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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态进一步发展，百官镇和永徐乡马家村发生了大旗会（求菩萨的组织）闹事，参加人数达2000多人。警察向天鸣枪警告，无济于事，后来向闹事者开枪射击，当场打死2人，伤12人，才驱散人群。事后逮捕了闹事的首要人物和骨干分子14人，拘留了23人。
农民要求退社不仅发生在浙江，在其它地方也发生了类似情况。
1956年冬天以来，河南省临汝、永城、夏邑、虞城、民权、商丘、宁陵、柘城、淮阳、睢县、杞县、中牟等12个县的部分地区部分农业社一度发生了闹社退社现象。据不完全统计，这次闹社退社涉及到278个高、初级社，700多个生产队。在闹社退社中，有的社员到乡、县、专区、甚至到省告状请愿。有的社员私自拉走社内牲畜，有的社员私分了社内的粮食、种子、油料、农具和饲料。有的社员殴打干部。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些闹社退社的事件中，共殴打干部66人，拉走牲畜4946头，私分粮食12。5万斤，种子2。4万余斤，油料390多斤，农具200多件，柴火5。2万余斤。闹的方式先黑夜活动，后白天活动；先秘密酝酿，后公开开会；先妇女、老年闹，后壮年参加；先几个人、几户，后发展到一个生产队、一个社或一个乡。因为闹社、退社，临汝县老连社，元月小麦才种40％，虞县寓贤乡，元月冬耕地只完成18。6％。民权县浑子乡，因闹社停产1个月。中牟县刘庄社郑油磨村，在闹社过程中，牲畜没好喂，7天死了11头。
据不完全统计，到1957年8月，广东省退社农户已达7万户，约占入社总农户的1％左右。已垮掉的社共102个，正在闹退社而尚未退出的共12。7万户，约占入社总农户的2％弱。个别地区曾经发展为群众性退社的风潮。如佛山专区的顺德、南海、中山三县经济作物区，受退社风波影响的就有65个乡，210多个社。仅中山县永平、南兴两个区，10月下旬分别到省人委要求批准退社的就有16个乡，600多人。他们有的要回原来的土地、耕牛，有的把已入社的小艇锁上，不给社用。有的到社的鱼塘桑基去捞鱼、摘桑叶，有的将已入社的土地翻耕自行冬种。有的因闹退社而包围、殴打区乡干部、社主任的事件已发生多起。
辽宁省对昌图、凤城等9个县的不完全统计，闹退社的有1万多户，已退社的有4000多户。退社的社员把入社的马拉回去。
1957年春天以来，江苏省各地农村发生了不少的群众闹事，泰县闹退社事件竟在几个乡的范围内成片发生，有2000多人到县里请愿。闹退社员的社员中，中农占60％－70％。他们绝大多数是因为收入减少，少数是因为耕牛、农具、果木折价不合理，或因为在社内不自由，受干部歧视等。
1956年，农民退社的情况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报告：“今年秋收分配前后，在一部分农业合作社内，出现社员退社和要求退社的情况。退社户一般占社员户数的1％，多的达5％；思想动荡想退社的户，所占的比例更大一些。”“闹退社的户主要是富裕中农，其次是劳动力少、人口多的户和手工业者、小商贩等。”退社原因：一是收入减少。全省一般地都有10％－20％的社员户减少了收入；二是对社员劳动时间控制过死。辽宁农民普遍反映：“农业社好是好，就是挨累、挨蹩（不自由）、受气受不了，”“入了社，还不如劳改队，劳改队还有一个礼拜天”；三是干部作不民主，社员肚里有气；四是对社员入社的生产资料处理不当，将社员的零星树木、果树也入了社；五，农村自由市场放开以后，有些社员，特别是一些富裕农民，认为是单干赚钱的门路了，不愿留在合作社里。
在这些退社事件发生以后，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教育的中心题目是：第一，合作社的优越性问题；第二，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第三，工农关系问题；第四，肃反和遵守法制问题。就上述问题开展大辩论，弄清大是大非。中央要求各地自上而下地派出工作组主持这种辩论，“以便有力地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反对一切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
这次社会主义教育实际是一场政治运动。大辩论一到农村就成了大批判，大斗争。这一场政治运动和城市的反右派斗争互相呼应，是这场政治斗争的两个方面，有的地方干脆称为农村反右派斗争教育。批判“合作化搞糟了”、“统购统销搞糟了”、“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是城乡的同一主题。在这场运动中，一些对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有抵触情绪的人受到了惩治。据河北省保定地委报告，清苑县自开展政治宣传运动以来，有11个乡6个人被打，7人被拉，2人游街，7人被斗争。徐水小东张乡在游行时，游行队伍走到生产不积极的社员门前喊“不生产是右派”，走到瞒产者门前喊“瞒产是右派”，有的单干农民不愿交公粮，游行队伍就喊“不交公粮是右派”，看到妇女套磨打牲口，就喊“打牲口的是右派”，一时右派帽子满天飞。
不知道有多少“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农民遭受打击。仅广东省“全省已斗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以及其他犯罪分子其达16000多人，其中已捕2000多人，重新戴上帽子的1100多人，管制135人。陕西咸阳县斗争了158人，有79人捆绑吊打。云南宜良县斗争了643人，其中被打102人，自杀15人，逃跑8人。广东惠来县斗争对象有三分之一被打。山东打死、吓死约10多人。河北省邢台县王快村400多户，摸出65户右派。有的合作社把斗争对象全都扣上了右派帽子。
不仅富裕中农反对合作化，反对统购统销。一些在土改时分得土地的贫农也有人反对。如河北省清苑县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整的230多人当中，有18人是贫农。对待贫农的反对意见，通常是教育。全国树了“刘介梅忘本回头”这个样板，教育翻身农民不要忘本，要紧跟共产党搞社会主义。刘介梅是湖北省黄冈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要过饭，生活在最底层。1950年当了乡农会主席，入了党，当了工作组长。土改时分了田，分了“果实”（没收的地主财产分给贫农）。他想好好种田、经商、发家。但是，统购统销，合作化打破了他的种田经商发家梦，他就开始反对。经过社会主义教育，刘介梅承认错误，作了深刻检讨，认为自己“忘了本”，一定要回头搞社会主义。 当时，报纸上大力宣传刘介梅这个典型人物，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还举办“刘介梅忘本回头”展览会。后来这个展览到全国各地巡回展出。
中国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在敲锣打鼓、红旗招展的背后，有着广泛的抵制和强制、反抗与镇压。但是，和当年苏联集体化比起来，中国农民的反抗和政府的镇压都要缓和得多。当年苏联为了迫使农民接受集体化，曾付出了惨烈的代价：逮捕、流放了上百万“富农”；出动正规红军和飞机大炮镇压农民反抗；在一些地区的镇压，其惨烈程度甚至导致某些红军部队（他们也是“穿军装的农民”）的哗变。仅在1930年初，卷入反抗的暴动农民就达70万人。苏联“全盘集体化运动”费时4年，而在农民被迫进入集体农社时，他们杀掉了半数以上的牲畜。 中国的农业集体化过程没有苏联那么惨烈，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深入到每一个村庄是一个原因；中国文化传统不同于俄国是深层次的原因。
既然农业集体化过程是反抗和镇压的过程，那么，加入了农业社的农民，退出农业社，就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谁要退出，谁就要受到批判和斗争。但是，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认为，在1958年以前的合作化运动中，农民退社自由的权利还受到尊重，直到1958年的公社化运动后，退社自由的权利才被剥夺。还说，人民公社使农民失去“退出权”是产生六十年代大饥荒的重要原因。 显然，这种与历史事实完全相悖的论断。
三、“人民公社好”
通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些公开反对集体化的人受到打击，农民顺从了。农村中的青年人，多数是愿意集体化的。一群年轻人热热闹闹地一起劳动，比独自在父亲的严厉的指导下劳动愉快得多。他们太年轻，喜欢新鲜事，对改变现状的事情都拥护。但他们并不知道这种改变对自己的利害关系。他们在家里虽然没有多大的发言权，但可以在社会上造舆论。与此同时，从上到下对合作社进行了整顿，改变了一些明显不合理的东西，这也减少了农民的抵触情绪。多数人入社以后，不愿入社的人就显得很孤立，不得不参加了合作社。
但是，人民公社还不是自下而上的自觉行动，而是按中央的意愿，自上而下发动起来的。它起源于中央领导集团的共产主义情结，也起源于极权制度的需要。不过，它的兴起却借助了全民大办水利的契机。
1957年冬到1958年春，在中央政府的号召和推动下，上千万到上亿的劳动大军，从南到北都在大搞农田水利建设。这种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要求在大面积的土地上统一规划，修建长达十几公里甚至更长的灌溉渠系。这种较大工程需要大量劳力和资金，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没有力量办这种事，只能通过调整农业合作社的规模甚至调整行政区划来解决问题。中央有些领导人就产生了改变农村基层结构的思想。毛泽东曾一再强调“大社的优势性”。
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认为，生产关系上的越大、越公，就能促进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 4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编者按的形式将毛泽东关于小社并成大社、小乡并成大乡、几乡并为一社的观点发表。
成都会议传出的信息启发了河南省遂平县的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