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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进村，远远地就看到了村里的塌屋和断墙，过去村里里三层外三层密密匝匝的绿树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半人高的野蒿、荒草。许多屋子倒塌了，水井、池塘似乎移了位置。。。。。。故乡的人呢？许多看着我长大的前辈们，甚至有一些同辈人，包括我的一些亲友在内，都在那年春天亡故了！我的奶奶饿死，母亲逃往准南，婶婶带着几个孩子逃往宁夏，父亲躲过这场大劫，吃草末树叶作下了胃病，几年后肠胃大出血亡故。可是，比起来，我家的灾难还算轻的，村里好些正是壮年、青年人都饿死了。有几户人家老老少少全部死绝。。。。
夜间，我躺在没有一棵树木、院墙几乎倒尽的空空荡荡的院子里，呆呆地望着满天繁星和耿耿天河，村子里死一样的寂静，偶尔有什么声响，父亲告诉我，那是野狐子在蹿，人烟少了，野物白天也敢在村里乱跑……
这就是“大跃进”之后的农村，人口大量死亡，土地荒芜，村庄破败……
与群众大批因饥饿而死相对应的是，干部们却照样享乐。留下来资料是这样记载的：
“曾庆梅到蚌埠检查工作时，一到蚌埠就要跳舞，还以书记的名义让女演员连夜学跳舞陪伴。当时蚌埠已经有饿死人的现象，影响很坏。”曾庆梅是安徽省委常委、省监委书记。主管党纪的高官如此，其他官员就更放肆了。
“1960年安徽省出了这么严重的问题，地委却抽了许多人去盖宾馆。中秋节时，街上饿死人，而地委、县委书记却在交际处大摆酒席，不是星期天也办舞会，找人去跳舞，吃夜宴。”
既然刮“共产风”的人们有一种“替天行道”的自豪感，那么，对于他认为阻碍这个伟大目标实现的人，进行无情打击，当然也是天经地义的。基层干部素质本来很差，有了这种为了共产主义而横扫一切的心态，什么极端的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对共产风不满、或有与共产主义风格相反的行为，那就要遭殃了。
省监委书记曾庆梅1960年8月4日的一份报告反映了一个公社干部迫害农民的情况。萧县马井公社有专业组长以上的各级干部909人（公社一级34人，大队一级161人，生产队一级403人，专业组一级311人），据揭发的材料统计，犯有不同程度的违法乱纪错误的干部有368人，占干部总数的40。5％。其中，公社干部违法乱纪的占33％，大队干部违法乱纪占64％，生产队干部违法乱纪的占50。4％。违法乱纪的具体表现是：
捆绑、吊打、关押、体罚群众。据不完全统计，全社被捆绑、吊打、关押的有1026人，占全社总人口的3。8％。打人的花样很多，打耳光，扭耳朵，让人自己打自己，让人互相打，带驴笼嘴，冷水浇头，等10多种。更加疯狂的是以下刑罚：活埋人。郝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保民今年春天埋过5个小孩，土埋齐腰深，社员苦苦哀求才扒出来。用针剌。范庄大队党支部书记胡念堂麦收前发现两个10多岁小孩在地里吃豌豆秧，因为这两个小孩太瘦，身上无肉，就用针剌耳朵。脱女人裤子。陈坡生产队队长吴某看到社员陈徐氏搓了几穗麦子偷放在裤腰里，吴即当众把陈徐氏的裤子撕掉，陈徐氏羞得当场投河，被救回家后晚上自缢身死。让社员吃屎。郝庄大队郝庄生产队社员郝明良在地里摘了几根豆角吃，支部书记硬逼他吃下一块牛屎，吃下去后还逼郝说“牛屎好吃，又香又甜”。
扒灶砸锅。不准社员在家生火做吃的。据不完全统计，仅生产队干部直接砸锅的就有151人，共砸锅234口。
扣饭。据不完全统计，仅今年上半年，全公社被扣饭的就有537户、1558人，其中因扣饭而饿死多人。有的还采用“一人犯错，全家扣饭”、“一户犯错，邻近四户都要受辩论”的连环保制度。社员朱宗道有病，多喝了一碗稀饭，当即扣饭10天，不到10天，朱宗道就死了。
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萧县，几乎每个县都有类似情况。
农民在下面挨整与干部在上面挨整是并行不悖的。如前所述，因张恺帆而被牵连的人达两万八千多人。此外，还有大批干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蚌埠为例，这个以交通枢纽为特征的城市，1958年10月，彻底清算罗霞光（市委第二书记）、王荣华、杜宏本、李世农、史坚、李斌、吴正等反党联盟，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大批干部受到牵连。1959年11月，又揭发出以市长朱德兴等为首的机会主义分子，这一次被批判的干部有236人。蚌埠共有1000多名干部受到批判斗争。1962年甄别时，这些被打下去的干部全被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名誉、恢复职务和原级别。在“共产风”最为猛烈的时候，这种以打击不同意见为目标的政治运动，把“共产风”推向了极端。
2，捂盖子和揭盖子
安徽省的饥饿状况一直被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捂着盖子，既不向上面汇报，也不让下面说真话。毛泽东很相信他，还让他兼任山东省委书记，到山东揭盖子。但安徽的盖子不能长期捂下去。严重的饥荒使大批人死亡，在外地工作的军人、学生、干部回安徽家乡探亲，发现乡亲大批饿死，不断有人向中央写信。但写信的人反而被迫害。在省委捂盖子的指导思想下，各级领导都封锁消息。
1960年3月13日，省委财贸部向省委了一份《关于当前粮食工作上的几个主要情况》，当时是饿死人最多的时候，作为主管粮食的部门财贸部的这个报告只字不提死人的情况，却对人民反映饥饿的来信百般曲解。请看：
从人民来信的数字看，今年一二月份比去年同期增加，1月收到182件，2月收到283件，计476件，比去年一二月增加187件。以阜阳、蚌埠最多。从已经检查的31件内容看（省查2件，地委查17件，县查12件）部分属实的8件，占26％，完全不实的23件，占74％，其中13件匿名信有12件是揑造的，是恶毒攻击的。例如，江西省军事医学科学院何承才（安徽人）来信说：金寨县关庙生产队政府不给一点粮食，群众生活问题很大，人口外流死亡很多。当即进行调查时发现，这个地方群众每月都能吃到35－40斤粮食，每天一干两稀，外有蔬菜，没有一个人因生活困难而外流或死亡。这封信及调查结果已转该学院。
一件匿名信说定远县沛河公社荒沛大队，从去年6月到现在光吃青菜和树皮，有的还吃死小孩，人口大批外流死亡。经查对结果，这个队从去年6月到8月，每人每天吃1斤小麦，9到12月吃1斤杂粮、4斤菜，今年1－5月每人安排12两原粮，另外还有蔬菜和代食品，也没有因生活问题外流和死亡。
朱升平来信说，凤台县清泉集附近有两个月吃不到粮食，有不少病人死了，有一个村就死了十几个人。又说，上河堤的只吃到6两粮，在家的还吃不到6两。经查结果是，清泉集附近的新庄、孟庄，老姚湖等村庄，每人每天吃粮6两、淀粉6两，加上干菜，合1斤以上。清泉集整个大队3个月来死了23人，是因老弱病而死的。
不知道是曾希圣的指导思想促使财贸部写出了这样的报告，还是这样的报告使曾希圣坚信没有饿死人，从而更坚定了自己的认识。更大的可能性是，这种说假话的情况是上下互动的。
回乡探亲的人因反映真实情况大都受到迫害。1960年春节时，福建空军后勤部副部长潘康，回到家乡凤阳小溪河公社新华大队，看到了南毛小队和石马大队大韩小队饥饿的惨状，他家里也死掉多人，到公社又见以缪坚为首的公社干部大吃大喝，极为不满，与缪坚进行了一次争吵，并且拿出自己的工资给小队买种子。潘回部队后，缪坚等发动大队、小队干部向福州空军连发三封检举信，说潘康“思想右倾”、“立场不稳”，回家“攻击人民公社、大跃进”，缪坚亲自向福州空军写信，说潘康是“牛鬼蛇神”。福州空军第一次来调查，县里还编造假情况欺骗调查的人，福州空军第二次来调查，才得知这个小队饿死了66个人。但是，潘在部队还是受到不应有的处分。
1960年7月2日，蚌埠地委办公室转来一封信，这封信是殷涧公社党委书记（另一资料说他是凤阳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张少柏化名“石求名”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据我知道的三个公社四个庄子的人口死亡是极为惊人的。一个死亡占百分之五，一个死亡占百分之十五，一个占百分之二十多……有的村子几乎无人了。我亲眼看到，住在我们临淮关上收集起来被大人遗弃的儿童有三四百人，死亡有一百名左右。”事后才知道，饿死的人这个数字还要多，但此信被定为“反动信件”由公安部门追查，对张少柏横加迫害。
一方对外面封锁消息，一方面在安徽制造假象欺骗从外面来安徽的人。董必武到安徽阜阳视察，安徽省事先作好准备，清理沿途死尸，把浮肿病号集中看管，不让董必武看到真实情况。1960年在新华社工作的外国专家休假，国内部副主任方实陪同外国专家去合肥游览。安徽省委安排他们去逍遥津公园等有限的地方。在外宾所到之处，完全布置了一派丰饶、富裕的景象：湖里有穿着漂亮的女子悠闲地划船唱歌，在路旁的小店里食品丰富。省委所划定了外宾活动的地方，不让老百姓进入，特意布置假象欺骗外宾。
由于捂盖子，民众饥饿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直到1961年秋后，饥饿还相当严重。地处交通枢纽的工业城市蚌埠一份报告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浮肿病有2330人，干瘦病141人，子宫脱垂2936人，闭经病2895人，小儿营养不良尤其突出。据卫生部门9月份对9个幼儿园、托儿所、五个居民段、二个铁路职工住宅点的调查，在3181名7岁以下儿童中，营养不良的就有1176人，占总数的36．9％。其中有328个儿童得了不能站、不能走的软骨病。
越是弄虚作假，死人就越来越多，情况也就越难封锁。反映安徽问题的信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