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摹；顾担找惶熘环�4两粮，干部叫社员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邳县食堂10天没开饭，放节约粮食的卫星。”1959年4月4日印发的《整顿建设人民公社情况汇报第23号》记载了以下情况：
兴化县：种子吃光，在临播种季节，各地没有种子。人口大量外流。大营公社八一大队有3700人外流，动员回来后，只安排了2500斤粮食，一天全部吃光。在大饥荒期间，兴化县饿死三四万人，县委书记郭玉汉被撤职。
高淳县：3月底统计，到5月底共需口粮259万斤，种子1073万斤。除去存粮，共缺824万斤。目前群众吃粮标准为：1－3岁每天3－4两，3－7岁每天4－6两，7－15岁每天6－8两，16岁以上劳动力每天11－12两（这里说的都是16进位，是原粮）。由于层层尅扣，实际社员还吃不到这个数字。全县患有浮肿病人3000多人，外流人口3000多人。
溧阳县：据3月19日统计，吃到5月底还缺粮120万斤。到小麦收割（6月上旬）还缺粮400万斤。浮肿病发展较严重，开始出现死亡。
1959年3月25日，南通地委向省委作的“关于粮食问题的紧急电话汇报”中说，全地区有2955个食堂的生活没有安排好。由于食堂停伙，加上干部“压服”，全地区2月份以来（主要是3月份）发生自杀事件57起，共死掉17人。自杀身死的情况是：1）年龄大，食堂又不开伙，自杀身死的4人；2）没有吃的，到处找东西吃，中毒身死的2人；3）因瞒产私分被干部发现，干部教育方法生硬，自杀身死1人；4）从水利工地上开小差回来，食堂不让吃饭，气愤自杀而死4人；5）因挖社员余粮，社员实在没有，被迫自杀身死5人。这个电话汇报中说，如皋东城公社有99个食堂每天只吃一顿粥。海门县东新公社五工区有个70多岁的老太太，因吃了三天菜，饿昏在床上。不少地方发现浮肿。由于粮食紧张，海门县三阳公社社员把很稀的粥抬到公社党委，一边走一边骂：“这叫什么社会主义？这叫什么人民公社？过去叫我们吃萝卜，现在又叫我们吃薄粥！”
1959年3月24日，《南通县委关于石港人民公社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说，县委曾一再指示，公社、工区不许层层扣留机动粮，但据了解，公社、工区、食堂都从社员的口粮中留下了“机动粮”。在社员口粮如此不足的情况下，还用挨家摊派的手段，从社员口粮指标中强行扣下各家交粮任务，让社员在交粮计划表上盖手印，最后张榜公布。八工区四连第十三生产队，28户，出榜公布以后，就有14户因无口粮而哭泣。第四生产队28户，有18户为无粮而哭泣。这份调查报告还披露了几起饥饿的事例：
黄吉姑娘，女，30岁，中农成份，住16工区，属第5食堂。家中有5口人。其夫黄义在九圩港做河工。她和15岁、13岁、3岁三个孩子在家，4口人每月供应30斤粮食。该食堂饭票每10天发一次，3月2日，是第10天中的第8天，饭票用完了。当日中午，黄吉姑娘到食堂去，看到那里正在煮胡萝卜。她向炊事员和队长请求打一点胡萝卜给孩子吃。队长说：“这胡萝卜是给干活的人吃的，没你的份。”她眼泪汪汪地回去了。一回家就在床上绞颈，被第二个孩子发现，喊了社员徐明英、工区主任任国安去，她已气绝。解开绞绳，灌了热水以后才苏醒过来。
刘治科妻，29岁，中农成份，住11工区，属第7食堂。其夫去九圩港开河，她带两个孩子（一个9岁，一个2岁）在家。每天供应粮食12两（16进位，相当于0。75斤）。3月2日早晨，两顿共打五勺子粥，中午3人各吃一碗粥后，下午挑了半天塘泥。晚上将食堂分的一点胡萝卜煮了给孩子吃。她吃了一点擦菜就去食堂开会，因饥饿而昏倒在食堂。
葛桂兰，男，71岁，下中农成份，住9工区，属第15食堂。他家有儿、媳和15岁、8岁两个孙子。3月3日早晨在食堂打回6碗粥，5人各吃一碗，儿子葛洪硬要他把剩下的一碗吃了。中午大孙回家发现祖父服了农药，当即请医生急救。他硬不肯吃药，并说：“我年纪大了，不能劳动了，省点粮食给你们吃吧。”最后还是给抢救过来了。
1959年冬至1960年春，江苏的兴化、宝应、高邮、高淳、宜兴等县相继发生因缺粮而导致的严重死亡事件。宝应县4万人饿死，事情闹大。江渭清亲自出马，逮捕了县委书记徐向东。江虽自我检讨说“宝应事件，省委要负一定的责任”。在1959年上半年，本来很富庶的高淳县就已发生严重的的饿死人事件。省委调查后，写了报告正要送中央时，在庐山开会的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打电话回去说：“现在气候不对了，要反右倾了，你们不要再反映死人的情况。”于是省委将报告压下，仅将高淳县委书记刘元撤职了事。省公安厅厅长洪沛霖亲赴高淳调查后，谈起高淳的情况，说：“农民一家家死亡，有的村庄死得差不多了，还剩几个人。何等惨啊！” 常熟县本应“常熟”，却饿死了11000多人。武进县东安乡，仅两万人口， 非正常死亡的就有四百多人。1959年12月31日，中共徐州地委《关于第四次生活安排扩大会议的报告》中说：“最近个别地区因多种疾病引发的浮肿病约有15000人，妇女子宫下垂3000多人。
1960年夏天，食堂还是大面积停伙。扬州地委估计，夏粮入库情况不好，部分地区到秋收的口粮还要缺15天左右。江都县各食堂普遍一天三顿粥，粥很稀，群众说跟喝水一样。兴化县“三无食堂”（无粮，无草，无钱）127个。粮食质量很差，加工又很粗糙，有的食堂“只见泥石不见米”。江都县有个食堂在40斤粮的粥锅里竟捞出麦芒4斤多。社员说“喝粥满嘴攻，吃饭卡喉咙”。由于吃的质量太差，严重影响社员健康。兴化县昭阳医院病人成倍增加，病人开刀后发现肠壁上粘着许多麦芒、碎石、碎磁等。疾病、死亡、外流人员不断增加。据高邮县调查，从1955年到1958年人口出生率一般为3。3％－3。7％，死亡率一般为1。3％－1。5％。但1959年死亡率上升到3。5％，出生率下降到1。8％，死亡率大大超过了出生率。1960年上半年死亡率2。85％，出生率1。08％。这个县1960年上半年总人口为59。4万人，比1957年减少了7万人。由于妇女子宫下垂、月经闭塞影响生育，很多地方近两年生孩子很少，如江都县竹家墩农场有45名妇女，几年来只有两个人怀孕，其中一个还是干部家属。
距南京不远的茅山人民公社西冯大队，稻麦两熟田占三分之二，一熟水田占三分之一，自然条件十分优越，也有很好的物质基础。但是，从1957年以来，连续三年征了过头粮，农民口粮很低。干部尅扣社员的口粮的现象相当普遍。出现了浮肿、消瘦、子宫下垂等疾病。从1959年开始，就改变了过去生多于死的规律，变为生死相平，1960年上半年死多于生。
县志是官方定稿的公开出版物，但其中也可以看出一些情况。据《溧水县志》1990年版第94页记载的数字推算，三年间有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又据《常熟县志》1990年版第1030页数字计算，在3年间非正常死亡11000多人。据《高邮县志》第61页及162页数字推算，1959年非正常死亡16000多人。高邮县两位县委书记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大加批判，1960年又非正常死亡17000多人。1961年，又有4000多人非正常死亡。《高邮县志》称，高邮县饿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儿童。
苏北里下河地区1961年与1957年比较，人口减少了5。5％，劳动力减少了12％，发育不良的青少年很多。据兴化、高邮、宝应、建湖、阜宁、盐城、东台七县统计，直到1962年还有病人151200多人，占七县总人口的4。5％，而且发病人数还在增加。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3月，宝应县全县死亡11643人，占总人口的1。57％，其中非正常死亡的有5500多人，高塍公社死亡率3。8％，和桥公社上水村和下水村两个生产队共470人，死亡46人，死亡率达10％。宝应县望直公社望直大队原有人口2182人，到1961年6月，只剩下1094人，这1094人当中还包括县、公社下放的人口。
1960年7月，兴化县全县222个食堂开开停停，全县病人达4万，其中浮肿病、青紫病11046人，妇女子宫下垂8790人，失去父母的孤儿1423个。社员一生病当即减少口粮，病还没有痊愈就要下田劳动。垛田公社营业所主任假借医生名义在深夜把病人全部喊起来集中排队，手里拿着竹板说：“这就是医生！”用竹板逼着大家下田劳动。有的病人挑了一担土就跌倒而死了。
1960年10月9日，中共江苏省委转发了省委办公厅和兴化县委联合工作组关于兴化县三个不同类型生产队的调查报告。在比较好的生产队里（仲家大队），从未放松过“三包一奖”制度，对于风行各地的合并生产队，这里也是“上动下不动”，而且从来不开夜工，保证社员8小时睡眠。这个大队除了少数人患浮肿病以外，没有饿死人。全大队757人，1958年到1960年人口没有减少，还增加了8人。而条件差不多的夏家大队情况就严重得多。1955年，这里“户户翻新屋，人人添新衣”，平均口粮590斤。可到了1959年冬、1960年春，在这里看到的却是断墙残垣，通天破屋，废船坏车。社员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有的社员除了一只碗、一条裤之外一无所有，“宿在桥下避露水，蹲在塘里等裤干”。在两三个月内天天有死人。从1959年冬春之间，食堂72天没有开饭。这个人口935人的大队，就有315人外流，75人患浮肿病、青紫病、干瘦病，56人非正常死亡。1960年春天，这个大队的食堂又是六七十天不开饭，外流、肿病、死亡情况比1959年更严重。几年来，夏家大队人口生死相抵减少了9％。夏家大队是典型的“人祸”。
1960年10月下旬，中共上海局办公室杨主任奉柯庆施之命到徐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