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耍黄茸陨钡�4人，肿病死亡的639人，痢疾死亡的225人，因伤寒、流感、百日咳等疾病死亡的有267人。其它死亡306人。死人当中贫农占61。8％，中农占23。6％，地主占6。64％，其它成份占3。62％。余家村共有58户，死亡71人，其中当场打死或打而致死共10人。
1957年，陆良粮食不足，是农民闹粮最凶的一个县，县委被迫放了一些粮食。事后省委把这次闹粮当成“地主、富农和右派分子的反扑”，认为县委放粮是严重右倾。在1957年的四级干部会上，省委严厉批评了陆良县委，并撤换了县委第一书记张志。1958年初肿病发生时，新任县委第一书记陈盛年接受前任教训，不敢说粮食不够，眼看着农民饿死也不敢要粮，更不敢放粮救人。他还在6月19日的电话会议上紧跟政治形势说，农村有一股叫喊粮食的妖风。
陆良县除去公粮以外，平均每人只有口粮、种子、饲料379斤，死人最多的几个乡每人只有200多斤。而劳动强度成倍增加。据医务人员分析，一个农民在正常劳动情况下，每天需要热量2500卡，劳动最紧张时需要3000卡到5000卡。过去农民每天劳动六七个小时，大跃进中，增加到12个小时，有时达16个小时。云南省大米每斤含热量只有1700卡。没有油，没有肉，菜也很少。每天不到半斤粮食几乎是全部热量的来源。也就是说，农民每天从食物中得到的热量不到1000卡，而热量支出达3000卡到5000卡。这是造成肿病和死亡的根本原因。
发病和死亡人数中，男多于女，老弱多于青壮。一般是男女死亡比例为三比一，老少衰弱者占三分之二。因为男人干重活劳动强度大，容易发病。而青壮年大多参加会战队，集体吃饭，优先得到粮食供应，抵抗力又强，所以发病较少，死亡较少。
省委农村工作部1958年8月22日给省委的《陆良县茶花乡肿病死人情况调查》中说，茶花乡现有2434户，9510人。从1958年1月到8月16日止，发病4081人，占全乡原有人口11104人的36。8％，其中肿病2946人。死亡1594人，占全乡原有人口的14。3％，占现有人口的16。7％。较严重的第四社，共有273户、1089人，死亡272人，死亡率为25％。有的人患肿病后一泻肚子就死了，有的消肿反复两三次死亡，有的肿后皮肤破裂而死亡，有的不肿却干瘦而死。社员史正富没有肿，十分瘦，在拣小白菜时倒地即死。30岁的社员王德民因肿病插秧时倒在田埂上就死了。社员史老秋肿病一夜小便多次，次日早晨死在床上。开始死人时还用棺材、木匣子装好埋葬，后来用席子卷了抬出去，再后来没有人抬，用牛车拉，一牛车拉三四具尸体，在村附近的泥塘、水沟、房前、屋后随便丢。县委书记孔祥柱还看到一个塘里有9个死人，一条沟里有几个。省委检查组11月20日的报告说，茶花乡共有土地18817。14亩，1957年产粮526。4796万斤，1958年产粮381。099万斤，比上年减少了145。3799万斤。减产27。61％。1957年人均口粮336斤，还要扣除吃掉的罗卜（10斤萝卜折1斤粮）和已超前吃掉的国家供应指标，到1958年春天，农民能吃的口粮已经很少了。
省委书记处书记刘卓甫给省委的报告中说，曲靖专区从2月到8月20日，累计发病人数为139451人，死亡18843人。究竟死了多少还弄不清。陆良原统计3067人，后改为5167人，加上其它病死亡的人，共死亡12912人。在病情严重时，个别母亲吃小孩，父亲卖儿女。由于大人死亡，留下大量孤儿，仅泸西五区就有孤儿150多人。为什么死人问题拖半年之久？刘卓甫认为，主要是干部不敢提粮食问题，怕右倾，怕当右派。陆良、泸西对反映粮食问题的干部进行过斗争和处理。
死亡人数仅次于陆良的是泸西县。当时泸西县也属曲靖地区（1985年划归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省监委泸西检查组向省监委报告：1957年，泸西县上报粮食产量10363万斤，以15万人口计算，每人应有粮食600斤以上。每人应分口粮400斤以上。这是一个浮夸的数字。实际上每人只分得口粮245－300斤。（可见浮夸风不是自1958年开始，这是在极权制度下，迎合上级、讨好上级的必然现象。－本书作者注）部分群众1958年2月间就没有粮食吃，3月份开始发生浮肿病，5月份出现肿病死人。6月死人增多，7月死人最多。8月死人数开始降。据各公社上报数字，到1958年12月底，共发生肿病33203人，肿病死人5123人，其它死亡3295人，无病饿死3336人，共计11775人。占全县人口的7。34％。全马公社共死亡4424人，占全公社总人口的12％，中枢公社死亡2177人，占公社总人口的8％。最严重的脚册、山口管理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20％。有的饿得没办法上吊自杀，有的带孩子去找野菜，把小孩丢在山上，两天后，小孩在山上饿死，大人在家里饿死。有的把死人煮了吃，有人把孩子杀死本人投案。
路南、罗平、富源、师宗等县也发生了严重的肿病和死人情况。省委检查组提供的报告说，罗平全县有22。8万人口，据县委统计，1月到8月27日共发生肿病8847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8％，死亡934人。其中圭山乡1月到8月28日统计，肿病2267人，占总人口的22％，死亡443人，占总人口的4。2％。“地委书记会议资料之二”中记载，富源县3月到9月6日，发生肿病8371人，死亡867人。曲靖县1－9月共发病12032人，占总人口的3。36％，死亡1965人，其中劳动力800多人。马龙县3月到9月10日，共发病8608人，死亡1784人。
农民除了饥饿而死以外，还因一些干部违法乱纪而迫害致死。干部们怕说自己右倾，宁左勿右，在执行上级任务时强迫命令，打骂农民。陆良县茶花乡有129名干部打过人，占全乡干部总数的62。9％。全乡57个生产队长，只有6个队长没打过人。20个管理区的50名干部全都打过人。全乡挨过打的农民有726人，其中贫农313人，中农264人，地主富农94人，打人时干部打人并不讲“阶级路线”。20管理区生产队长邵安柱所在的生产队，200多名社员中只有5个人没有挨过打。一些坏干部把农民打成残疾或活活打死。扣口粮把人饿死也是常用的手段。茶花乡打人最严重的19名干部（处理陆良事件时这19人被捕）共打过536人。被他们当场打死2人，打伤后致死45人，一二天后死亡的8人，15天后死亡的5人。打残16人，扣口粮而饿死的79人。打人的手段骇人听闻。捆绑、吊打、用木头塞咀，等。打人的工具有皮鞭、剌条、棍棒、扁担、锄头、钉耙等。打人事件多发生在五六月份紧张的抗旱插秧期间。
泸西县全马公社647个干部中，打过人的干部占40％以上。管理区干部胡某，指使民兵吊打农民，经他指使吊打而死的就有4人。治保主任朱某吊打49人，打死2人，打残6人，强奸妇女1人，逼奸2人。富源县在春耕生产中，很多干部任意吊打群众，还规定不参加劳动的老人和小孩不给饭吃。这个县的黄泥河乡4个乡干部都吊打过人，社队干部有20多人吊打过人，占社队干部总数的39％。被吊打的农民有98人，其中，致残6人，病中被吊打死亡10人，吊打后死亡11人，逼死2人，关死1人。贫农李小梅饿得偷吃了几个洋芋和红薯，被社主任李某等3人吊起来毒打4小时，成了残废不能劳动，将1岁小孩推入河中淹死。一个小女孩因扳了一个包谷，竟被砍掉一个手指。乡党支部书记郭某每次开会都说“不打人的是右倾”。社员饿得不能出工，郭说：“没有吃的也要去做，死也要死在田里。中国有6亿人，死几个没关系。”社员悲哀地说：“人的性命不如一只小鸡。晚死不如早死，死晚了没有人抬了。”曲靖县除松韶、松林两个乡外，其它9个区都有乡干部吊打群众、造成死亡、残废的情况。麦地社党支部书记刘某亲自打过11人，打死3人。有一富农因病拉水走得慢了，刘用棍子毒打，当场打死在水车旁。一青年因到食堂吃饭去早了些，刘说：“你干活不行，吃饭倒很积极。”拉住就打，不久就死了。下坡社党总支委员张某亲自打了100多人，一个农民偷吃了几个洋芋，张用火油将这个农民的手指头烧掉了一个。联合社66个党员打过人的有52个，其余14个没打过人的有10个在水库工地上。社主任周某亲自打了31人，死亡2人。
云南省的问题如此严重，中共云南省委不得不向中共中央写报告。7月27日的报告中说：“据了解，现在8个专区（州）50多个县发生此病，患者共计11万多人，已死亡2万多人。而又集中在泸西、陆良、马龙、曲靖几个县，发病共8万多人，死亡1万多人。仅泸西就发病1万多人，死亡30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37％。，另外，丽江、大理还有痢疾发生，患者上千人，死亡数百人。”这个报告还不敢讲出死人的全部真相。
中共云南省委11月18日向中央的《关于肿病死人的检查报告》称，到10月10日止，全省累计发病338000多人，死亡39712人。以曲靖为最严重，共死19072人。而曲靖地区最为严重的是陆良、沪西、曲靖等县。陆良共死亡12912人，占曲靖地区死亡总数的67％，占全县总人口的5。6％。
当时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是谢富治，他原来还兼任昆明军区司令员。1957年9月27日秦绩伟将军接替昆明军区司令员的职务，谢富治专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对于各地大量发生肿病死人的情况，谢富治感到害怕。就在一年以前，邻省广西饿死的人数比云南这次饿死的人少得多，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被撤职。现在自己面临的情况很严峻，他现在只有一个选择：主动承认错误，求得中央宽大。1958年11月18日，他以省委名义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汇报了云南发生的情况并作了深刻的检查，并重点汇报了省委所做的善后工作及其效果。随同这个报告，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