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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达到公社下达的出勤率指标，大队干部把社员都赶下田，让食堂把粥桶抬到田头，不管男女老幼，都到田头吃饭。连七八十岁的老人和瞎子也得到田头才能吃到饭。在田间的人必须通宵达旦地干，下雨也不能回家。干部守在路上，见谁回家就打，连喂奶的妇女也不准回家，孩子在家里哭，妈妈在田头哭。对于不听话的社员轻则骂、扣饭，重则吊打，每次开会，迟到的人不管老小，都要罚跪。管理区私设的监狱，先后关押了200多人。
1960年，管理区提出落早秧、插小秧，因为气温低，不是谷种烂了就是秧苗烂了，烂了补，补了烂，一直到七月只好搞直播，还是荒了100多亩田。仅这一项炉头就损失稻谷两万多斤。原来炉头的100多亩番薯是种在村西的桥头山上，那里的土质适宜番薯生长，管理区为了成片种植，硬让炉头把番薯种在东面的白塔山上，结果没有收成，损失了三万多斤番薯。管理区要求密植，还规定株距为5×2，社员觉得太密，就改成6×2，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发现社员没听他的话，就一把抓住正在插秧的社员的头发，狠狠地将他按在水田里，命令大家把秧拔起来重插。如果上级干部来检查工作，不但要集中欢迎，还要把大路上的野草拔干净。1960年双季稻收割时，公社书记来检查，管理区就从炉头抽180个劳动力去蒋家滩二里长的大路上拔草，误了收割，损失粮食15000多斤。
共产风，瞎指挥，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粮食产量连年下降。但是，大队上报的产量数却是连年上升。1959年，炉头大队产量实有34万斤，比“三包”产量53万斤少了40％，大队上报的“核实产量”却是72万斤。年终分配时，为了掩盖谎言，让会计专门做了一个“超产粮”分配方案，把虚报的数字分配到每户的帐上，作为社员口粮。1959年，全大队需要口粮265800斤，种子33700斤，只能卖粮51300斤，由于浮夸，一下子卖出了127675斤，还上交储备粮5700多斤，支援其它大队数千斤。到了1960年2月开始，连续三个月断粮。7月夏收后，公社命令大搞春收入库，大队集中全部劳动力，连夜收割，脱粒，连夜挑送粮库，社员得不到粮食，以致秋收后又断粮20多天。在断粮期间，只有下田的劳动力每天4两米（相当于0。25斤），其余的人粒米不给。只能以树皮、野草、树叶充饥。因此，不少人得了浮肿病，不少人活活饿死。贫农邵根福的妻子临死时还挣扎着用筷子刮着空碗，说：“给我吃点饭呀！”贫农邵双土27岁的妻子因为把萝卜省给男人和孩子吃，自己生浮肿病死了。贫农邵石侬饿死了，他的妻子得了浮肿病，一个4岁的孩子得了干瘦病，双脚瘫痪了。邵石侬饿死时，有人告诉大队长周某，周却说：“人多了要吃饭，多死几个就好了。”贫农邵渭才，原来是初级社社长，夫妻二人1958年和1960年先后死亡，只留下4个孤儿。
经过几年的折腾，粮食产量年年下降，1957年全大队产量361363斤，1960年只有298317斤。社员的平均口粮由1955年的650斤，降到1960年的数57斤。
五、富裕路桥镇的昔日
2001年10月底，中国改革研究会在台州召开年会。会议期间，我们参观了这里的工厂和商场。在飞跃缝纫机厂，参观者啧啧称赞这里的设备和管理，我用手摸一摸车间的油漆地面，手面一尘不染。我做了20多年的工业记者，到过的工厂少说也有上千家，像这样先进的工厂是很少见的。这是小修鞋匠出身的邱继宝创建的飞跃集团的一部分。2000年飞跃集团销售额达15。13亿元，飞跃牌缝纫机60％外销，出口到国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16个国家设有17个销售公司。我们还参观了星星电器集团，这家公司2000年销售额达13。1亿元。在路桥小商品市场，市场的规模和商品的丰富令人叹为观止。参观完了以后，我们在路桥大街边等车，看到宽阔的街道和繁华的商业，大家对这里的富裕和发达赞叹不已。
谁也不会想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这里曾是饿殍遍地。可见制度稍有松动，政府对老百姓的控制有所放松，同一个地方的面貌就会发生很大变化。
路桥镇公社共辖31个大队。据1961年省委工作组调查其中，洪洋、张李、方林、杨家、应家、李家、上马、古岙等11个大队是落后队，占大队总数的35。5％。有章杨、永跃、龙头王、河西、下保、蔡宇等九个大队是先进队，占大队总数的29％。剩下11个是一般队，占大队总数的35。5％。这11个队是：戴家、松塘、田洋王、乘风、洋洪、洋叶、洋张、竞争、肖谢、肖王、洋官。
落后队的特点是，生产和收入水平大幅度下降，社员生活十分困难，饿、病、逃、死、荒的情况非常严重。一般队的生产下降幅度比前一种小一些，社员生活没有前一种困难，但也有外流和非正常死亡情况。如戴家大队，1960年和1958年比较，粮食产量下降15。3％，总收入下降了8。5％，发生了22人非正常死亡。有30多名社员被大队长吊打过，22名社员被扣过饭。先进生产队粮食产量下降10％以下。其中全镇最好的尖子大队是章杨大队，虽然也吃不饱，但用粮有计划，瓜菜多，全队只有6个浮肿病人和8个妇女闭经。没有发现非正常死亡。先进队不是没有问题。章杨大队自1959年以来，集体的粮食和钱款大量被盗，一直没有查出，群众认为大队干部、食堂主任、会计、粮管人员嫌疑最大。
落后队社员的生活十分悲惨。如方林大队，1960年全年人均收入只有14。9元，口粮只有255斤。倒挂户（即劳动了一年还欠集体的钱）占总户数的96％，平均每户倒挂76元。两年来，全大队只出生了12个小孩，死亡人数却有60多人。仅1960年就死了46人，其中31人是非正常死亡（浮肿病死亡17人，干瘦病死亡14人）。社员变卖财产相当普遍。卖得少量的钱到路桥镇上买菜维持全家生命。两年来，社员卖掉20间房屋全部拆了，有9间房屋拆了一半，有96间房屋拆了一部分，还出卖了大量的棉絮、棉衣、家具。
为什么在同样的条件下，不同的生产队的饥荒严重程度不一样呢？调查者将路桥镇最好的队章杨大队，和落后队利丰大队进行了比较。这两个大队相隔一里多，都是平原水稻地区，自然条件和原来的基础差不多。为什么在饥荒程度上出现了差别呢？
“共产风”刮的程度不一样。章杨大队在1958年刮了一阵“共产风”，1959年在传达第二次郑州会议后对“一平二调”拿走的东西还进行了部分退赔，以后再没刮“共产风”。利丰大队从1958年开始，“共产风”一直刮到1960年，刮走了大量的物资和劳动力，社员的自留地也是“三擒四放”。两个大队在1958年都实行了“供给制”（实际只在粮食方面），但1959年以后，章杨大队，减少了供给制的比例，而利丰大队供给制的比重一直比较大，自从办公社以后就取消了评工记分制度。
生产小队的稳定程度不一样。自1958年以来，章杨大队对其所属的生产队没有进行调整，生产队的人员、组织和生产资料比较稳定。而利丰大队对其生产小队两年变动六次。每次变动，都把土地、耕牛、农具、劳动力打乱平分，因此人心不定，耕牛、农具损失很大。
生产上瞎指挥的严重程度不同。路桥公社对这两个大队都有瞎指挥。但章杨大队的社员采取了一些变相抵制的手段。大队干部对于社员的抵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而减少了一些损失。而利丰大队的干部执行公社指挥很坚决，社员无法抵制，因而损失很大。
浮夸风的程度不一样。章杨大队在上报生产进度、劳动力出勤率、施肥数量、估计产量方面也搞浮夸，但在上报分配粮食产量、接受粮食征购任务时，尽可能讨价还价，浮夸的比重要小一些。而利丰大队浮夸严重。1957年粮食减产8％，却上报增产10％，1958年亩产810斤，上报1440斤，1959年亩产650斤，上报1019斤。1959年粮食减产7万多斤，征购任务却增加了16万多斤。
这两个大队的干部都有多吃多占和贪污行为。
由于以上种种不同，这两个在队的社员的遭遇大不相同。章杨大队虽然也有饥饿，但只有少数的患浮肿等营养不良的疾病，没有饿死人。利丰大队的社员就很悲惨。
1960年和1956年相比，利丰大队粮食亩产量下降下32％，总产量下降了31％。社员每户收入下降了68％，社员口粮标准下降了31％。据1960年4月调查，有189人患病，占总人口的26％，其中患浮肿病的50人，干瘦病的28人，青壮年妇女闭经的32人，子宫下垂的36人，小儿严重营养不良的13人。两年内死亡88人，占总人口的12。5％，其中非正常死亡的75人。两年内出生的只有24人。由于无法生活，有夫之妇带着孩子改嫁的12户（不办离婚手续），把子女送人的8户，结婚的只有一户（大队保管员，有贪污行为）。
1958年以后的两年内，被干部吊打的社员有28人，被拧耳朵的有175人，罚工分、扣饭票的有192户。1960年1月，社员陈开林看到干部大吃大喝，说了几句不满的话，党支部副书记大队长王某带几个人半夜敲开陈开林的门，把陈拉出去，让他脱去上衣光膀子去化“跃进灰”（用稻草烧泥块作灰肥），陈不去。就拉到大队办公室，说要送管理区，陈开林的妻子坚持要夫妻子女一同去，干部没有办法，骂了一顿才罢休。1960年7月，13岁的男孩林应彩钓了两斤黄鳝，大队长王某全部拿走自己吃了。林应彩到黄岩城里讨饭，被王碰见，说是“给利丰大队丢面子”，当场打了两个耳光，并把林带回来，用伞柄打了一路。带回后又把林吊在梁上和绑在椅子上两个小时。1960年10月，社员陈小友偷吃了几块番薯，全家被扣了17天口粮，陈已怀孕8个月的妻子带着5岁的儿子外出讨饭，下落不明。
这个大队从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