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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间，县委领导人王文忠、李少峰等又提出“向富裕中农为代表的地、富、反、坏分子作斗争”的口号，普遍发生乱斗中农乱撤干部的现象。经县委排队准备斗争、撤职的干部有1800多人（占干部总数近20％），其中725人已被斗争后撤职。被戴上“富裕中农”帽子（实际上大部分是贫农和下中农）而斗争或劳改的农民，约4000人左右。
10月下旬，在县委的统一部署下，各公社和生产营都普遍设立了所谓“劳改队”，被劳改的农民就有2400多人，此外集训了2000多人。有的“劳改队”还定了各种“处罚条例”，动辄加以严刑拷打。县公安局还举办了“儿童集训班”，集训了200多名儿童。进入集训班的儿童大都10岁左右，最小的仅6岁。“儿童集训班”规定不准哭，不准笑，不准玩，不准讲话，违者就受到吊打、脚踢、罚站、罚跪，用针剌手心、用手铐铐（小手小，双手铐在一个圈里），用手枪对准脑袋等种种摧残手段进行折磨。
11月间，该县在消灭红铃虫的工作中，认为放过棉花的房子都有红铃虫，就将放过棉花的2131间房子烧掉。此外，在“拆屋并村”时，又拆掉房屋2146间。被拆房屋的群众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有的淋雨受冻、气愤发疯，有的叫苦连天，碰头打滚。在深耕秋播中，强迫群众将已经成熟、即将收获的棉花78891亩统统翻掉。在兴修水利时，为了铺设运土方的四轮车木轨道，将全县9000多台织布机全部拆掉，连社员的门窗、地板、板壁等也被拆走，还挖出了墓地里8000多具棺材。掘墓时既不征得墓主的同意，对尸骨也不作善后处理。
奉贤县的问题虽然很突出，但不是个别的。不管是地处中原的河南省、山东省，还是远在大西南的云南省泸西和远在大西北的甘肃省通渭，都出现过类似奉贤这样的问题，有的情况比奉贤还要严重。但是，在处理这些违法乱纪的干部时，又都追究这些干部个人和其配偶的家庭出身。认为是他们是国民党的残余分子，大搞“民主革命补课”，为农村开展“四清运动”埋下了伏笔。
五、干部特殊化也成了风
由于政治经济权力高度集中于各级党委，干部掌握着一切资源，权力的运用又没有制衡，干部们运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是不可避免的事。在大饥荒期间，干部特殊化主要表现在食品方面。干部及其亲属多吃多占，损公肥私比较普遍。干部大吃大喝和农民的饥饿形成了强烈反差。本书在介绍各省情况时已有大量的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六、“五风”是怎样刮起来的
“五风”其所以成为全局性的灾难，有刮风的，有跟风的。刮风的是风源，跟风使“五风”越刮越大，越刮越紧。
有人说风源是毛泽东，毛曾自己说过他是“始作俑者”；有人说风源是刘少奇，1958年夏秋之间，刘说过很多狂热的话。不管怎么样，在当时中国那种制度下，下面刮不起影响全国的风潮。全国性风潮一般是由高层领导刮起来的，或者起源于地方（实际是地方官员揣磨中央的意图而作为），然后由高层领导肯定或倡导刮向全国的。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对“五风”的形成过程讲了一外故事：有一个人砌了一堵墙，粉刷得很干净，不让任何人在墙上画东西，他就在墙上写了“此墙不准画”。有一个人看了就写了一句“我来画一画”，第三个人看了就写了“你画我也画”，后来又一个人写了“要画大家画”。这样就成了一首诗：此墙不准画，我来画一画，你画我也画，要画大家画。周恩来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这堵墙不是一个人弄脏的，“五风”不是某一个人刮起来的。
毛泽东“始作俑者”的事实本书已有充分的介绍。由于刘少奇在文革中受迫害蒙冤而死，出于对蒙冤者的同情，在以后的社会舆论和回忆文章中，常常把刘说成毛泽东的错误的反对者，是“右”的，是反“五风”的。其实不然。看了下面列举刘少奇在1958年的一些言论，读者就会知道，刘少奇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毛泽东还要激进。他这方面的言论，本书其它章节已经有些介绍，这里再作些补充：
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中说：“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为《大同书》写的。康有为27岁（一说25岁）写《大同书》，要破除九界，即国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财产等九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毛主席讲三无，无政府，无国家，无家族，这将来会统统实行。”刘少奇这次还讲到要消灭家庭。 在《大同书》中，康有为认为，男女同居不得超过一年，消灭了家庭就可以消灭私有财产。
1958年6月30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说：“三、四十年之后，我看可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 “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恐怕不能像现在这样，种地的净种地，做工的净做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
1958年7月1日，刘少奇在首钢视察时说：“总路线可以叫王法。只要不符合总路线的，通通破掉。”
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就可以过”，“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国家大有希望，大有前途，超过英美就变成了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1958年7月19日，在天津地委向刘少奇汇报到高速度的粮食增产与生产基础条件不相适应是当前一个重要矛盾时，刘少奇说：“乡社合一怎么样啊，你们不是并社吗，一乡一社不好吗？”“农业合作社，合在一块，采取打乱平均的办法，把道路一修，那个吃亏，那个占便宜，好在你这里土地多，大家搞的嘛，什么你的。”“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他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
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同志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 中共徐水县委作了一个《关于最近几年全面跃进规划草案》，送刘少奇看，少奇同志不仅在视察前看过，而且还记得非常清楚，于是少奇同志于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到徐水视察，作了许多深刻而全面的指示。由于徐水的公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诉大家，全民所有制还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只有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了，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极大地提高和全民教育普及和提高，大家半天劳动半天学习文化，工农、城乡以及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消失了，这才得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不过，少奇同志对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干劲，却给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赞扬。
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少奇同志问乡党委书记：“秋后，即将实行粮食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公社党委书记连忙接上来说：“大家一听说吃饭不要钱，都高兴得跳了起来，有个老头说，过去担心受苦一辈子，怕吃不饱肚子，这下子可好了。”苏州地委第一书记储江同志在汇报中说：“群众都非常赞成实行粮食供给制，他们说，‘一个心思丢下了，一个心思又来了’。丢下的是几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来的心思是怎样把生产搞得更好，不然就对不起共产党。”少奇同志对群众的这两句在，感到很有意思，他说：“这两句话，两个心思，很值得我们深思。有人担心，实行粮食供给制，会不会增加懒人？苏州农民的这两句话，给我们作了最有力的回答。这说明他们不是变懒了，而是情绪更加高了，生产更加积极了。这就是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表现，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更加提高的标志。” 刘少奇在9月27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的报告中，对上述“两个心思”又作了进一步的强调。他说：“从马克思以来，从提出共产主义制度这个理想以来，就有人反对。反对的一条理由就是认为实行共产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很多人就不愿工作了，就要懒下来……．我们实行供给制，也有人怕‘干不干，两斤半’。劳动人民不是这么想的。他们想到实行供给制以后，如何把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