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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征购过多，1955年广西饿死的人数以千计。尤其平乐地区的平乐、荔蒲、横县3个县，发生大规模饿死人、浮肿病等严重事件。据统计，1957年6月国务院52次全体会议，监察部部长钱瑛作《关于1956年广西省因灾荒饿死人事件的检查报告》。同时，国务院作出《关于广西省1956年因灾饿死人问题给有关失职人员处分的决定》，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和省委书记郝中士、肖一舟撤销党内外职务，3人均调离广西。同时，分别给平乐地委、专署和平乐、荔蒲、横县三县县委、县政府有关失职人员撤职留党察看、记过、严重警告等处分。 有的干部不服，认为饿死人是统购统销造成的。说这些话的干部被开除党籍。
三、“大跃进”前粮食就很紧张
1957年7月16日上午，全国粮食工作会议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会议由陈云、李先念主持。这是1957年的第二次粮食会议。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两位主管粮食的最高领导人深受粮食紧张之累。陈云首先在会上叫苦：
上一年度挖了六七十亿斤库存。亏得四川调入了50多亿斤才救了急。目前全国可供调拨的粮食极少，已经发生了调度不灵的情况。如果再遇到一个灾荒就不行了。现在看来，国家的粮食库存，要能够应付两个灾年才行。我们能够对付两个灾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稳定的。
两个灾年需要多少库存呢？这次会上分析，国家应付一个灾年需要430亿－450亿斤库存，应付两个灾年需要480亿－500亿斤库存，最好能有600亿斤库存。
李先念在这个会上介绍了1956－1957年度粮食收支情况。这个年度计划征购801亿斤，实际征购了833亿斤，实际征购数比上一年度的860亿斤减少了27亿斤，因为这一年灾害较大。在粮食支出方面，销售计划是743亿斤，实际销售833亿斤。比计划多销了90亿斤。
比上一年实际销售多出了132亿斤。多销了粮食是因为灾年。另两项支出是出口和军粮。出口计划是48亿斤（包括大豆），实际出口43。76亿斤，军粮计划是23亿斤，实际是17。2亿斤。以上三项支出总共为894亿斤，比收入（即征购）多出了61亿斤，只好挖库存填平。去年6月底库存为427亿斤，今年6月底库存减少到366亿斤，连一个灾年都应付不了。库存再不能减少了。
李先念说，现在城镇人口逐年增加，今后城镇的粮食供应每年大约要增加二三十亿斤，即每年销量要增加6％左右。怎么办？一要坚持“三定”（即一级一级政府向下定产量，定收购数，定销量）为基础；二要增产增购；三要坚持统一调度；四要坚持先公后私；五要严格控制销量；六要加强政治工作。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六条归结起来就是一条：加强政府对粮食的控制，多征购，少销售。
当时全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陈云在8月31日的讲话中说，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和粮食购销工作结合起来，用社会主义教育推动粮食收购工作。乘着社会主义教育和年景较好的机会，应当多收一点粮食。陈云传达毛主席的话说，正常年景粮食征购不得少于850亿斤。 这次会议初步认定1957－1958年度粮食征购计划为856。32亿斤（贸易粮），销售计划为757。20亿斤，财政供应粮食（即军粮）18亿斤，出口36亿斤。收支相抵，可以有45。12亿斤补进库存。1斤贸易粮大约相当于1。15斤到1。2斤原粮（这个折算范围依原粮质量好坏而定）。国家征购的都是贸易粮，而给农民的口粮都以原粮计算。社会主义教育实际就是批判资本主义，把大批判和粮食征购结合起来，强化了征收过程的暴力性。
但是，粮食会议上定的计划遇到各省的抵制。经过中央和地方反复讨价还价，在1957年9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国家对粮食征购计划减少到852亿斤，销售提高到767亿斤，再加上出口和军粮支出，库存只能增加31亿斤。陈云在会上说，据农业部估计，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可达3685亿－3700亿斤，比上一年增产35亿－50亿斤。从中央到省到专、县，层层下达季度、月度统购统销指标，专、县两级只能执行，不能改变指标。省里可以改变指标，即对中央下达的征购指标稍加提高，对中央下达的销售指标稍加压缩，为省里留下一定的调剂余地，省里改变指标可以先斩后奏。又经过和各省领导人的讨价还价，原来的852亿斤的征购指标还是不能落实，减为847亿斤。李先念根据毛主席“压缩销量”的指示，将销量由原来的767亿斤，减为748亿斤。军粮18亿斤和出口36亿斤不变。中央与地方的这一轮博弈，中央取胜：中央库存增加计划由原来的31亿斤增加到45亿斤。
中央这样坚决地压缩销量、确保库存增加45亿斤，是迫于形势的压力。1956－1957年度，粮食收入（即征购）只超过计划19。2亿斤，而销售却超过计划77亿斤，使得出口计划没有完成。国家库存减少过多。
进入1958年，粮食购销形势使中央政府更加焦虑。1958年2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粮食购销工作的指示》（中发＇58＇104），这个文件指出，要完成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任务相当艰巨，现在个别地方有些农民开始闹粮，其中有些是真缺粮，有些是假缺粮。中央要求销售粮食力争不要突破计划，收购粮力争超额完成任务。在这期间，中央和地方正在博弈。1957－1958年度最后的实际结果是，征购920。11亿斤，销售842。09亿斤。征购比计划增多，销售比计划减少。在博奕中还是中央占优势。
表214 “大跃进”以前粮食产量和征购情况（单位：亿斤）
产量与征购 1953－1954 1954－1955 1955－1956 1956－1957 1957－1958
产量 3337 3390 3678 3855 3898。2
征购数（折贸易粮） 1003（828） 1078（903） 1041（860） 994（838。48） 1038。3（854。74）
占产量比重（％） 30。1 31。8 28。3 25。8 26。6
资料来源：粮食部统计司1957年7月表格和粮食部1958年2月6日表格，1957－1958年度不是最后数。
统购统销以后，征购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比实行统购统销以前提高了10个百分点左右。从表224中可以看出，1954－1955年度征购比重最大，多收了70亿斤粮食，后两个年度的征收数不得不下降。由于每年征了“过头粮”，不得不再返销给农村。每年销给农村的粮食高达40％以上。这些粮食在城乡之间往返运输，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尽管浪费，国家先把粮食抓到手比较稳妥，“过头粮”还是年年征。返销给农民的粮食比“过头粮”要少。
表215 “大跃进”前返销回农村的粮食数（单位：亿斤）
1954－1955 1955－1956 1956－1957 1957－1958
返销回农村的粮食（拆贸易粮） 494（401） 405（334） 490（402） 429（351）
占征购粮食的比重（％） 45。8 38。9 49。3 41。3
资料来源：粮食部统计司1957年7月表格和粮食部1958年2月6日表格，1957－1958年度不是最后数。
在“大跃进”以前，在粮食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每年有40多亿斤粮食出口，用于换取外汇进口设备。这些粮食都是从农民的牙缝里挤出来的。
表216 “大跃进”以前粮食出口情况（单位：亿斤）
年份 出口贸易粮 折原粮 其中大豆
1953－1954 32 36 18
1954－1955 41 46 23
1955－1956 44 51 23
1956－1957 44 51 24
资料来源：粮食部统计司1957年7月表格和粮食部1958年2月6日表格，1957－1958年度不是最后数。由于粮食部的数字是按粮食年度计，《中国经济年鉴》的数字是按生产年度计，所以这个表中的粮食出口数和第20章“1956－1965年间中国食品出口”一表中的数字有所差别。
1957年，在粮食征购中国家和农民间多年的“顶牛”现象有所发展。各地要求提高农村用粮标准的呼声很高，有的地方发生农民集体抢粮，不少地方出现成群逃荒，耕牛瘦弱病死。冀、鲁、豫、皖、苏（北）五省“顶牛”现象最为尖锐。城市反右派斗争，农村也开展“大辩论”。农村“大辩论”的主题是“明辨粮食问题上的大是大非”。例如，湘西两个地区的“粮食统购统销问题辩论要点”是：一，粮食统购统销好不好？要不要？二，口粮标准低不低？国家是不是卡农民？三，粮食统购统销任务要不要完成？增产应不应该增购？四、计划用粮和节约用粮能不能做到？通过大辩论，益阳超额完成了早稻、中稻征购任务。 明为辩论，实际是为征购粮食施加政治压力。对上述辩论题目谁要作出与政府意见不一的回答，谁就要成为被“辩论”的对象。当时中央和地方报纸上发表大量的文章和新闻报道。例如：《统购统销好得很――驳右派分子》，《反对统购统销就是反对社会主义》。 舆论工具告诉农民：再“顶牛”就有当右派的危险。
不管怎样加大征购力度，政府总感到粮食紧张。因此，中央政府又采取了一系列减少粮食供应的措施。
1957年5月17日粮食部发文 ，对牲畜的饲料实行定量供应。北京有组织的专业运输骡马每月每头供应饲料180斤，驴供应饲料90斤，零散大牲畜减半供应。在饲料供应上，对牲畜也限制单干，鼓励集体化。麸皮、玉米皮一斤折粮一斤，榨油后的豆饼每斤折粮一斤。
1957年10月11日，国务院发出文件：《国务院关于统购统销的补充规定》中写道：“1955年实行的粮食‘三定’所规定的留粮标准不得提高，国家核定的粮食收购数量不得减少，定销数字不增加。灾区人民的口粮标准应该适当降低，收成较差的地区的农民口粮标准也应该比平常年景有所降低。”
由于粮食紧张，1957年9月下旬以来，京、津、沪三大城市及主要产薯省份的大部分市镇，供应给居民的口粮中开始用红薯搭配。搭配红薯的比例和折粮率为：北京、天津为10％，四斤薯折一斤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