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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等城市，对停建缓建的项目进行了调查，向中共中央送上了调查报告。 报告称，截至1961年9月的不完全统计，上述六个城市先后停建的工程共1035项，建筑面积334。4万平方米，约占开工工程的一半左右。其中，只搞了基础的有95。4万平米，占停建工程的28。5％；主体工程进行了一半的约有132。9万平米，占38。6％；主体工程基本完成的有74。6万平米，占22。3％；只剩下少量装修工程的有31。4万米，占10。6％。到工作组检查的时候，许多工程基础下沉，柱子歪斜，屋面漏水，门窗玻璃丢的丢，坏的坏，甚至房倒屋塌，造成伤亡事故。天津东郊电厂、天津西郊电厂的主厂房和天津钢厂的粗轧车间，都是只挖了槽，打了基础桩，就停下来了，这些基础槽，都被雨水灌满，槽帮遭到严重破坏。沈阳市筹建的小洋水泥厂工程，主要厂房已建成，机械设备也基本安装起来，由于地下防水工程没有做，地下水渗出，深达3米，把安装在地下室的机电设备全部淹没。商业部兰州石油仓库的宿舍工程，砖墙即将砌完，停工以后，由于没有搞好排水，四面墙基全泡在水里。太原艺术学院新建的2600平米的食堂工程，只等挂瓦，就停了工。1961年8月底，一阵大风把屋顶刮掉，刮倒了墙，压死了3人，伤了两人。
停建以后，工地上的大量建筑材料保管不善，造成了很大浪费。据沈阳、天津、甘肃等四地的不完全统计，共留下钢材10285吨，木材10900立方米，水泥12650吨，以及大量的地方建筑材料。这些材料不仅呆滞积压，而且很多损坏变质。天津炭黑厂工程进场的白灰138吨，大部分被风刮走。
有些设备，露天放置，无人管理，损坏严重。沈阳市砖瓦厂一套隧道窑，停建以后，两台鼓风机放在野外，全部生锈，200多个炉篦全部锈烂，不能使用。沈阳合成氨厂七台大型设备也是露天堆放，任其风吹雨淋。天津东郊电厂第一期10万千瓦的进口发电设备和第二期的10万千瓦的国内设备，先后进厂，一无仓库，二无遮盖，在车站、马路以及施工现场，到处乱摆乱放，普遍生锈。
许多停建工程下马以后，多占的土地没有及时退还，任其荒芜。凡是工程下马之处，都能看到残垣断壁，荒草萋萋。
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下，上级一声令下，说停就停。很多本来可以利用的工程，功亏一匮。沈阳地区1960年砍掉的中央和省属工程中，有13项已经基本完成，只需用很少的材料和人工，抹抹灰，上上油，装上玻璃，就可以竣工使用，但由于“一刀切”，这些工程无人收尾。
不管代价多么大，以上措施对于纠正过激的政策，还是取得了明显效果。到1965年，国民经济逐渐恢复到正常状态。
但是，这样大步倒退，虽然稳住了经济，但毛泽东从心底里是不满意的，国民经济稍有转机，他就想反右，1962年夏秋经济形势刚有转机。毛泽东等人却认为形势本来不错，主张实行大调整的人把形势看得过于严重了，犯了所谓右倾错误，刮了“黑暗风”。于是在8、9月间相继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就又发动批“右倾”，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为新一轮政治斗争埋下了杀机。
第二十五章 大饥荒年代的社会震动和社会控制
中国历史上的大饥荒通常会引发的农民的大反抗，造成剧烈的社会动荡。有的会引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从而实现王朝更迭。20世纪六十年代的大饥荒的规模是空前的，死人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的，为什么没有引发重大的社会震荡？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历史之谜。
一、大饥荒年代的社会治安
在1958－1962年间，由于苛政害民、饥民遍地，群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加剧，据陕西省兴平县、宝鸡市和西安市雁塔区三个地方统计，1960年发生的116起“反动标语”和信件中，有50％是针对粮食问题的。 大饥荒期间，中国的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局部地区出现了小规模的骚乱和暴动，边民大量外逃，刑事案件增加。但是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骚乱和暴动
骚乱和暴动较多地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中原汉族地区相对少一些。这是因为，政府对中原汉族地区的控制比少数地区更为严密，民间没有武器，没有非政府组织；有些少数民族性格骠悍好斗，并有枪支武器，有些地方头人还能够起一定的领导和组织作用。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经常出现民族骚乱和暴动。民族骚乱和暴动的原因比较复杂，不全是“大跃进”造成的。但是，不可否认，农业合作化中的过激政策、大跃进中的失误，群众生活太苦，至少是民族骚乱和暴动的重要诱因。对这些骚乱和暴动，政府讳莫如深，报纸上通常不作报道，现将散见在地方志里的一些资料摘录如下，供读者参考。
在本书“大饥荒中的云南”一章中介绍了“丽江小凉山暴乱”、“富宁县瑶族骚乱”、“维西县伏击事件”、“归化寺武装冲突”、“金平县崇岗公社老街管理区铁匠寨事件”、“昭通地区昭鲁二县结合部事件” 、“宣威事件”等暴乱。其中“昭通地区昭鲁二县结合部事件” 和“宣威事件”规模最大。这里不再复述。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街老馆里，本书作者调阅了几十本1990年代编修的地方志，从中看到了以下记载：
1958年4月18日，以“反共救国军”总司令韩乙奴为首的200余名匪徒，胁迫群众4000多人，率先在青海省循化县发起武装叛乱，随之牧业区部分地区也出现了反革命武装叛乱。 这场叛乱历经五年才得以平息。“从1958年4月到1962年3月，为期5年共进行大小战斗3639次（其中部队作战2811次，地方干部和民兵作战828次），毙敌1。6万人，伤敌4876人，俘获4。68万人次，招降5。88万人次。缴获无座力炮4门、高射机枪4挺和其它大量武器。”
1958年3月18日晚，甘肃省卓尼县录竹全区发生武装叛，上迭区（今迭部县）扎尕那、北山地区也相继发生叛乱。
1958年7月，云南省在鹤庆、永胜、宾川三县结合部的四角山发生土匪骚乱。
1958年8月15日，甘肃省广河、东乡发生大规模的叛乱。“在马国忠等人的策划下，广河、东乡等县相继发生反革命武装叛乱，他们呼喊反动口号、捣毁政府、杀害干部、抢劫银行、破坏公路及通信线路等。8月下旬，兰州部队在民兵的协助下，及时平叛，9月中旬叛乱平息。在平叛中，有扩大化问题。”
1958年10月26日，云南省禄劝县大松树新村煤矿发生了以李光荣为首的“中国人民起义军”的反革命暴乱案。次日，暴乱首犯及骨干均被民兵擒获。28日，平叛工作组到达出事地点，共拘捕117人，大搞逼供信，打死24人，打伤致残36人（致死7人），判刑50人。平叛有严重扩大化问题。
1958年四川省荣昌县破获“归根堂”、“乾元堂”、“万全党”等反动会道门的复辟活动。
1958年云南牟定县有人对大跃进不满，打死公安人员，攻打区公所。
1958年广东阳山县发生暴乱。
1958年广东连南和连山两县的瑶族地区发生暴乱。
1958年12月27日，云南省金平县崇岗公社老街管理区发生暴乱。
1958年和1959年广东翁源县两度发生暴乱。
1958年广西百色县发生暴乱。
1959年安徽岳西县发生暴乱。
1959年4月16，云南省建水县岔科公社白云村发生暴乱。生产队长李万成被杀，夺走民兵枪支14支。4月26日平息。
1959年青海省海西州发生部落叛乱。
1959年湖北保康县有人自称皇帝，纠集200多农民企图暴动。
1958年，贵州省黔东南州共破获反革命案件24起。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天柱县的“自由中国民主同盟西南联合反共战斗军”反革命暴乱案、黎平县的中黄农场劳改犯预谋叛国投敌反革命集团案、归养反革命集团预谋暴乱案和岑懂“四一”反革命集团复活预谋暴乱案。四案共逮捕首犯、主犯35名。1959年这个州共破获反革命集团案19起。1960年10月这个州镇远县破获“中国自由民主党”预谋暴乱案。1961年1月，在锦屏、剑河、黎平三县结合部的青山介地区破获“中国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反革命预谋暴乱案。
1960年6月，贵州省江口县农民大量饿死。全县不足10万人却饿死了4万人。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起来暴动。带头人当中有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因为他们家里的孩子也饿死了。手无寸铁的农民很快被现代武装的军队平息。曾开仓放粮的县长饮弹自尽。因虚报粮食产量而激起民变的县委书记也投河身死。
1960年5月28日，四川省开县满月公社发生了万全堂暴动。道首刘志善带领300多名道徒抢走公社民兵枪支18条，子弹1200多发，洗劫百货商店、供销社，占领国有林场，打死、打伤党员干部4人，绑架干部16人。捣毁大量救灾物资。1961年7月，反革命集团“工农民主党”首犯徐世清盗窃“五四”式手枪5支，子弹50发，在眉山、邛崃、新津等地抢劫粮库和运粮汽车。
1960年12月20日，甘肃省镇原县屯字公社发生“救国起义为民五极军第一师”反革命暴乱。
1960年10月28日，湖南公安厅、株州市公安局和凤凰县公安局在凤凰县的腊尔山、沱江镇抓获以吴求富、龙绍海为首的“中国民主救星党”阴谋暴乱案，抓获40多人。
1960年12月，云南省宣威发生“反革命暴乱。
1960年12月，河北省邯郸市破获“新星会”阴谋暴乱案。首犯阎普真（女）利用“疫病”流行的机会，成立武装组织“仁义军”。12月13日阎普真带领95名道徒人企图占领河北省永年县老城。被公安部门全部抓获。
1961年4月，四川省剑河县公安局破获太拥公社展模管理区反革命集团“中国英雄党”案，首要分子被逮捕法办。1962年8月，剑河县公安局与三穗县公安局配合，捕获涉及剑河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