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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春天在队里插秧，因急着回家给孩子喂奶，收工时跑在前头，在这个队工作的供锁社干部林某说她迟到早归，对她拳打脚踢，当场被打倒在地，滚下水圳，湿透全身，不久死亡，致使出生不到数月的小孩因没奶吃不久也死了。良原大队党支部书记谭某仅1960年1－3月，就殴打群众70人，其中，打死1人，被迫致死1人。为什么这个公社的干部这么残酷地打人呢？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朱某说：“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他认为能打人的干部立场稳，干劲大。
毁民房，建新村。1959年10月，以朱某为首的公社党委决定拆除县城内的上围街建新村。共拆民房105户、932间、粮仓一座、大祠堂18座，总面积2万平方米。上围是过去地主集中地，是始兴县城最好的房子，大部分是火砖、石墙。朱某要求群众一天搬完，四天拆完，没搬完的封闭门户不准再搬。他们用180斤炸药、360个雷管爆炸坚固的围墙。由于天气寒冷，防寒烤火，焚毁了大量的木材，大量物品被毁。被拆掉住房的群众，有的住牛栏，有的住粪寮，有的住烂屋。在建新村的过程中，规定每天评出下游队。下游队的人被罚做通宵，派民兵看守。评不出下游队就由队长顶替。不下班不准社员回家，不开工的不开饭，不积极的扣饭。病号不准请病假，只吃二两米。吃饭只准五分钟，吃不完的不准吃。对不积极的社员“抽三筋”：打瞌睡的抽眼筋，不卖力气的抽腰筋，听报告不站起来的抽脚筋。公社党委书记邓某公开号召：“懒婆懒汉，不积极不听话的，可以罚跪，可以打，打死由我负责，打死他当掉了一片树叶。”他亲手打了14人。
1959年下半年以来，多数大队主要劳动力一餐吃2两米，二、三等劳动力一餐吃2两、1两半米，少的只吃7－8钱米。很多食堂长期“盐水挂帅”（饥饿无奈时喝淡盐水），公社党委会上有的委员提出请求县委拨粮食，朱某说：“谁不要脸谁去县委要粮食！”1959冬和1960春之间，粮食最紧张时，朱某擅自决定全公社停发口粮一个月，公社留下8万担粮食不下发，要社员自己解决。本来粮食和食油指标很低，又层层剋扣，1959年9月，县委发给这个公社口粮1000担，公社全部扣下作“工业用粮”。1959年12月，全公社口粮41619担，到12月底只发下41200担，扣下419担，1960年2月，县里发下粮食43337担，公社又扣下3646担，先后扣下社员口粮5065担。公社党委还把1959年各大队卖粮款60多万元全部扣下，一文不发，致使全公社一年没有发工资，社员有病也没钱治。
在南雄县始兴公社，社员饿死，干部却大吃大喝。上至公社党委书记，下至小队干部，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公社和大队食堂都为干部设小灶，白天吃，晚上吃，公社书记、委员、大队干部要鱼，要肉，要油，随便挂上某某书记的名字就可以拿。饿死人最多的石下大队，专门指定几个最好的鱼塘为干部吃鱼之用。这个大队群众说：“大队干部是老虎，小队干部是老鼠，社员挨饿成瘦猴。”公社党委书记魏某在深水渡工作，餐餐要通讯员端饭，还嫌牛肉煮鱼不好吃，骂社员不尊重领导。
广东省的饥荒不仅发生在罗定、南雄、高要等县，在其它地方也有发生。1960年底，广东省各县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从各县的会议报告中都透露了“三面红旗”带来的灾难。
五、宋庆龄老家的饥荒
文昌县在海南岛，当时属广东省。这里是宋庆龄的老家，从这里崛起了对中国近代历史有重要影响的宋氏家族。
1960年12月26日到1961的1月6日，文昌县召开了2718人参加的四级干部会。会议总结报告中披露：
三年来粮食产量年年下降，1957年粮食总产量19270多万斤，1958年比1957年减产11％，1959年比1958年减产11％，1960又比1959年减产11％，三年累计减产33％。粮食减产引发畜牧业减产，生活安排不好，死人年年增加，1957年死亡人数2756人，占全县总人口的0。8％，1958死亡率为1。2％，1959年为2。4％，1960年为2。1％，三年一共死亡19092人，其中非正常死亡4299人，另外病人也不少，群众体质很差。直到1960年底，问题还没有解决。如锦山公社下溪坡大队还有水肿病人43人，妇女病（闭经、子宫下垂等因挨饿而致的妇女病）301人，瘦弱病88人。
产生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共产风”的危害。事实证明，凡是一向列为重点的社队共产风最厉害，共产风刮得越厉害，损失越重，死人越多。为什么文昌的共产风一刮再刮，没有间断，再且越刮越厉害呢？
一是急于建立共产主义新村，消灭城乡差别。在农村实行“五大集中”：村庄大集中，人口大集中，牲畜大集中，粮食大集中，生活大集中。这五大集中使农民住房被毁，树木被砍，夫妻母子分开，家庭被拆散，损失巨大。人集中后没有房子住，就10多个人挤在一间小屋子里，卫生不好，病人增多。猪牛鸭集中时，杀的杀，卖的卖，集中到公社或大队牧场后，一时饲料不足，管理不好，死的死，逃的逃。粮食集中后挖尽了农民的家底，吃了几个月的干饭，先松后紧，种子吃完。干活大集中，天天放”卫星”，大兵团作战，几百人、几千人在一个坑里搞生产，劳动力大浪费，粮食大减产。蓬莱公社高金大队第五小队村并村时，四天不出工，在家杀鸡杀猪煮干饭，摆酒席，大吃一场然后出村。过了一段时间返回原村时，连种苗也找不到。清＊公社迈号大队湖保堀小队并村后粮食、牲畜、农具全被“共产风”，刮光，全村一片荒芜，1959年，这个小队死亡人口占全大队死亡人口的五分之一。
二是急于从生产队所有制向公社有制过渡。中央、省提出五年左右完成过渡，而到了县里，就变成了越快越好。县里干部认为迟早总得过一次，迟不如早好，干脆来个抢先过渡竞赛。在过渡竞赛会上，很多公社提出七天内完成过渡任务的30％，三个月实行基本公社所有制。这样，各公社就无偿抽调大队的土地、耕牛、劳动力、农具、种苗、家禽、牲畜，吞并大队的畜牧场、农具厂、农产品加工厂等。使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很快倾家荡产，农民更是家徒四壁，遇到困难毫无抵抗能力。
三是以“共产主义大协作”的名义抽调大量劳动力从事大办钢铁和兴修水利等。1958年下半年抽调6万人上山搞钢铁，1959年抽调7万人搞深翻土地，又抽5万人到水利工地。因此，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粮食减产。在工地上又消耗了不少粮食。
四是高指标。地区党委提出搞千斤亩运动，到了县里加码为万斤亩运动，到了公社、大队，变成了二万斤亩、三万斤亩甚至十万斤亩。1958年上报粮食产量2。811亿斤，实际只有1。728亿斤，多报了62％；1959年上报2。32亿斤，实际只有1。55亿斤，多报了49％；1960年少报了一些，但还是偏高。
五是生产上瞎指挥。种什么品种怎么种，全由上级领导说了算，不仅农民没有发言权，连生产队干部也没有发言权。如搞高度密植，不按农时季节生产。农民都知道这样做不行，却不让农民说话，发点牢骚就要挨批判。
六、江门市郊的哀嚎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江门市郊区的情况。在富裕的珠江三角洲的城市郊区情况比其它地方好得多，但也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1961年1月21日提交的《江门市郊区四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称，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干部作出的初步统计，郊区三年来死亡723人死亡率是：1958年0。86％，1959年1％，1960年1。25％。目前郊区还有水肿病人56人，妇女病89人。
岭南真是化外天地，到1958年还有单干农户（即没有加入集体经济的农户）。上述报告披露，即使在岭南，这些单干农民也是很难生存的。1958年，江门市郊区党委组织一次生产大评比，同时带着一批单干农民（其中一部分是贫下中农）游行示众。从这个小队到那一个小队，组织社员出来观看并参加斗争。当队伍到达白沙大队陈屋村时，公社党委书记命令全部单干农民跪下来，头要向天，膝要着地，腰要直，让组织来的社员和他们“辩论”。公社党委书记问单干黄长培（贫农）：“你为什么插田不插直？”还没等陈回答，就一个巴掌打过去。然后又抓住另一单干农民甘旺的头发：“你为什么不车水插田？”又一巴掌打过去，打得甘满脸流血。由于公社领导带头打，其他人也跟着打。公社书记对郊区干部说：“要使单干户家破人亡。”不仅对单干户，其不听话的公社社员也采取种种残酷手段。打人、骂人、捆人，强制劳动、游行示众、不给饭吃，是干部对付社员的常用办法。
七、中山县的“十多八少”
中山县是珠江三角洲的丰饶之地。这里是适于粮食生长的沙田地区，五十年代每年向国家提供大量商品粮。但是，这里也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全县到底饿死多少人无法了解，但在1960年12月26日到1961年1月4日的四级干部会上揭露了一些零星情况。据《中山县四级干部大会情况报告》，大涌公社仅1960年就死亡690人，死亡率为3。06％。这一年曾发生过三次水肿病，一月、四月、六月各一次。全县出现了“十多、八少”：水肿病多，死人多，妇女闭经子宫下垂多，社员外逃多，烂寮多，农具损坏多，丢荒田多，崩牛鼻子多，死猪多，干部强迫命令多。八少是：收入少，口粮少，分配少，休息少，结婚少，生孩子少，劳动力少，副食品少。
在总结教训时，中山县四级干部会上揭露了1958年以来的种种情况。1958年10月搞公社化，开始是每一个大乡一个公社，共建立了32个公社。1958底又将32个公社并为7个公社，1959年初再由7个公社分为16个公社，后又变成24个公社。体制的变化，伴随着“共产风”把生产队弄得一贫如洗。与此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