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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是复成桥。青溪之东，暗碧的树梢上面微耀着一析的清光。我们的船就缚在枯柳桩边待月。其时河心里晃荡着的，河岸头歇泊着的各式灯船。望去，少说点也有十廿来只。惟不觉繁喧，只添我们以幽甜。虽同是灯船，虽同是秦淮，虽同是我们；却是灯影淡了，河水静了，我们倦了，—况且月儿将上了。灯影里的昏黄，和月下灯影里的昏黄原是不相似的，又何况人倦的眼中所见的昏黄呢。灯光所以映她的稼姿，月华所以洗她的秀骨，以蓬腾的心焰跳舞她的盛年，以场涩的眼波供养她的迟暮。必如此，才会有圆足的醉，圆足的恋，圆足的预弛，成熟了我们的心田。
犹未下弦。二丸鹅蛋似的月，被纤柔的云丝们簇拥上了一碧的遥天。冉冉地行来，冷冷地照着秦淮。我们已打桨而徐归了。归途的感念，这一个黄昏里，心和境的交萦互染，其繁密殊超我们的言说。主心主物的哲思，依我外行人看，实在把事情说得太嫌简单，太嫌容易，太嫌分明了。实有的只是浑然之感。就论这一次秦淮夜泛罢，从来处来，从去处去，分析其间的成因自然亦是可能；不过求得圆满足尽的解析，使片段的因子们合拢来代替刹那间所体验的实有，这个我觉得有点不可能，至少于现在的我们是如此的。凡上所叙，请读者们只看作我归来后，回忆中所偶然留下的千百分之一二，微薄的残影。若所谓“当时之感”，我决不敢望诸君能在此中窥得。即我自己虽正在这儿执笔构思，实在也无从重新体验出那时的情景。说老实话，我所有的只是忆。我告诸君的只是忆中的秦淮夜泛。至于说到那“当时之感”，这应当去请教当时的我，而他久飞升了，无所存在。
凉月凉风之下，我们背着秦淮河走去，悄默是当然的事了。如回头，河中的繁灯想定是依然。我们却早已走得远，“灯火未阑人散”；佩弦，诸君，我记得这就是在南京四日的酣嬉，将分手时的前夜。一九二三，八，二二，北京
跋：这篇文字在行筐中休息了半年，迟至此日方和诸君相见；因我本和佩弦君有约，故候他文脱稿，方才付印。两篇中所记率迹，似乎稍有些错综，但既非记事的史乘，想读者们不致介意罢。至于把他文放在前面，而不依作文之先后为序，也是我的意见：因为他文比较的精细切实，应当使它先见见读者诸君。
一九二四年一月
［梁思成］曲阜孔庙
也许在人类历史中，从来没有一个知识分子像中国的孔丘（公元五五一至四七九年）那样，长时期地受到一个朝代接着一个朝代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尊崇。他认为“一只鸟能够挑选一棵树，而树不能挑选过往的鸟”，所以周游列国，想找一位能重用他的封建主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但始终不得志。事实上，“树”能挑选鸟；却没有一棵“树”肯要这只姓孔名丘的“鸟”。他有时在旅途中绝了粮，有时狼狈到“累累若丧家之狗”；最后只得叹气说，“吾道不行矣！”但是为了“自见于后世”，他晚年坐下来写了一部《春秋》。也许他自己也没想到，他“自见于后世”的愿望达到了。正如汉朝的大史学家司马迁所说：“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所以从汉朝起，历代的统治者就一朝胜过一朝地利用这“圣人之道”来麻痹人民，统治人民。尽管孔子生前是一个不得志的“布衣”。死后他的思想却统治了中国两千年。他的“社会地位”也逐步上升，到了唐朝就已被称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连他的后代子孙也靠了他的“余荫”，在汉朝就被封为’‘褒成侯”，后代又升一级做“衍圣公”。两千年世袭的贵族，也算是历史上仅有的现象了。这一切也都在孔庙建筑中反映出来。
今天全中国每一个过去的省城、府城、县城都必然还有一座规模宏大、红墙黄瓦的孔庙，而其中最大的一座，就在孔子的家乡—山东省曲阜，规模比首都北京的孔庙还大得多。在庙的东边，还有一座由大小几十个院子组成的“衍圣公府”。曲阜城北还有一片占地几百亩、树木葱幽、丛林密茂的孔家墓地—孔林。孔子以及他的七十几代嫡长子孙都埋葬在这里。
现在的孔庙是由孔子的小小的旧宅“发展”出来的。他死后，他的学生就把他的遗物—衣、冠、琴、车、书—保存在他的故居，作为“庙”。汉高祖刘邦就曾经在过曲阜时杀了一条牛祭祀孔子。西汉末年，孔子的后代受封为“褒成侯”，还领到封地来奉祀孔子。到东汉末桓帝时（公元一五三年），第一次由国家为孔子建了庙。随着朝代岁月的递移，到了宋朝，孔庙就已发展成三百多间房的巨型庙宇。历代以来，孔庙曾经多次受到兵灾或雷火的破坏，但是统治者总是把它恢复重建起来，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到了明朝中叶（十六世纪初），孔庙在一次兵灾中毁了之后，统治者不但重建了庙堂，而且为了保护孔庙，干脆废弃了原在庙东的县城，而围绕着孔庙另建新城—“移县就庙”。在这个曲阜县城里，孔庙正门紧挨在县城南门里，庙的后墙就是县城北部，由南到北几乎把县城分割成为互相隔绝的东西两半。这就是今天的曲阜。孔庙的规模基本上是那时重建后留下来的。
自从萧何给汉高祖营建壮丽的未央宫，“以重天子之威”以后，统治阶级就学会了用建筑物来做政治工具。因为“夫子之道”是可以利用来维护封建制度的最有用的思想武器，所以每一个新的皇朝在建国之初，都必然隆重祭孔，大修庙堂，以阐“文治”；在朝代衰末的时候，也常常重修孔庙，企图宜扬“圣教”，扶危救亡。一九三五年。国民党反动政权就是企图这样做的最后一个。当然，蒋介石的“尊孔”，并不能阻止中国人民解放运动；当时的重修计划，也只是一纸空文而已。
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对于孔子的重视，连孔子的子孙也沾了光，除了庙东那座院落重重、花园幽深的“衍圣公府”外，解放前，在县境内还有大量的“祀田”，历代的“衍圣公”，也就成了一代一代的恶霸地主。曲阜县知县也必须是孔氏族人，而且必须由“衍圣公”推荐，“朝廷”才能任命。
除了孔庙的“发展”过程是一部很有意思的“历史纪录”外，现存的建筑物也可以看作中国近八百年来的“建筑标本陈列馆”。这个“陈列馆”一共占地将近十公顷，前后共有八‘’进”庭院，殿、堂、廊、庆，共六百二十余间，其中最古的是金朝‘一一九五年）的一座碑亭，以后元、明、清、民国各朝代的建筑都有。
孔庙的八“进”庭院中，前面（即南面）三“进”庭院都是柏树林，每一进都有墙垣环绕，正中是穿过柏树林和重重的牌坊、门道的甫道。第三进以北才开始布置建筑物。这一部分用四个角楼标志出来，略似北京紫禁城，但具体而微。在中线上的是主要建筑组群，由奎文阁、大成门、大成殿、寝殿、圣迹殿和大成殿两侧的东房和西庆组成。大成殿一组也用四个角楼标志着，略似北京故宫前三殿一组的意思。在中线组群两侧，东面是承圣殿、诗礼堂一组，西面是金丝堂、启圣殿一组。大成门之南，左右有碑亭十余座。此外还有些次要的组群。
奎文阁是一座两层楼的大阁，是孔庙的藏书楼，明朝弘治十七年（一五O四年）所建。在它南面的中线上的几道门也大多是同年所建。大成殿一组，除杏坛和圣迹殿是明代建筑外，全是清雍正年间（一七二四至一七三O年）建造的。
今天到曲阜去参观孔庙的人，若由南面正门进去，在穿过了苍翠的古柏林和一系列的门堂之后，首先引起他兴趣的大概会是奎文阁前的同文门。这座门不大，也不开在什么围墙上，而是单独地立在奎文阁前面。它引人注意的不是它的石柱和四百五十多年的高龄，而是门内保存的许多汉魏碑石。其中如史晨、孔庙、张猛龙等碑，是老一辈临过碑帖练习书法的人所熟悉的。现在，人民政府又把散弃在附近地区的一些汉画像石集中到这里。原来在庙西矍相圃（校阅射御的地方）的两个汉刻石人像也移到庙园内，立在一座新建的亭子里。今天的孔庙已经具备了一个小型汉代雕刻陈列馆的条件了。
奎文阁虽说是藏书楼，但过去是否真正藏过书，很成疑问。它是大成殿主要组群前面“序曲”的高峰，高大仅次于大成殿；下层四周回廊全部用石柱，是一座很雄伟的建筑物。
大成殿正中供奉孔子像，两侧配祀颜回、曾参、孟柯……等“十二哲”，它是一座双层瓦枪的大殿，建立在双层白石台基上，是孔庙最主要的建筑物，重建于清初雍正年间雷火焚毁之后，一七三O年落成。这座殿最引人注意的是它前廊的十根精雕蟠龙石柱。每根柱上雕出“双龙戏珠”。“降龙”由上蟠下来，头向上；“升龙”由下蟠上去，头向下，中间雕出宝珠；还有云焰环绕衬托。柱脚刻出石山，下面由莲瓣柱础承托。这些蟠龙不是一般的浮雕，而是附在柱身上的圆雕。它在阳光闪烁下栩栩如生，是建筑与雕刻相辅相成的杰出的范例。大成门正中一对柱也用了同样的手法。殿两侧和后面的柱子是八角形石柱，也有精美的浅浮雕。相传大成殿原来的位置在现在殿前杏坛所在的地方，是一O一八年宋真宗时移建的。现存台基的“御路”雕刻是明代的遗物。
杏坛位置在大成殿前庭院正中，是一座亭子，相传是孔子讲学的地方。现存的建筑也是明弘治十七年所建。显然是清雍正年间经雷火灾后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