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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民公社化，公共食堂也办了起来。到10月14日的不完全统计，全省建立了98572个公共食堂，参加人数达1220多万人。大办公共食堂并不是完全自愿的，有的地方强制取消一家一户的伙食，有些地方还没收农户的小农具，甚至将农户的铁锅砸碎，集体、私人的粮食都集中到公共食堂。很多地方以管理区（大队）为单位合办公共食堂，有粮食的生产队和没有粮的生产队在一起吃大锅饭，宣布“吃饭不要钱”。在居住分散的地区，社员每吃一顿饭要翻山越岭，少则走四五里路，多则走十多里路。
在人民公社化过程中，“五风”猖獗，对农民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据云南省委统计，从1958年到1961年，全省无偿调动的劳动力不下5亿个工作日。无偿占用和调用的土地约有245万亩，约占全省耕地面积的6％。平调的牛、马、骡、驴大牲畜约60万头，拆除农民住房100万间以上，另外还无偿占用农民住房100万间。与此同时，强迫命令和瞎指挥风盛行。在高寒山区，不让种适合这里气候的荞麦，改为不适合生长的玉米，称为“革荞子的命”。对西南边疆地区，不准在旱田旱地里种适合这里气候的旱谷，改为不适宜当地的杂粮，称为“革旱谷的命”。为了推广三轮三铧犁，强行火烧老式木犁。为了争先进、抢进度，动辄命令群众割掉没有成熟的作物，或者拔掉不合“规格”的幼苗，进行改种或重种。对不执行或没有按基层干部意志办事的扣工分、扣口粮、打骂，甚至动用各种刑罚。
二、持续不断的阶级斗争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阶级斗争的弦一直绷得很紧。农业集体化和粮统购统销是在紧张的阶级斗争气氛中进行的。说“阶级斗争是农业集体化和统购统销的强大动力”，实际是说，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推进农业集体化和统购统销。
1957年，在全省农村进行了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这场斗争于1957年8月在云南内地108个县（市）展开。8月底的不完全统计，斗争了9153人，捕了1342人。这场斗争“生动有效地批判了农村中的右倾思想。”斗争的结果，“一是合作社的劳动出勤率和劳动质量普遍提高；二是叫粮食的不叫了或不敢大叫了；三是市场物价开始稳定；四是基层干部大大出了气”。省委准备在这次斗争中，斗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10％，逮捕1％（2000人），个别判处死刑。刑事犯罪分子不在此数之内。
也是在1957年，在城市开展了反右派和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1957年6月22日开始，云南开展了反击右派分子的运动。1958年4月起，全省又开展了“反右补课”运动。这两次共划出右派分子10731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4。8％，其中，党内右派分子1795人，占参加运动的党员数的3。6％，共青团内右派1616人，占参加运动的团员数的3。72％。在右派分子中，县处级以上干部158人。在1795名党员右派中知识分子干部1418人，占78．55％，地下党干部1221人，占67．97％。国民党起义将领导龙云、副省长龚自知、省人民委会委员安思溥、杨克诚、谢崇文、宋一痕、秦淑贞等都被打成了右派。对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人给了严厉的组织处分和行政处分，大部分人被送往国营农场劳动改造，一部分人被判处徒刑。此外，还对上万名被认为有“右派观点”或“站在右派立场”的干部进行了批判，他们虽然没有戴帽子，也长期受到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歧视。
在反右派斗争的同时，又在全省开展了肃清“地方主义”的运动，严厉批判了“地方民族主义”，划出了一批所谓“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在云南省，批判地方主义这不是第一次。1954年就批判过郑伯克的地方主义。地方主义当时的主要表现是，在人事上，主张干部“地方化”；在政策上，强调地方情况特殊化。批判地方主义的斗争，不仅在云南省，在山东省、广东省以及其它很多省都开展过。五十年代各省批判地方主义的斗争，加强了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是建立极权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步骤。
1958年4月16－22日，中共云南省委召开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揭批所谓“郑敦、王镜如为首的反党集团”。21日，会议通过了“开除郑敦、王镜如党籍的决议”。郑敦是省委组织部长，王镜如是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他们的罪状是：“实行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修改党的全部组织原则，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取消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认为形势‘漆黑一团’，说当前存在‘十大紧张’、‘十大矛盾’；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地、富、反、坏、右大联合，虽他们的阶级基础”。现在看来，他们和省委第一书记谢富治等领导人不仅在干部任用上有矛盾，更主要的是他们对1957年以来的形势持不同看法。在各专区和县，也相继揪出一批“郑王反党集团”在当地的代表人物，挖掘他们的“钉子”和“爪子”，株连了一大批干部。1979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为“郑敦、王镜如反党集团”平反。但不少人早已家破人亡，损失不可挽回。
1958年大跃进高潮以前的一系列阶级斗争，多数是人为制造的。残酷的斗争，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再也不敢讲真话，再也不敢批评共产党，再也不敢批评党员干部的缺点和错误。从而为弄虚作假、报喜不报忧的浮夸风扫清了障碍。也形成了对上盲目服从、对下独断专行的恶劣作风。大跃进中的“五风”就是这样形成的。
三、农业、工业齐跃进
1957年冬，在中央政府的号召下，云南省掀起了以兴修水利和积肥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到1958年1月上旬，全省兴修水利的出工人数达200万人左右（1957年末全省总人口为1896。78万人，其中男女劳动力总共约750万人）。原来没有积肥习惯的一些少数民族，也移风易俗，修厕所，盖猪厩，大搞积肥。1958年群众性的修筑公路也形成了高潮。当年全省兴建公路7000多公里，虽然等级很低，但也算改变了许多地方交通闭塞的情况。这些通过政治动员而发动的群众运动，虽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将农村劳动力的精锐部分调离农业生产第一线，影响了农业生产，也使农民处于劳动强度极大的苦役之中。
1957年，云南省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已经受到批判“马鞍形”的影响，在干部中存在急躁冒进的情绪。虽然当时云南省委对形势的分析还是比较冷静，如粮食产量，原计划“二五”时期末要达到200亿斤，省委确定的原则是，算账可以算200亿斤，争取完成可能是190亿斤，按180亿斤往上报。实际上180亿斤也偏高（1956年粮食产量最高，为120。27亿斤）。接着是全国反右倾保守，使“大干快上”的温度急速上升。
1958年1月1日，云南日报发表题为《革命干劲大些，大些，再大些！》的元旦社论，提出“跃进，再跃进”。省报的社论是代表省委的声音，更是代表省委第一书记的声音。
1月13日，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向云南各地、市委传达省委第一书记谢富治提出的农业大跃进指标：一，原来提的10年实现的水利化计划3年完成；二、这3年要为80亿到100亿方水奋斗；三、3年内基本消灭平坝区和半山区旱田、旱地、荒地；四、改山区坡地为梯地1000万亩。1958年1月16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上半月各省农田水利及水土保持计划的实现情况，云南省仅实现计划数的217万亩的12％，在全国倒数第一。中共云南省委受到很大的震动，于1月17日召开全省电话会议，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各地鼓起干劲，反对保守思想，提高水利计划指标。到1月下旬，各地报省的水利计划从原来的540万亩提高到1025万亩。全省投入水利的劳动力由每天的200万人提高到263万人，占全省劳动力的35％。在工地上的农民，每天都劳动10小时以上，通常都干14－15小时。省委还提出“春节不下工地”的口号，民工只好不回家过年，在工地上连续苦战。
1958年2月4日，《云南日》发表《在生产大跃进进中，要做彻底革命派》的社论，说：“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在新的革命浪潮里，是做彻底革命派呢、还是做改良派、妥协派、现状维持派呢？是做促进派呢，还是做促退派呢？这是检验一切革命者的重要尺度。”这里把对“大跃进的态度提到政治高度。
2月15日《云南日报》发表了《坚决地干，大胆地干，彻底地干》的社论。社论说：“大跃进的形势，就像奔腾在铁轨上的火车一样，显示出历史的必然性；农业、地方工业的高速度增产的可能性也像‘赤壁鏖兵’的前夜一样，万事俱备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敢不敢取得胜利呢……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把彻底革命派、促进派与保守派、促退派的分野表现得最显然不过了……要清楚地看到，我们是处在高潮当中，必须经常克服右倾保守思想，这已经具有规律性了。”社论尖锐地批评了一些人对形势的观望、怀疑态度。这个社论，对当时本来已经过热的形势，起了推波澜的作用。
像全国各地一样，云南的大跃进不仅表现在水利建设中，也表现在其它方方面面。在6月的大春栽插期间，发动了以盲目追求过度密植为中心的“大面积高产运动”。不管各地区是否适宜，都要求达到每亩比往年多栽5000－10000丛秧。凡被认为保守的就“插白旗”，被认为是跃进的就“插红旗”。
1958年春，全省开展了积肥运动。在春耕积肥中，许多歙和社大量拆民房，用拆下来的老墙土做肥料。晋宁县拆除了农民住房的20％。每个合作社都取消了一两个小村，合并为大村。上蒜社就拆除了三个村子。不少社员住房拆除后没有地方住。
1958年6月18日至10月21日，中共云南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根据省委指示，先后四次向地、县两级发出创高产的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