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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然而，炮声送来的马克思主义是苏联式的。当时马克思主义的欧洲流派称为“第二国际”（现代为北欧的社会民主党），主张非暴力革命，主张民主制度，主张在资本主义制度中逐渐演生出社会主义。列宁称他们为“修正主义”，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暴力革命，主张建立有严密组织、有铁的纪律的、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政党，主张用暴力剥夺有产者，取得政权以后，用行政强制推行经济的超越式发展，用暴力镇压反对者。因此，从苏联引进来的“主义”，更是带有专制的血腥。在中国农业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毛泽东，又把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翻译成具有中国乡土气息的思想体系。这种中国乡土气息不仅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而是承袭了中国农业社会的一些价值观，用农民起义的方式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用秦始皇的政治体制推行无产阶级专政。
于是，王权思想借助马克思主义的躯壳在中国还魂。“五四”运动，倡导民主、科学、人权，结果事与愿违，引进的却是反民主、反人权的思想。中国仁人志士追求的美好的理想最终成了这样一个结果：苏联的专制主义和中国王权思想的叠加。
于是，人类文明的第二条线与中国社会擦肩而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了中国的“国教”，毛泽东的极权制度在中国确立。三年大饥荒以及其它种种“人祸”接踵而来。
这一切，都是在似乎合理的历史逻辑中发生的。
第二十八章 大饥荒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中国在20世纪后半叶发生的大事，似乎有这样一个逻辑链条：没有反右斗争，就没有“三面红旗”；没有“三面红旗”，就不会有大饥荒；没有大饥荒，就没有反右倾运动，就没有“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没有文化大革命把事情推向极端，就没有经济体制改革。
1962年初，面对几千万人饿死、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中国高层的不同意见又一次浮出水面。如果说庐山会议毛泽东的主要对手是彭德怀，那么，现在毛泽东的主要对手则是刘少奇。毛、刘之间的斗争从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一直持续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
一、在七千人大会上高层出现分歧
刘少奇在1958年紧跟毛泽东，说了很多比毛泽东还要狂热的话。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转变认识的？我曾就此问题请教于刘少奇的秘书姚力文。姚回答说，可能是1961年回家乡调查，也可能更早一些。他1959年秋后就看到了生产力的大破坏，那时他对形势应当是清醒的，也许是慑于毛泽东的权威，也许是为了“党的团结”，也许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还是和毛泽东唱一样的调子。
然而，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唱出了和毛泽不一样的调子。
1961年1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由于人们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措施没有得到切实贯彻，整个经济状况仍很严峻。在这种情况下，11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五级干部会议，统一思想，克服困难。根据政治局会议精神，事后，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大会的报告。1961年11月22日，刘少奇看完报告初稿后，找到起草小组提出修改意见。刘说，还是1959年庐山会议讲的两句话，一是成绩讲够，二是缺点讲透。具体意见主要有：（一）过去四年的缺点、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开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汗，这才能够接受教训。（二）这几年出现的问题，中央要负主要责任，要在报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评，否则下面不服。（三）关于分散主义，要列举表现事实，各省都有这样的事实。（四）这几年的错误同党内过火斗争，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只反右不反“左”、后来又在党内普遍进行反右倾有很大关系。党内民主不够，使许多错误不能及时改正。
这个报告是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主持下起草的。经过多次修改后逐渐清晰起来。
1962年1月8日和9日，刘少奇分两次（先送第一、二部分，后送第三部分）将报告的第一稿呈送给毛泽东。9日23时，又把第二稿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送给毛泽东（第三部分还没有改完）。但这时距开会只有一天。毛9日一夜未眠，看完了前两部分。10日上午10时毛作了批示，建议会议推迟3天作报告。在这三天讨论农村基本核算位和别的问题。但毛泽东又改变了主意，他说第三部分不看了，整个报告就不要先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印发大会，分组讨论三天，请大家评论，根据大家意见作修改，然后交政治局讨论通过后成为正式报告。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原定为三级（中央、大局、省、地），后来毛泽东建议扩大为五级，即增加县级和相当于县级的工矿企业领导人。参加会议的有7118人，所以通称“七千人大会”
会议于1月11日正式开幕。以小组会议形式讨论刘少奇的报告稿（即上述报告）。讨论最初集中于“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的问题。当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人都把国家计划以外的经济活动都当作“分散主义”加以反对。陈云说：“什么叫计划经济，就是要集中统一。半计划就是无计划。” 七千人大会开始就把反分散主义作为重点。但地方的代表们对分散主义有不同意见。他们的意见是：“工业中有分散主义，农村中则是集中过多，不是分散主义。而工业中的分散主义也有多种理由，似乎非此不可。否则就恢复到1957年以前，不能鼓气，而是泄气了。”
由分散主义讨论到大跃进以来缺点和错误产生的原因，争论越来越激烈。
讨论中谈到“三面红旗”的问题时，大多数代表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反右倾以后，多数人都是这么说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代表说，“三面红旗”抽象地说是正确的，到了具体问题就不好说了。比如，这几年“大跃进”了，为什么却出现了粮食、市场紧张？西北地区的代表对“三面红旗”提出了八个方面的质疑
代表们对刘少的报告稿提出了很多意见，出乎中央常委所料。柯庆施则从左的角度对稿子十分不满，说“越看越没劲”。毛泽东提出成立新的报告起草委员会。毛泽东说：“看来，这个稿子有些不是文字问题，而是原则问题。草稿中不好的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他强调，委员会内可以充分讨论，有意见都可以提，“三不主义”――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但是问题决定之后就要遵守。 起草委员会由刘少奇牵头，由21人组成：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柯庆施、李井泉、宋任穷、乌兰夫、陶铸、刘澜涛、王任重等。
在讨论这几年的缺点错误的责任时，起草委员会出现了争论。1月18日，彭真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讲到这里，邓小平插话说：毛主席说过，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说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彭真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好处，得不到教训。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账。 周恩来从维护毛泽东的方面提出了问题，他说：讲责任方面，要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目前困难时期，要顶住，承担责任，全世界都指望着我们。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当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得跟头更大，要“中风”……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力挽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梢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这是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 周恩来发言不久，陈伯达发言，说彭真关于毛主席的讲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农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乱搞一气，不是主席的政策。彭真赶紧解释：我的意思是，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报告经过修改，1月22日拿出第二稿，24日，毛泽东看过后，表示“赞成这个方向”。1月25日，刘少奇在怀仁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这个报告。26日下午，毛泽东决定，这个报告作为书面文件发给大家，27日下午开会，由刘少奇作口头报告。
刘熬了一个通宵写了提纲，提纲在大会前经毛泽东和其他常委传阅同意。下午2时开会，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作报告。报告长达3个小时，其中有些内容是毛泽东最不爱听的。
第一，认为“大跃进”不仅没有进，反而倒退了许多，造成了一个大马鞍形。讲话还对当前经济困难作了较严重的估计。讲话指出，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因为1959年、1960年、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减产了，减产的数量相当大；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