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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炼钢铁运动以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的管理方式推动的。
北戴河会议一结束，江渭清就赶回南京，进一步部署钢铁工作。当时，钢铁生产进展缓慢，连续几个月都没有完成预定任务。江渭清十分着急，他在9月2日召开的市委书记电话会议上强调，9月份一定要超额完成计划，保证全月完成5。5万到6万吨生铁和2万吨钢的生产任务。
当时形势逼人。全国已有6个省日产生铁1000吨以上，其中湖南达到3000吨，河南达到1。8万吨，而江苏才910吨多一点。中央决定9月23日召开全国大炼钢铁电话会议。江渭清急得没有办法，抢先召开地、市委书记电话会议，要求全省力争在9月22日突破口产生铁3000吨，29日放出个“大卫星”。什么叫“大卫星”呢？当时，日产生铁突破5000吨是“小卫星”，8000吨是“中卫星”，如果在国庆节那一天宣布江苏日产生铁突破1万吨，这就是“大卫星”。
对于“大炼钢铁”中大放“卫星”，任务一天比一天加码，指标像天文数字一样翻了又翻，江渭清和省委的其他领导人在思想深处是不赞成的，但又不好公开反对。1958年9月20日，毛主席在张治中、罗瑞卿、曾希圣陪同下来南京视察“大跃进”形势，江渭清到中山陵毛下榻的地方汇报工作。毛主席在听取汇报以后，指示他们要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提醒他们不要因为大办工业，放松了农业。同时，他又提出要江苏搞I00万吨铁，问江渭清能不能完成？江渭清说搞不到这么多。事实上，群众性“大炼钢铁”效率低，质量差，人力、物力的浪费从一开始就十分明显。所以江渭清又说，像这样全民炼钢铁，说句不好听的话，叫“劳民伤财”。毛主席听江渭清这么回答，就说：“不谈了，明天再谈。”
第二天，毛主席把省委书记处的几位领导人都找去，说：“我要江苏搞100万吨铁，渭清讲搞不到。顺元，你什么意见？”刘顺元愣了一下，回答说：“渭清同志是班长，班长怎么说，我赞成。”毛主席就问：“惠浴宇，你什么意见？”惠浴宇回答：“我同意顺元同志的意见。”毛主席又说：“江渭清不但说搞不到100万吨铁，还说这是劳民伤财，你们也同意吗？”见大家都不开口，毛泽东就问江渭清：“渭清，你还有什么意见？” 江渭清说：“主席，我们千方百计去搞，能搞100万吨更好，实在搞不到，就请您派人来检查我的工作。”毛主席说：“好，就这么办。”
江渭清觉得，向毛主席、党中央讲真话，讲确实存在的困难，这是应有的责任，但“大炼钢铁”是当时全党的大局。他这个第一书记不抓不行。为了争取建国九周年到来之际，放出日产万吨生铁的“大卫星”，全省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机关都动员起来了，成千上万的干部带领群众日夜奋战，砍树挖煤，找矿炼铁，连铁门铁栏杆都拆下来炼铁了，美其名曰“找米下锅”。在所谓“小土群”齐上阵的口号下，堆起了数不清的小土高炉、小土焦炉，到处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新华日报》有个报导：9月30日“3万座土洋高炉烈火漫天，400万钢铁大军激战炉前”。据统计，当时全省一度动员了将近700万人炼钢铁，不仅有整劳力，而且有半劳力和未成年的孩子。国庆前夕，终于放出了日产生铁10073吨、烧结铁4000多吨的“高产卫星”，成为全国九个“万吨省”之一。
如此不惜代价地“大炼钢铁”，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事后江渭清算了一笔帐，1958年“大炼钢铁”中，全省高炉利用系数平均只有0。5左右，炼一吨铁需耗煤五六吨至七八吨，炼出的铁许多不合格，钢大部分是土钢，根本不能用。所建上万座小高炉，只有个别的保留下来。直接经济损失更是惊人。全省土法炼钢炼铁共计亏损14109。6万元，省里补助9000万元，其余部分均由各地从地方财政中抽钱填补。
为了实现“生活集体化”，全省一度办起30万个食堂，在食堂吃饭的占农村总人口的97％。当时，中共江苏省委已经发现，这样大呼隆吃食堂，管理困难，浪费甚大，弊端甚多。还在1959年春夏，省委就同意一些地区提出的经过群众讨论、本着自愿的原则，可以把口粮分发到户，实行社员回家自炊自吃的办法。但是，庐山会议以后，刮起新的“共产风”，把这些做法当成“右倾”，加以批判。一些停办的食堂，被迫重新开伙。1960年春统计，全省共有农村公共食堂16。8万个，参加农户48万户，占农户总数的55％。
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过程中，各地都找彭德怀在本地的代表人物。柯庆施在庐山会议结束时，曾向江渭清提出要批评刘顺元，暗示刘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刘顺元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家，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被派往被苏军占领的旅大任副书记、第二书记。当时的苏军横行霸道，军纪极差，强奸妇女，抢劫财物，苏军领导人则是大国沙文主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刘顺元多次抵制了苏军的恶劣行为。1947年9月17日，旅大苏军总司令宣布将刘顺元“驱逐出境”，并被带上了“反苏”的帽子。1948年8月，刘顺元任济南市委书记兼济南警备区政委。斯大林得知刘顺元还担任要职，十分不满。1949年7月，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对他说：“你们中国有个刘顺元，在旅大时对我们苏联很不友好，据说现在还得到你们的信任，我希望在今后的合作中不要再出现刘顺元这样的人。”刘少奇回国后令刘顺元写了检讨，并降三级使用。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刘少奇找到了刘顺元，并于1954年9月，任命他为中共江苏省委常务书记。
刘顺元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积极并充满热情的。后来，他感到从合作化到总路线、大跃进、公社化，工作中的问题越来越多，风气越来越坏，很有意见，曾经公开批评过“三六九干部”、“风马牛干部”。“三六九干部”是指不干实事，只会在嘴上卖弄“三面红旗”、“六亿人民”、“九个指头”，以势压人的干部；“风马牛干部”是指见风使舵、吹牛拍马的干部。这些话传到了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那里，所以柯想批判刘顺元。江渭清没有按照柯庆施的意见办，他向柯解释，说要看通篇文章、报告讲的是什么，不能凭一句两句话就说有什么问题。如果省委常委里有人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要批先批我，我是班长嘛！我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怎么会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呢？就这样应付过去了。当年秋天，毛主席乘坐专列路过南京，在列车上召见江渭清和省委其他负责人，并询问了“反右倾”情况。江渭清向毛汇报说：我们有“右倾”思想，但没有“分子”。譬如对1958年放农业”高产卫星”、“钢铁卫星”，我和其他常委同志都说过那是“吹牛”，但不是否定总路线、大跃进，而是反对浮夸虚假。这样，从江苏省委到由省委管理的各地、市、县委的主要领导人，都没有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不归省委管理的基层党员干部，被划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是有的。全省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党员、干部等254人，占参加运动的党员总数0。2％，比当时中央所作的全国大约占2％的估计少得多。
但是，大势所趋，全省从上到下还是层层搞了“反右倾”运动，进入大跃进第三年，即1959年底到1960年春夏，在煞“五风”时开始制止的“左”的错误做法、浮夸不实的口号，又重新出现。一些地方提出在三五年内实现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已在实践中证明行不通的农村公共食堂又被视作“有助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生事物”而大加提倡；还有的提出要建立“城市人民公社”。与此同时，工业方面一度下调过高的指标，被批为“右倾”；农业指标则由下调变为上调，一些地方重新提出要像1958年那样，“争上游，创奇迹”，“竞赛评比打擂台，现场会议插红旗”，不顾实际，盲目蛮干。
如此“反右倾，鼓干劲”的实际结果是，1960年农业全面减产。全省原计划1960年粮食总产380亿至400亿斤，实际只完成191。96亿斤，比上年减少6。58亿斤，还低于1952年199。5亿斤的水平；棉花600万担，实际只完成248。5万担，比上年减少93。1万担，低于1953年294万担的水平；钢铁、原煤等，均远未达到计划指标。
由于高估产、高征购，从1959年秋冬开始，各地农村就出现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浮肿病、大量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现象。1960年春夏，情况更加严重。这年2月，省委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全省城市浮肿病患者共有12。6万人。另据镇江、扬州、徐州、淮阴四专区和南京市不完全统计，农村外流人口达14。8万余人。到6月份，省卫生厅统计，全省共有89。2万余人次患上了浮肿病和消瘦病。一些地区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以宝应县为例。从1959年冬到1960年4月，该县先后死亡35391人，占农村人口总数的6。2％。在这些死亡人口中，除一部分属于正常死亡，大多数是因为缺粮而饿死的。多年没有出现的弃婴现象也出现了，而且为数不少。宝应城内拾到的弃婴就有927名，其中死婴153名。
二、这里“五风”也成灾
2002年，我专程到江苏调查大饥荒的历史。从六十年代的历史资料中可以看出，江苏大饥荒的情况比《江渭清回忆录》中说的要严重得多。
1958年开始，江苏各地像全国其它地方一样，刮起了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这一股股歪风给广大农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1958年，扬州地区全地区共建立了123个农村人民公社，比较多的是5000户到20000户的大社。在并社过程中大刮“共产风”。“粮棉到处抛，农具、耕牛无人要，田头、仓库乱糟糟”，“吃饭不要钱，劳动不记分，多做少做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