一个个朝代政治变革暴风雪般刮过之后，他们还是我行我素，复原如初。
我又一次仰望高高耸立在红山顶上的布达拉。
那依山叠砌的宫宇群楼，巍峨雄峙，谜一样闪现在我眼前。那上万间房屋数万个涂了黑边的窗口，有如神佛鬼怪宇宙精灵所睁开的一只只充满诱惑的眼。
我分明觉得，布达拉是藏族僧侣百姓的信仰、意志和毅力的象征。或许，高原的冰雪严寒，生活的艰难困苦，都需要这种力量去支撑，这种精神去慰藉？
我又想起了那位藏族作家的话：假如我们藏族有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哲学家，将这种坚定的信仰、顽强的意志与无与代比的毅力引导到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上来，那将是怎样的一利辉煌？
这种见解无疑是深刻独到的。
明天，我将走进布达拉宫，进一步领悟其中的奥秘，聆听神抵的启示……
［马瑞芳］ 蒲松龄故居漫笔
十九世纪的世界文坛，正是短篇小说云蒸霞蔚的时期。契诃夫为首的俄国，莫泊桑领衔的法国，还有纳撒尼尔，霍桑、马克·吐温、欧·亨利为代表的美国，佳作竞出。每读这些堆金垒玉的世界名著时，我不能不望洋兴叹，为大师们的才思所折服。但也常常有点儿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我国古代短篇小说不仅不比欧美差，而且繁荣得比他们早。当那个著名的美国流浪汉在监狱里以“欧·亨利”的笔名开始创作时，《聊斋志异）已经在神州风行了两个世纪，而且由英国传教士卫三畏‘一八一二一一八八四）译成了英文。
《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一六四O一一七一五）被科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他出生在山东淄川一个普普通通跳小村庄，一座普普通通的茅草房中，做了一辈子普普通通的私塾先生。和他生前的穷愁寥落相映成趣的是，有越来越多赵人，从四面八方络绎不绝地来看这位穷秀才的故居，有的是从大洋彼岸不远万里专程而来的。
参观蒲松龄故居最好趁秋高气爽时。故居门前数株古槐权繁叶茂，翁翡郁郁，似乎把周围的空气都染绿了。进入月洞门，迎面数茎太湖石潇洒而立。甫道两旁一排排、一株株各色各样的名贵菊花争妍斗丽。月洞门旁有个绿藤缠绕、绿叶纷繁的瓜架，吊在上边的十几枚南瓜个头儿一般大，圆圆整整，端端正正，红红艳艳，熟得透了，熟得实在，真极了反而像是假的。南瓜上的“聊斋”、“柳泉”字样，是坐果时镌刻上的，随南瓜而长大，长得天衣无缝，倒像固有的一样。有后墙的绿屏为陪衬，这些南瓜更平添了一种“万绿丛中数点红”的韵味儿，受到特殊礼遇的游客可以讨得其中一枚，置于案头，越冬不坏，成为朴素而别致的装饰品，并可时不时体味“豆棚瓜架雨如丝”的意境。进人第二个月洞门，“聊斋”豁然在目，门前左右各有一株石榴树，挺拔而匀称，树叶将落未落，特意留在树上的石榴裂着嘴儿，似笑迎佳宾。
须要仔细看、慢慢瞧的，是聊斋。这是蒲松龄生活的地方，一般被介绍为作家的出生处，其实不对。蒲松龄的《降辰哭母》说：“尔年于今日，诞汝在北房，抱儿洗榻上，月斜过南厢”，这个‘“北房”指蒲家老宅，蒲架的正房，而“聊斋”是蒲松龄娶妻后分家得的三间农场老屋，蒲松龄苦撑苦熬了几十年，才把这尘泥渗流的破屋翻盖了一番。
“聊斋”砖铺地，竹为拥，古色古香，迎门高悬路大荒书写的“聊斋”匾，匾下是清代画家朱湘麟画的蒲松龄像，两侧是郭沫若的名对：
写人写鬼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对联两侧是蒲松龄手稿照片。画像下陈列着蒲松龄用过的铜手炉（近年来手炉已收进纪念馆的保险柜中）。蒲松龄常写到他“呵冻急草”的写作情况：“一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凝冰。”（＜聊斋自志》）“弯月已西，严寒侵烛，霜气人纬，挎腹鸣饥”（《戒应酬文》）。在饥寒交迫中写作，这小手炉该给聊斋先生以多大温暖和慰藉？铜炉极薄，大约是被作家瘦骨棱棱的手摩擎而致吧？
南窗下有张粗糙而陈旧的两抽桌，摆设着聊斋老人用过的砚台。这张桌子和画像下的大方桌据说都是蒲老夫子的旧物，不过南窗下的旧桌更像。画像下那张，新得令人起疑。
“聊斋，，内文物不少，可真正属于蒲家的不多。一块海岳石，也叫灵壁石，据说是宋代米带玩赏过的，后来落人西铺显宦毕际有之手，“刺史归田日，余钱买旧山”；一块三星石，状如玲珑剔透的假山，顶端有三个亮点，以水涂抹，灯下闪闪发光；一块蛙鸣石，形似青蛙；一座硕大的木影炉，据说是整个黄杨木树根雕成；……都算不上什么稀世珍宝，却又不属于蒲松龄所有，这是一九五六年从西铺毕家搬来的。蒲松龄在毕家坐馆三十年，这些置于他设帐处的木影炉、三星石，还有那’绰然堂”大匾，以及蒲松龄睡过的床，都被一古脑儿搬了来，算是作家的遗物。其实只能算是作家终生贫困的证明。
于是，所谓“聊斋”，变成了“绰然堂”的部分再造，而且是不伦不类的再造。三百年前蒲松龄到毕家抛妻别子地舌耕，伴随他度过漫漫长夜的，就是这炉，这石，这床，尔今，它们又来寄聊斋篱下，完成了一个煞有趣味的历史回环。
“聊斋”是蒲松龄纪念馆的基点，“文革”前即纪念馆之全部。“红色风暴”中蒲松龄墓被掘，故居却幸运地尘封了起来，因而除四害后迅即“东山再起”，且有日渐扩展之势。除“聊斋”外，故居现有好几个展室。著作室中展出《聊斋志异》各种版本，英、日、俄、匈牙利等语言的译本，装顿、插图非常漂亮。聊斋评书、小人书、白话读本更是琳琅满目。蒲松龄文集、诗集、理曲、杂著也收藏甚丰。纪念馆鲁童馆长一直潜心收集散铁在民间的蒲氏著作，他曾购进若于精美的会注、会校、会评本《聊斋志异》，在乡间声明“欢迎以旧换新”，有人就拿光绪年间的石印本来换三会本。鲁童很得意地说：’‘这叫两满意。他们的书不就是为了看嘛？有铅印的新书，还看那石印的破烂？他认为得了便宜了。”学友们都取笑鲁童的小诡计，暖叹他用心之良苦。前不久蒲氏的遗著《药祟书》又给他们挖掘了出来，引起文学界医药界的双重兴趣。另一个展室粉壁光洁，字画满墙，当代书画家吟画聊斋故事的名作在此汇合。刘旦宅、戴敦邦的仕女画尤为醒目，那些姿容绝世、和蔼婉妙的狐女仙姬似乎可以从画上走下来。其实，说穿了，这些展室只展出了“大路货”。关于短篇小说之王的一手资料，蒲松龄的若于手稿，由墓葬中发现的四枚图章，还有作家生前用的烟袋、油灯，都被鲁童珍藏密收装进保险柜中，而且越来越不肯轻易示人了。
为了研究目的，几年来我数度造访故居，每次见鲁馆长，都以“鸟枪换炮”相谑。的确，故居的“势力”真是越来越大了。不仅早已把旁姓邻家“顶”了过来，而且又向西延展，把“蒲松龄研究所”的牌子挂了出去。整个蒲家庄也众星捧月般围绕故居活动。村西头建停车场；村东头开“柳泉”书屋；“聊斋”卖品部出售蒲松龄画像等纪念品，年盈利达六位数；经营地方风味的“柳泉”饭店门庭若市，日盈利数百；一个拍故居纪念照的毛头小伙，一年工夫买上了一辆难马哈！
三百年前才高气傲的聊斋先生，因为穷，不得不“屡设帐于绪绅家”，他有多少辛酸？“墨染一身黑，风吹胡子黄，但有一线路，不做孩子王。”（＜学究自嘲》）蒲松龄的穷在古代著名作家中真是’‘出类拔萃”了。为了葬母借了学生的钱，好几年还不上；为了口腹耘人田，无暇顾及自家子孙的学业；年年地优荒优病，恨不得田头禾苗结出银钱来纳税；在毕家一住三十年，每年不过收“哉生魄”（十六两银）多一点儿的银子，却要常年梅妻鹤子独对孤灯。逢年过节才能借上东家的马沿着英山路踢蹂回乡。途中有见到央山山市的奇遇，有心旷神怡的时节，“十里烟村花似锦，一行春色柳如腰”，更有风雹骤至、苦不堪言时，“风吹冈平拔老树，横如蛟龙百尺蟠，……右手抱鞋左提笠，一步一咫愁心颜。”当他的儿子渐次长成时，为了盖几间草房，蒲松龄更是捉襟见肘，“茅茨占有盈寻地，搜刮艰于百尺楼”。他的儿子还是满孝顺的，但他们兄弟数人都没有奉养老父的能力，只能在送素丝垂领的老父上马出村再去舌耕时，深深地感到愧疚！
这位当年穷得叮当响的蒲老秀才，如令成了蒲家庄的衣食父母！
岂止是蒲家庄？全国有多少摘学问、搞戏剧的是所谓“吃蒲松龄饭的”？一百多个剧种演出过聊斋戏，仅川剧就演了六十个剧目。在最近的全国蒲松龄学术讨论会上，学人们开玩笑地历数秀才蒲松龄“提拔”了多少多少教授、副教授—以研究蒲松龄为晋职条件。小小寰球，又有多少学人研究蒲松龄？一九八一年英国有位白亚仁来华，考察蒲松龄故居以撰写博士论文；一九八二年美国张春树教授来访，他的博士论文是论聊斋；一九八三年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藤田佑贤专程到故居考察，他是日本汉学界的“蒲学”权威；一九八五年新加坡国立大学辜美高先生专程来参加蒲松龄讨论会……，研究蒲松龄的中外学者真是难以尽数，论著更如汗牛充栋，以致于藤田教授编辑的《聊斋研究文献要览》印了厚厚的一本，定价四千日元。
其实，蒲家庄得其“三老祖”福荫，学者们缘聊斋而受益，还都是次要的事，极次要的事。重要的是，穷愁的蒲松龄为世界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