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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那年，安徽省委从安庆地区调来一个叫姚奎甲的干部担任无为县委第一书记。当时，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农民们，纷纷逃到江西省。姚奎甲视此情况，一面向省委反映，要求省委干涉，批评江西省随意接收安置，一面派人前去动员返回。还要求各个车站、轮船码头，凡没有各级政府开具的正式证明的，一律不卖票。断炊的农民，逃命遭到阻拦，已经逃出者又被追回。被追回后，又得不到生活上的安排，遭厄运者数量很大。
1958年9月，全县原有435个农业社并为31个人民公社。县委又拟了一个“关于试办共产主义人民公社问题”草案，不到10天的时间，“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在全县普及。
严桥区响山农业社的社长叫陈广复，是个老退伍军人，此人在部队搞过供给工作，他在1955年就在农业社实行过共产主义分配制度，公社化时搞起供应制更是轰动一时，连毛泽东主席都知道了他的名字，说“安徽省无为县在三国时曾出现一个黄文炳，现在又出了一个陈广复”。毛泽东视察安徽时，还要到他们社去看看，因交通不便，未能成行。陈广复的响山社供给制有这么一段顺口溜：
发米发柴又发盐，
过年过节样样全。
有酒有肉有香油，
红糖鞭炮带挂面。
到热天，发草帽，
另有一把芭蕉扇，
有毛巾，有香烟，
还有肥皂洗汗衫。
要结婚，就支款，
生了孩子更安然，
有产假，还不算，
糯米红糖加鸡蛋。
继后《人民日报》发出了《安徽省响山社最早实行供给制》的报道和《一棵共产主义的幼芽》的通讯。文中肯定地说：“响山社许多可贵的创造，是发人深省的。全国农村正在大跃进，时代逼着我们必须考虑共产主义的具体形态。共产主义，应像列宁指出的那样：‘那时，社会就不必在分配产品的时候，规划每人应当领取的产品数量，每人将根据需要自由地领取’”。
无为除实行“供给制”外，还大刮“平调风”。“平调”的种类有土地、劳力、耕牛、农具、房屋、家具、家禽、家畜、现金、粮食、柴草、木料、砖瓦、芦席、毛竹、稻繁、车辆、鱼、藕、棉被、棺材等。据袁乃平、吴克明、朱宗新 3人于1960年12月12日调查的红旗公社新民大队情况：“全大队共平调的房屋471间，拆掉房子109间。 平调土地119。9亩，平调耕牛21头，平调水车119辆，母猪21头，手推独轮车35辆，船1条。”
该县统计资料标明：1958年期间，县向公社调支的劳力所做的劳动日就有736万个，连同各种器材物资总共价值746万多元。大江公社1959年提出要实现“七个万”：万头猪场、万鸡山、万瓜棚、万鸭棚、万鱼塘、万鹅滩、万亩丰产片。公社提几个“万”，大队跟着提几个“千”，生产队也提几个“百”。要实现这些目标，层层要从下向上调集物资和财产，千方百计集中凑数，最终剥夺的还是社员。从1958年秋到1960年春，大集中、大平调、大搬、大拆和大兵团作战之风，一刮再刮。1959年秋后，全县实行家禽、家畜大集中，普遍出现大杀、大吃、大卖等现象，搞到最后，家禽家畜几乎绝迹。农村被搞得满目荒凉，农民家贫如洗。
共产风给无为带来了前所未见的灾难。据有关资料表明：
一、大量的饿死人。杨金声在《我亲历的瓜菜代生活无》中写道：“据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县饿死82278人，1960年饿死126524人。1957年底，全县总人口为982979人，1960年底只有662557人，减少了320422人。再加上1961年饿死的人数，无为县总共饿死人应当在30万以上。”谢贵平调结果是，全县饿死20余万人，占“大跃进”发动时总人口的20％左右。
二、耕牛农具大大减少。 1957年全县耕牛共有38597头，到1960年只有28100头，减少10497头；大型农具原有294805付，到1960年只有118561件，减少176244件，其中减少程度最严重的是无城区，达80％。
三、土地荒芜，粮食减产。从1958到1960年，粮食产量年年下降。粮食总产量1957年为6。7亿斤，1958年为6。2亿斤，1959年为4。4亿斤， 1960年为4亿斤，与1957年比，减少36。5％。
2，父母官从农民嘴里夺粮
无为县委第一书记姚奎甲，受到上级的压力，也对下级施压。1958年全县粮食总产量是6。2亿斤，却上报13亿斤；1959年总产量是4。4亿斤，上报11亿斤。当时任职县粮食局的夏可文＇4＇回忆说，1958年他奉上级命令去调查农民亩产的真实数，他随机抽取3块土地肥瘠程度不同的田分成3个等次，亲自监督收割和打谷，结果发现上等田平均亩产120斤、中等田80斤、下等田40斤。他想将真实数字上报，但区里干部怕影响政绩，不给盖章，最终粮食产量还是按区里干部虚报的数字盖章上报。
中共无为县县委书记姚奎甲为了保官，编造了瞎话。千千万万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姚书记反而说农民“不缺叫缺”、“闹粮”，下命令要基层干部反“瞒产私分”。
1958年底粮荒日渐严重，大多数农民都在嗷嗷待哺。一次姚奎甲却在县委扩大会上说：“现在农村到底有没有粮食？我们回答是，粮食不仅有，而且很多。粮食问题，关键是领导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
1959年12月11日， 姚奎甲在区、社书记会上还强调说，“要认真清理仓库、种子、加工厂和食堂，查草堆打未打，场基上有没有稻，查代食品找未找尽……”
12月12日，他在红庙公社召开的生产队芳以上的干部会上，用斗争、吊打、扒掉衣服罚冻、打嘴巴等刑罚，威逼催粮。在会议期间和会后不久，红庙公社就饿死7600多人，其中，闸北大队原有4944人，饿死2260人，占该大队总人口的45。7％。
14日，姚奎甲亲自主持的大江公社反瞒产会议，追逼十分激烈。一个大队书记赵宪成被撤职，官镇大队骆以寿被斗被打；东河大队牌坊生产队一姓魏的小队长，姚还叫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朱治华组织人专门斗争了两天。姚对精华大队会计赵同庆说：“你不交代瞒产账，就法办你，审你罪，看你狠还是我狠。”东河大队生产队长汪为山，被斗时，受到打、拖、冻，还把衣服扒掉用冷水浇。姚奎甲怀疑赵渡大队副书记刘长山瞒产3000斤稻子。姚找刘个别谈话，严加追逼，姚说：“你还蒙我吗？你不讲，我比你知道得更清楚。”这次谈话到深夜，刘长山一回家就自缢而死。姚奎平宣布刘长山叛党畏罪自杀。
12月中旬，姚带领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等人，在六洲公社新华大队搞反瞒产重点时，亲自和通信员张修白吊打了生产队长李必松，并指使民兵和通信员捆绑生产队长胡必喜、陈能富和会计李必华3人，以后又捆吊打12人。
姚奎甲一面逼迫下面反瞒产，把农民中的口粮搜尽，一面逼迫干部，千方百计抓粮入库。1960年秋粮入库时，虚报的受到了表扬，还登报说“一马当先”。 开城公社实际入库只有3万斤，粮站站长如实上报，姚叫办公室副主任打电话说：“把这个狗娘养的绑上来”。一次姚打电话要土桥公社书记马玉根继续送粮，马说：“只剩30万斤种子，实在无法送了。”姚说；“口粮也要送。”
1959年10月，尚礼公社已饿死人。姚在公社书记会上对该社书记刘谊宽说：“ 你回去，如3天完不成24万斤征购任务，下次来开会就提头相见。”第二天晚上姚召开电话会，刘因吐血病倒，由副书记任士好接电话，姚命令刘马上到县里来，刘还不敢说自己吐血，连夜跑到县里，结果被逼得将30万斤种子送进了国库。
姚奎甲对下抢夺农民的口粮，对上汇报还说对农民的口粮已作了“很好的安排”。无为县委不顾农民死活，大量的饿死人。但几年来连连得到上级表扬；1958年得中央的超纲要奖状，1959年得地委的超纲要红旗。上级的表扬使姚奎甲有恃无恐，在征购上任务一加再加，既卖了口粮，又卖了种子，前面卖粮，后面挨饿。1959年冬，部分食堂停伙断炊几十天，仍布置加快粮食入库，每天要入库数量，少报不行，多报欢迎，刘渡公社先报一天完成20万斤，批评后，逐渐增加到每天70万斤。
3，农民的苦难
农民们由于饥饿乏力，个个都骨瘦如柴，走路都摇摇晃晃，甚至青年人走路都须带拐杖，无法下田劳动；即使被干部用棍棒驱赶下田，农民两腿也深陷淤泥中而无力拔出，只好在田块四周播种、插秧，消极应付，于是田块中央长满了稗草。
上行下效。为了从农民口中夺粮，县里逼公社，公社逼大队。本来素质不高的农村干部就采取种种手段摧残农民。一份调查报告称：该公社严重强迫命令的干部35人。他们对农民打骂捆吊来完成征粮任务。被他们捆绑吊打的达2049人，致伤14人，致死5人，被逼自杀1人。
1960年11月，县委在一份调查报告中说：“少数干部任意体罚群众，捆绑吊打，尅扣伙食，罚跪、罚冻、罚晒太阳。有的私设监牢、小劳改队。有的还采取用石头砸手指、钢针扎手、剪刀剪耳朵、火棍烫鼻梁、针缝嘴巴等等令人发指的刑罚。”下面是这个材料中列举的具体事例：
1、新河公社公路大队第二小队妇女熊德兰，因饥饿难忍，偷了一点蚕豆，被指导员宋某发现，当场狠打了一顿，晚上开辩论会，随后把她调到另一生产组劳改，因羞愤自杀而死。
2、汤沟公社姜桥生产队农民龚维经，患浮肿病，生产队长江某叫他参加劳动，他因体软无力未去，队长一天不给他饭吃，第二天被迫下田，死在田边。
3、姚沟公社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