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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简职工的阻力很大。以安徽省蚌埠市为例，1961年计划压缩城市人口35600人，到10月底，只完成任务28390人，很难完成当年计划。11月份市委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把剩下的指标进一步下达到各个部门，要求所有的企业事业单位，摸底排队，落实计划，该停的停，该并的并，该减的减，把一切可以精简的人员，迅速压回农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完成了1961年的计划，1962又下达了25000人的计划。 有些地方在精简过程中还出了些小乱子，如江苏省常州市大明纺织厂1962年5月20日到23日，70名安排下放回农村的老工人，集体闹事，经过几天的说服工作，事态没有扩大，这70名工人还是老老实实地回农村去了。 也有的城市，一些确定去农村的城市人口并没有去农村，而是逗留在城市通过种种不合法的手段谋生。但总的说来，两千多万人从城市下放到农村，没有出什么大乱子，是很不容易的，这只有在中国的制度下才能做到。毛泽东曾说：“我们的人民好啊！几千万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实际上，这几千万人回到农村，留下了大量的遗留问题，受害者中的部分人，几十年来一直上访告状，70年代，我在新华社天津分社工作时，就接待过不少这样的来访者，以求得到公正的解决，但很少有如愿者。
八、整风整社，把责任推给基层干部
上述纠错措施，都是针对“三面红旗”中过激的问题，事实上正是“三面红旗”造成了大饥荒。所以，一纠错，就会伤及“三面红旗”，一伤及“三面红旗”，就触动了毛泽东等人最敏感的神经，认为有一股“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认为大量饿死农民的原因不是“三面红旗”，而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
“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来自何方？毛泽东认为，在上层来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在基层则来自地、富、反、坏、右。他们反对“三面红旗”，是他们造成了农村的严重问题。自从1960年底信阳事件在党的高层揭露以后，毛泽东就把过去九分之一（“一个指头”）的问题改为“三分之一”的地方有问题。而这三分之一的问题是基层干部中坏人掌权造成的。这就把农民受摧残的原因归罪于基层干部。
1960年11月10日， 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关于中央一级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情况的报告》。11月15日，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示：“一定要在五个月内把三分之一地区的形势扭转过来，争取1961年的农业大丰收。”“全国大好形势，占三分之二地区；又有大不好形势的占三分之一地区。五个月内，一定要把全部形势扭转过来。共产党要有这样一种本领，五个月工作的转变，一定要争取1961年农业大丰收，一切坏人坏事都改过来，邪气下降，正气上升。”在同一报告上，毛泽东批给周恩来一句话：“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1960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问题的指示》中进一步阐述了民主革命补课问题。其中写道：
山东、河南、甘肃三省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情况，你们已有所知。现将中央监委工作情况反映215号转发给你们。这个反映中描述的贵州省的遵义和毕节地区的群众生产、生活中的严重情况、特别是干部中极其严重的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破坏党章、违法乱纪、不顾人民死活的情况，有些简直不能令人想象，其中某些反革命破坏行为，显然是封建势力在地方上篡夺领导、实行绝望性的破坏性报复。这是农村中阶级斗争最激烈的表现。要知道，中国农村人口中还有8％的地富分子及其家属，连同城市的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家属，总共占全国人口10％左右。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都经过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已经生活在农村和城市人民公社中，在种种企业、事业、学校、机关、部队中，至少也生活在街道组织中。因此，我们有绝对必要改造他们。但是，他们中间或多或少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也天天在影响和腐蚀我们。其中，未被改造和不接受改造的最坚决的最隐蔽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极端仇视，有意识地随时都在准备“借尸还魂”篡夺领导，实行报复和疯狂挣扎。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不仅要继续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还要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未了任务。革命胜利，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生产关系的改变，经过一定时间是可以实现的，而上层建筑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改造则需要更多的时间。只要我们领导疏忽麻痹，政策出了偏差，反革命分子利用钻进来的机会，把我们中间的革命动摇、意志薄弱的人拖过去，使部分地区、单位、至少个别地区、单位党的领导变质，随着也就极大地破坏现在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个材料揭发的事实中，已有不少明证。由此可见，整个社会改造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阶级斗争任务。反革命分子只要存在一天，决不会自动放弃他们绝望的破坏和挣扎，我们对他们万万疏忽麻痹不得。孙中山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我们可以拿来借用……。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没有从制度、政策、指导思想方面寻找大饥荒的原因，而把大量死人的原因归罪于早已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地、富、反、坏、右。说是因“民主革命不彻底”，而使阶级敌人篡夺基层领导权。这显然是违背事实。河南信阳是革命老区，民主革命就很彻底。但也被毛泽东定为“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典型。因此，一些饿死人较多的地方，都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就是像土地改革时期那样，像斗争地主恶霸一样斗争基层干部，让农下中农申冤诉苦，然后全面夺权。（见本书“祸起中原”一章中“信阳事件”）本书作者在九十年代到甘肃、四川、广东等地了解当年情况时得知，在民主革命补课中，也像信阳一样，有大批农村基层干部受到摧残。
1962年10月，中央派到四川的工作组对据四川省合川县作一了次调查，调查结果是：由于反瞒产私分、反右倾、整风整社等运动，农村干部受打击的面很广：全县共有干部25283人，自1959年到1961年，共处理了5184人，占干部总数的20．5％。其中，公社党委书记被处理的占60％，大队正副书记被处理的占57．2％，生产队正副队长被处理的占24．8％。
中国农村的基层干部中，的确有一批流氓地痞，他们借助国家政权，狐假虎威，欺压百姓。但其中多数人是在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政策才伤害了农民。有些人在执行中过激了些，才对农民造成了更严重的伤害。这中间虽然有干部素质低下的原因，但其责任应在中央，而不能让一些基层干部当替罪羊。
九、几个重大错误一直坚持到底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一波三折地调整极左政策，也曾下令纠正农村干部作风，改变1958年大跃进中一些过激的作法，但是，在几个重大的问题上，没有采取切实措施。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粮食问题上对农民见死不救，继续高征购，继续出口，从而加剧了饥荒；二是在建设速度和经济指标上，继续坚持大跃进，迟迟得不到调整。
1958年冬就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1959年春天饿死人更多。也就是说1959年春天，大饥荒已经全面出现。面对成千上万的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执政者在粮食上没有采取应急救助措施，反而继续从农民口里剥夺粮食，继续出口粮食。
国务院秘书厅1959年4月6日，送上了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的报告，4月9日，又送上了15省春荒情况统计表，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毛泽东于4月17日作了批示，只采取两项措施：一是将这两个材料印30份，15份在3日内送到15省委第一书记手中，请他们迅速处理；二是给15省在京开会的人大代表每人一份。毛泽东认为这是“暂时的（两个月）紧急危机”。 对这么大面积的危机，毛泽东没有采取全局性的措施，还是当作局部问题交给地方自己处理。特别是没有在粮食上松口。
1960年1月7日到17日，正是农村大量饿死人的时候，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面对遍地的饿殍，毛泽东继续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他在会上说：“庐山会议以后很灵，生产月月高涨，看来今年至少不弱于去年，可能比去年更好一些。我们准备分几个阶段，把我们这个国家搞强大起来，把人民进步起来，把物质力量搞强大起来。” 这个会议批准了国家国家计委《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提出了今后三年和八年的设想。会议认为，1960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年，可能比1959年形势更好；确定1960年钢产量为1840万吨，粮食产量6000亿斤。八年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时要基本完成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会议还要求大办食堂，试办和推广城市人民公社。上海一月会议是在继续大跃进的气氛中召开的，会议以后，全国各地又开始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食堂，大办养猪场等。一些原来确定压缩的基本建设项目重新上马，共产内等“五风”又严重泛滥起来。
下面继续送上来欺骗毛泽东的报告。《内务部关于各地加强工作春荒有所好转的报告》（1959年4月23日）。报告说，河南、河北的春荒已经在全省的范围内停止发展，山东农民外流现象大部分已经停止，浮肿现象开始下降，但少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