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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别平反工作阻力重重。在工作组中，相当数量的大跃进和反右倾积极分子思想难以转弯，有些在大跃进和反右倾升上去的领导干部担心自己的位子问题。经过多方工作，先是给原唐山市委书记刘汉生、原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葛启、原承德地委书记王克东等平反。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刘子厚代表省委承担了责任，向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同志道歉说：“现在向你们道歉，向你们道一辈子歉！”在这以后，其他人的问题也得以解决。
但是，事过半年，1962年9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了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还批评了翻案风，河北省委多数领导人闻风而动，对甄别平反工作大加挑剔和指责。在省委内部，对甄别平反工作的估价出现了分歧，争论不休，难以统一认识。在省委第十三次会议上，省委第一书记林铁讲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河北省的甄别平反工作是正常的，健康的，翻案风也是有的。”才算收场。“甄别平反工作总结”无法向中央上报。
在对被错误处分批判的干部甄别平反之后，“向你们道一辈子歉”之言犹在耳，省委于1963年改组了承德地委，调动了王克东的工作。1964年又大揭张家口地委阶级斗争的盖子，“新账老账一起算”，改组了张家口地委，免去了葛启地委书记的职务，同时被撤职和调离工作的地、县级干部达52人之多。
当时，既容不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容不得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甄别平反的人。他们抓住省监委在甄别平反时对被错误处分的干部表示同情的只言片语，罗织罪名，对省监委“拆庙搬神”，让省监委的人统统下去搞“四清”，由一位省委副秘书长管监委。1965年11月，又以这些罪名，召开省直机关处长以上的干部会，对省监委书记裴仰山进行批判。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裴仰山以“老右倾”被省委抛了出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葛启、王克东也在劫难逃。
四、胡开明并非“胡”开明
在大饥荒期间，有一些干部敢冒政治风险为民作主，河北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开明就是其中之一。《炎黄春秋》杂志1991年第2期发表了晓凌、柳铮的《胡开明并非“胡”开明》一文。从胡开明的女儿胡晓燕那里，我得到了更多的情况。
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葛启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后，1959年9月底，河北省委派常务副省长胡开明到张家口去指导整风反右工作。同年12月，又任命胡开明为中共张家口地区党委第一书记。
张家口地区的张北县，1958年，实际亩产只有100斤，却冒充平均亩产400斤，成为全省粮食高产的“元帅县”。1959年10月，张北县委总结上报：全县23万人，每人平均占有粮食1770斤。
胡开明到张北县以后，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看了几个粮食“高产”社队：
黄盖淖公社食堂，每人四颗焖土豆，一碗酸溜溜（草）汤。人们喝一口汤，咬一口土豆。胡开明手中的材料却明明白白地写着：黄盖淖公社平均亩产410斤，创历史最高纪录。
大囫囵村，刚刚秋收一个月，生产队、大队的库房只剩下一个粮底子，社员家中没有粮食。而按上报的“卫星”，说这里的粮食成十倍地超过了粮仓的库存能力。
1959年秋收前，张北县总人口23。4万人，就有21。4万人缺粮，缺粮人口占农业人口的93％。1960年形势更加严峻。而各干部却大喊“形势大好”，大张旗鼓地反右倾。
通过调查，胡开明发现，全张家口地区70％的社队缺粮。寒冬已到，200万人生活没有着落。
胡开明走马上任以后，首先为一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了反，并安排了工作。当然这只限于地委有权限的一批干部。像葛启那样省里管的干部，他没有权这样做。
1960年饥荒严重。胡开明到蔚县西合营。看到这里的农民饿得没办法，春播时，前面播的种子，后面就有人一边扒出来，一边往嘴里填。生产队没办法，只好种子拌上农药，并通告了全体社员。可是，饥饿的痛苦，超过了对毒药的恐惧。种子照样被扒出来吃掉，只不过在吃以前在土里搓搓，然后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非正常死亡人数大量增加，个别村庄没有力量把尸体从屋子里抬出去。
然而，上级自欺欺人地把农民的饥饿当作疾病，让卫生部门解决。宣化市委书记芦起到农村调查群众生活情况，看到一个老人躺在炕上，他问：“大爷，您是不是病了？”
老人没有回答。
芦起又问：“大爷，您病了吗？”
老人看了看他，还是没有回答。
芦起以为老人没有听清，又提高声音问：“老大爷，您是不是病了？”
老人突然用力撑起身子，怒气冲冲地说：“我没病，给我吃饱，什么都好了！”
随行的大队支部书记说：“这是市委书记。”
老人说：“我骂的就是他！”
有人把这事当笑话说给胡开明。胡开明笑不起来。他觉得老人骂的不只是芦起，还有自己。。。。。。。
1960年冬天一个深夜，卢起打电话向胡开明报告，由于饥饿，许多哮喘病人在黎明前死去。他要粮食，还要治疗哮喘病的大烟土。据说，只要将大烟土和一点食物服下去，就能治疗和减轻哮喘。胡开明承担风险，果然发放了一些大烟土，也真正治好了一些人。
1960年冬，河北省委主管农业和生活安排的负责人和省委商量做出决定，农民口粮每天降为四两（16进位，相当于10进位的2。5两）。省委负责人还说，吃四两者是马列主义，超过四两的是非马列主义。随后，河北省委提出了“吃四两，晒太阳”的口号。人不能进行光合作用，晒太阳怎能顶得上吃粮食？这也是大饥荒期间的一个奇谈。最实际的还是寻找代食品，1960年12月，张家口有50多万人参加了采集代食品的活动。采回玉米芯、高梁杆、土豆藤、榆树叶等2亿3千多万斤。26400多台加工机械粉碎这些原料。代食品做的窝窝头用火柴一点，就可点燃。因吃代食品而生病的人日益增加。
胡开明亲自找到省委主要负责人，说：“请你们下去看一看，一天四两粮食怎么活下去？”这位负责人说：“全省都是四两，又不光是你张家口！”“张家口是塞外高原，气候严寒，代食品也极少，不增加粮食，老百姓能活下去吗？”“老胡呀，我也想增加指标，可是没有粮食呀。”“不是没有，指标就在你们手里，关键是敢不敢负责！”
胡开明说的是实活。省委确实掌握着一批机动粮食。但是，没有人敢负责把它用于救济饥民。然而，与省委主要领导人的态度相反，在张家口的蔚县一个公社，却有人敢于负责，做出了一个秘密放粮的决定。这个人就是东城公社书记武万升。
蔚县县委书记赵某与省委驻蔚县工作组共同研究，为了模范执行省委指示，做一个“真马列主义者”，再压低一两，规定每天定量为3两。这3两粮食还是由公共食堂统一管理，经过层层克扣和多吃多占，农民能吃多少？因此，蔚县死亡人口迅速增加。这个县东城公社很多人得了浮肿病，在死亡线上挣扎。公社书记武万升想：难道饿死人才是马列主义吗？看着群众饿死而见死不救，连半点马列主义都没有！他秘密召开大队书记会议，做出了秘密决定：第一，从公社掌握的粮食储备中，给全社每人分10斤粮食。增产队可以分15斤。这些粮食不交食堂，由社员拿回家里食用。预计全社放粮40万斤。第二，从入库粮食中拨出白面和玉米面5000斤，与中药材合成制成消肿点心，分配给病人食用。第三，国家干部带头，每人捐献一个月的工资和一身衣服，救济严重困难户和病人。在会上，武万升将自己开会前刚领到的88元工资全捐献了。
武万升是准备丢官的。但是，胡开明不仅没让他丢官，还把他提为阳原县委书记处书记。
1960年冬，胡开明又一次打电话找到省委主要领导人。他详细地汇报了张家口地区的饥荒，提出要杀一批过不了冬的牲口渡荒，请省委领导开绿灯。这种请求使这位领导人为难。他不敢决策。恰好这时毛泽东到天津视察，于是，这位省委领导人小心翼翼地向毛汇报了张家口地区想杀老牛和瘦羊的事。毛几乎没有思索，手一挥，说：“救人要紧，杀就杀吧！”一道指示下来，杀了一批老弱牲畜，救活了多少人难以统计。
1960年1－10月，张家口下属的宣化市非正常死亡4638人，平均每月饿死460多人。这时省委提出“吃四两”的政策（在这以前宣化吃五两）。胡开明曾在省委常委会上提过意见，但没有采纳，他只好含着眼泪执行“吃四两”的政策，结果，12月就饿死了1059人，1961年1月，饿死1891人。1961年1月21日，胡开明给正在北京开会的省长刘子厚写信，谈张家口的群众生活情况：
张家口市的疾病死亡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全市去年共死亡58877人，死亡率为1。89％（1958年为1。31％，1959年为1。64％）。最突出的是蔚县，去年共死亡1824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36％。全市现有病人86236人，占全市总人口的2。8％……从今年1月开始，口粮水平普遍提高到五两……现在吃代食品的食堂占95％，许多社员吃了拉不下来。蔚县白乐公社田照町生产队，80％的社员便秘。虽然做了很多努力，但疾病和死亡情况未见好转。据统计，去年12月全市共死亡9584人，日平均死亡309。2人。今年1月上半月共死亡4619人，日平均死亡308。2人。1月上半月的后五天同前十天相比日平均死亡增加了157。3人……。据《内部参考》3133期刊载的中国科学院资料：从事中等强度劳动的人，每日需要热量3000－3500大卡，如能达到此数的70％，就基本可以不发生营养不良性水肿。现在农村人口每日平均口粮5两，中等劳动力不过5。5两，再加上2。5两代食品，发热量只有1000大卡左右……加上有的地方工作不好，群众还吃不到自己的定量，问题就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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