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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领着30多人到各家搜粮。公社秘书李兴民，在城南堡生产队立公堂，审讯逼粮。在1959年购粮过程中，全公社有67名干部打过人，被打的88人，被“辩论”的112人。
农民本来没有粮食，反瞒产私分是反不出粮食来的。到1959年初夏，中共中央才承认粮食真的紧张，但不否认1958年的大增产。4月19日，李先念在中央电话会议上说；“今年的特点是大增产也大紧张”，他认为1958－1959年度粮食产量还是比上一年度增长了35％（上一年度的产量为3898亿斤，增长35％即5262亿斤）。他说，国家粮食库存比去年同期减少了55亿斤，今年6月底，库存连360亿斤的最低线也保不住了，是统购统销以来库存最少的一年。
为了证明农民手中还有粮食，科学家钱学森又以科学为证。1959年9月25日，钱学森又在《知识与力量》8、9期合刊上发表了题为《农业中的力学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认为，按照中国的平均纬度，接受的太阳能转换成碳水化合物的干物质，每亩粮食产量应为7。8万斤，扣除阴天和非生长季节，也应有3。9万斤。
1959－1960粮食年度，还继续实行高征购政策。
六、粮食部的喜讯，农民的眼泪
1959年粮食产量只有3400亿斤，比1958年减少了15％。但当时继续头脑发热，认为粮食总产量将达5500亿斤。1959年11月2日，粮食部长沙千里在他的报告中公布了这个数字后说：“在整个非常好的经济形势下，粮食形势也好得很。”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向中央提供了一个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分析了历年城乡粮食销售情况和历年国家粮食收支情况，建议把1959－1960年的粮食产量定为5000亿斤，征购指标定为1150亿斤，销售指标定为855亿斤。7月5日上午6时，毛泽东作了很长的批示，说这个报告是一个重要文件，我基本同意这个文件所述的意见，印发与会各同志。批示说：
一，假如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下，征购1100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二，下半年销售计划我感到不但1020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855亿斤似乎也略多了一点。是否可调为800亿斤，或810亿－820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约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可以吃饱吃好。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配给自留地。四，好好地精细地过日子，是否可按1957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1957年的日子不是过得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五，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和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人粮一斤，饲料半斤……在三五七年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59－1960年度，征购任务为1100亿斤，销售计划为820亿斤。由于估产5000亿斤大大高于实际产量，征购任务1100亿斤很难完成。为了完成毛泽东钦定的征购任务，反瞒产私分还继续进行。征购粮食和反右倾结合在一起，用反右倾的的政治压力征购粮食。因此，粮食征购任务完成得快，打破了往年的常规。1959年10月15日，李先念在全国电话会议上称：“从7月1日到10月10日，共收购粮食453．8亿斤，比去年同期多收156．8亿斤。”他强调，收购粮食“是一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一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要开展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和对右倾思想的批判。” 残酷的政治斗争终于从农民那里拿来了粮食。1959年11月27日，粮食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 ，字里行间露出喜悦之情：“今年秋季粮食征购运动声势浩大，来势猛，进度快，为往年所没有。从7月1日到11月20日，征购入库已达897亿斤，比往同期多275亿斤……全年粮食征购任务预计11月底可完成，比往年提早了一两个月，打破了往的常规。”这个报告还有其它的喜讯：粮食销售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0亿斤；出口调拨计划完成了79亿斤，提前34天完成了1959年的计划；10月底，全国粮食库存已达658亿斤，为历年同期最高峰。报告还承诺：中央确定的1959－1960年度1075．8亿斤的征购计划可以超额完成，各地决心很大，已安排了1100亿斤，完成1200亿斤是有可能的。……
宏观报喜，微观报忧。粮食部门的喜讯是对农民压榨和剥夺的结果。正是反右倾运动，使这一轮剥夺比往年更加顺利。1959年冬到1960年冬，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大饥荒中饿死的人，60％发生在这一年。
表219 大饥荒年间国家向农村销售的粮食数（贸易粮，亿斤）
57－58 58－59 59－60 60－61 61－62
全年 419。66 505。19 526。48 362。09 268。45
下半年 134。03 201。01 166。93 132。67 57。16
三季度 84。06 102。20 101。14 84。47 53。24
七月 38。73 42。18 37。55 35。14 25。97
八月 23。02 31。56 29。37 27。13 19。73
九月 19。31 28。46 24。22 22。20 13。54
四季度 49。97 98。81 75。85 48。20 37。92
十月 16。75 36。06 28。59 17。96 11。86
十一月 15。54 31。02 22。10 13。54 11。76
十二月 17。68 31。73 25。16 16。70 14。30
上半年 285。63 304。18 359。49 229。41 171。29
一季度 94。46 110。26 142。71 89。46 171。29
一月 22。19 30。18 33。63 21。63 16。61
二月 22。96 29。88 40。91 26。13 15。93
三月 44。31 50。20 68。17 41。70 31。04
二季度 191。17 193。82 216。78 139。95 107。71
四月 59。09 69。67 78。02 49。49 38。18
五月 72。71 72。87 77。92 49。43 37。46
六月 59。37 51。38 60。84 41。03 32。07
资料来源：《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1962年8月25日。
国家销售给农村的粮食除了供给种经济作物的农民以外，基本是征购的“过头粮”的返销。从返销的数字可以看出，每年7－12月销售少，1－6月销售多。7－12月离秋收时间近，农民自己可以维持一部分，1月以后，就得完全吃返销粮了。1958年和1959年过头粮征得多，返销粮也就多；1960年和1961年过头粮征得少一些，返销粮就少一些。
七、压农村，保城市
如果说，1959年末粮食部门因收得多、销得少、库存增加而喜悦，到了1960年夏天，粮食部门开始尝到上一年对农民压榨过度的苦果了。7月12日，国务院财贸办负责人的一个报告 称，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辽宁的10个城市和吉林部分地区情况紧急，现在粮食库存北京、天津只够销4天，上海只够销两天，辽宁只够销6天。
由于1959年冬到1960年春饿死人太多，到1960年夏，各地再也不敢多报粮食产量了。10月召开的全国财贸书记会上，各省报上来的粮食产量汇总起来只有3535亿斤，比1957年的产量3900亿斤还少。征购进展十分缓慢，而销售却增加很快，粮食库存不断减少。那时，全国82个大中城市6100万人口，9月底库存只有26亿斤，为上年同期的一半。津、京、沪、辽等地库存很少，随调进，随销售。10月16日，李先念在全国财贸书记会上的报告说，今后9个月（今年10月到明年6月）剩下的销售指标只有648亿斤，每月平均72亿斤。上年度同期实际销售886亿斤，月均98亿斤。农民的口粮指标剩下更少。李先念说，如果每月平均销售量不比上年度减少26亿斤，今年增加33亿斤的粮食库存计划就不能实现。李先念总是念念不忘国家粮食库存，把国家粮库看得比农民肚子还重要，这是统购包销制度的必然。没有宽裕的库存，他就无法保证粮食供应，而粮食供应首先保城市。
城市粮食定量虽然一压再压，但还有保证。可怜的是农民。据谭震林1960年11月2日在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从1960年10月到1961年6月，每人每月的口粮为：山东11。13斤；河南17斤；河北17斤；山西20斤；辽宁20斤。这些口粮中以地瓜为主，如河南的17斤中只有5斤纯粮，山东没有纯粮。 这还是国家供应指标，各级尅扣口粮的情况分严重，农民能吃到口里的比上述数字要低得多。
在大饥荒期间一直实行压农村、保城市的政策。时任贵州省粮食厅长的王民三回忆，1959年底，贵州正在大批饿死人的时候，中央召开了救灾电话会议，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会上讲了话，说北京粮食告急，要求各省从速调粮食支援北京。彭真讲话态度严肃，语气很重，说：“省里死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要求各地顾全大局保北京。指定贵州省调粮一亿斤。省委书记周林态度坚决，当场立即部署，省粮食厅连夜安排，限期突击集运加工。 邓小平到四川时对李井泉也讲过和彭真类似的话，认为四川缺粮不如大城市的政治影响大，要李井泉从政治大局考虑，多调出粮食保城市。
如果说过去几年压农村、保城市只是实际操作不见诸文字的话，1961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却明确提出了“紧农村，保大中城市”的方针。8月2日下午周恩来在讲话中说，去年6月底库存300亿斤，今年只有147亿斤，其中新粮55斤，库存再也不能挖了。准备进口粮食500万吨，但外汇紧张。农村调整先于城市，好转先于城市。问题在城市。要紧缩农村，保大中城市。从1960年6月至1962年9月的两年零四个月里，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有115次，在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现在仍然保存的32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994处。从这些谈话和笔迹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