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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研究领域，应当是最讲科学性的，但这里也刮起了“浮夸风”。1960年秋，我刚上清华大学时，就听上两届的老同学说，1958年，全校搞科学大跃进，搞了很多不切实际的课题。例如，我们系（当时是动力系）就批判“热力学第二定律”，说克劳休斯的“热寂说”是唯心主义，是悲观论。其它系也根据自己的专业，选择大批判的课题，向科学权威挑战。
大跃进狂风颳到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院士薛攀皋在《院史资料与研究》1993年第4期上发表了关于“大跃进”时生物学部的回忆文章。文中有一段说：“会议一开始，一位宣传部门的领导同志讲话。他提出：科研单位要同农民开展种高额丰产田的竞赛，如果竞争不过农民，就要摘掉科研单位的牌子……”。后来有人问薛这位领导同志是谁，他说是于光远。 当时于光远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长。
可见于光远当时也头脑发热。有一次，聂荣臻元帅（负责军事科学）曾带张劲夫（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和于光远两人一同去中南海游泳池见毛泽东，要张劲夫汇报科学院的情况，要于光远汇报全国科技的情况。于光远根据山东省委的报告，汇报了山东的农民把苹果苗插在正在长的南瓜上，结果苹果同南瓜一起长。那时的于光远认为，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省委的报告还能有错？后来，于光远越想越不是滋味，认为这是他一件丢脸的事。他坚决反对“人体特异功能”之类的伪科学，就是从这里吸取了教训。
全国都大跃进，中国科学院也得大跃进。因此，上级一号召，各研究所就分头动起来了，主要是搞了超声波管道化等一些东西，不少所搞大战多少天，向党献礼。这些献礼项目，都是浮夸的。
当时，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口号下，不迷信教授，向权威挑战，中国科学院广泛开展学术批判。除了又重新批判孟德尔、魏斯曼、摩尔根遗传学外，还批判了牛顿力学、微尔和的细胞病理学。在“科学大批判中”，说果树栽培方面农大园艺系教授沈隽“疏花疏果”是资产阶级思想，说保花保果是无产阶级思想。批判在林木采伐中主张“间伐”的（中科院沈阳林土所刘镇谔）是资产阶级思想，说主张“皆伐”的是无产阶级思想。连最抽象的数学领域也搞起了批判，武汉大学数学系的齐民友就是当作白旗给“拔掉”的，等等。心理学的批判是从批北师大心理学教授朱智贤开始的，心理学被当作唯心主义的被否定。
教育战线的”浮夸风”也不弱。全国各地都办起了大学。专区办大学，很多县也办起了大学。在河南省逐平县10个公社8月底就创办红专综合大学、水利工矿专科学校，业余农业大学570多所 ，河南省登封县两天之内办起了44所红专大学 。大学遍地都是，村支书就可以任命大学教授。 就在我们中学――浠水一中，也腾出了几间房子办起了“浠水大学”。我们中学一些老师一夜之间就成了大学教授。不知哪里来的一些二三十岁的“大学生”，在我们这些中学生面前昂首阔步、大摇大摆起来。“浠水大学”不到几个月就散了伙。报纸宣传，截止7月底，全国已有639个县基本扫除文盲，占全国县市总数的28．1％。
在文化战线，其狂热程度到了十分荒唐的程度。1958年8月和10月间，文化部先后在安徽、郑州召开了省文化局长会议和全国文化行政会议，部署文化工作的“大跃进”。会议有的单位提出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会算，人人看电影，人人会唱歌，人人能绘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郑州会议还提出文艺创作要“行行放卫星，处处放卫星，层层放卫星。”各级都要成立“艺术卫星指挥部”。一瞬间，各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群众文化活动组织，例如江西省组织了5000多个山歌社，四川省组织了 22000多个农村文艺创作小组，安徽省队队有创作小组。由于提出了放文艺卫星的任务，层层布置，层层加码，使得许多地方提出了很不切实际甚至是荒唐的口号和要求，诸如什么“两年就要超过鲁迅”，“一个夜晚写60个剧本”，“每个县都要出一个郭沫若”等等。一些“新民歌”大多是吹牛皮的，例如“稻粒赶黄豆，黄豆像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赶冬瓜，一幅丰收图，跃进农民画。”“今年是个丰收年，秋后粮食堆成山，不知粮食打多少，压得地球打转转。”
全国都搞诗歌运动。著名诗人田间下放到河北省怀来县，他在那里搞起了“诗传单”，不但他写，还把所有的村干部、社员都拉进去写诗。写出来的都是顺口溜，什么“千日想，万日盼，今天才把公社建。六个乡，成一家，社会主义开红花。”这些诗编成集拿到石家庄出版了，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后来，这场诗歌运动越搞越大，闹到火车上每个乘客必须交诗一首，闹到制定文学创作规划，各公社开展有比赛。这个说：“我们年产诗一万首”，那个说：“我们年产长篇小说五部，剧本五部”最后张家口地区竟出了一位“万首诗标兵”，他一个人在一个月内就写了一万首诗！
当时，一些著名作家、诗人、文艺工作者，有的不了解真相，有的随波逐流，有的卖身投靠，用自己手中的笔，胡说八道，助纣为虐。在这些人当中，知名度越高的，危害越大。
当时被认为是大文豪、大诗人的郭沫若，写了不少歌颂大跃进的诗，现引他写的《太阳问答》中的几句：
农民：
太阳太阳我问你，
敢不敢来比一比？
我们出工老半天，
你睡懒觉迟迟起。
我们摸黑才回来，
你早收工进山里。
太阳太阳我问你，
敢不敢来比一比？
太阳：
同志同志你问得好，
我举起双手投降了。
我因为要朝西方跑，
故有半天你见不到。
西方的情况真糟糕，
不劳动的人光胡闹。
超英，十五年不要，
同志同志我敢担保。
接下去是几段农民和月亮、农民和星星的对诗，极其夸张之能事，不再援引。最后一段是农民、太阳、月亮、星星的合唱。
合唱：
感谢党呵感谢党，
党是不落的红太阳。
东风永把西风压，
社会主义放光芒。
鼓足干劲争上游，
多快好省建天堂。
红旗插遍全世界，
红旗插在天顶上。
郭沫若还与周扬一起编《红旗歌谣》，这本书极尽浮夸献媚之能事。但是，1963年11月14日，郭沫若给陈明远的信中写道：“大跃进运动中处处放卫星、发喜报、搞献礼，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浮夸虚假的歪风邪气泛滥成灾……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仅可笑，而且可厌，假话、套话、空话是新文艺的大敌，也是新社会的大敌”。 据说，郭沫若的秘书对这封信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如果这封信不是真的，那就是郭沫若在1958年不了解真实情况，跟风起哄；如果这封信是真的，那郭沫若就是明知故犯了。不管郭沫若在1958年是对实际的无知，跟风起哄，还是内心很明白，却要违背良心，作“新文艺的大敌”、“新社会的大敌”，像他这样有地位的人做出那样浮夸献媚的事，是最可悲的，也是危害最大的。
毛泽东曾说过，“经济事业和作诗是两回事。‘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怎么端得起来？” 但是，当时报刊没有宣传毛泽东这些话。因为“不能给群众运动泼冷水”，这样的诗歌在当时浮夸风中推波助澜。
统计部门的“浮夸风”影响最大。本来，统计工作的生命和灵魂在于真实，然而在“大跃进”运动期间，统计工作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方法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用编织的数字来证实谎言。国民经济信息的严重失真直接导致了决策的失误。北戴河会议之所以做出大炼钢铁的决议，就在很大程度上与1958年夏粮的虚假数字造成了“农业问题已经解决”的假象有关。
1958年的工农业大跃进带来了“统计工作的大跃进”，从而产生了“跃进型”统计体制。“跃进型”统计体制，是指在大跃进期间形成的以党政领导的意图和指示为圭臬，以证明大跃进路线的正确性为宗旨的统计体制。大跃进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在数字上必须体现。在组织压力下，统计部门不得不服从各级党政机关的意志，炮制一个个高产卫星，形成一套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统计”数据。困难时期所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正与这一体制密不可分。
在极权制度下，国家机器上的所有零件都紧紧围绕政治轴心运转，统计工作自然也不能例外。统计工作者从上级那里得到的指令是：“党政领导需要什么统计资料，我们就提供什么统计资料，政治运动、生产运动开展到哪里，统计工作就跟到哪里。” “要根据党的指示和实际工作需要办事，党叫怎样做，就怎么做。” 薛暮桥和贾启允是当时中家统计局的领导人。
为了把统计工作完全纳入大跃进的轨道，使它成为服务于大跃进的“驯服”工具，各级政权一方面通过“思想教育”实现软控制，一方面又毫不含糊地动用国家机器实行超强控制，对不听话的统计工作者进行批判、斗争。与此相反，有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告、夸张成绩、隐瞒缺点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反而得到表扬和提拔。统计管理也下放权力， 国家统计局要求地方统计部门以90％的时间完成地方任务，上报的统计数字要经党委批准，甚至统计方法也突出“因地、因时制宜的灵活性”，从而便利了地方党政领导对统计工作的干预。根据薛暮桥回忆，1958年8月有五六个省的统计局长向他诉苦：“省委要统计局报假帐，不报就要受处分。”问薛暮桥怎么办。薛回答说，“大跃进势不可挡，只能听省委的话，将来总有一天中央会问你们真实数字，你们要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