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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风刮得最凶的徐水县和它周围，1958年开始就出现了大批死人的情况。1959年1月，徐水县有2447个浮肿病人，死亡262人。徐水县容城公社浮肿病人死亡了23％，经过检查的20个病人中，有3户缺锅，两户没有热炕。涿县方官乡祈黄于池村从1958年4月到12月共死亡57人，占该村人口的9。6％。毛泽东表扬的安国县严重缺粮。这个县伍仁公社伍仁大队原估产（县城确定征购和分配的产量）亩产405斤，总产38万斤，但拿到手的产量只有28万斤，比估产少10万斤。应给农民留10万斤口粮，只留给4万斤。
1959年4月缺粮问题进一步发展，省委不得不承认粮食不足。但还说“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估计粮食总产量380亿斤左右，比1957年增加将近一倍。近几个月来，我们对总产量进一步核实了一下。大家认为，增产一倍的估计是高了一些，但总产量达300亿斤以上，比1957年增产50％以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饥饿的现实超过了省委的估计。1959年3月，黄骅、任邱、静海、沧县、武清等县缺粮人口达80％以上。邯郸地区的7969个生产队，缺粮的就有6650个生产队，占83。4％。农民每天只能吃到半斤粮食（其中主要是薯干），农民不得不以树皮、野菜充饥。永年县农民因吃野草（苍耳子芽）造成127人中毒，16人因抢救无效而死亡。省委不得不放弃“包下天津”的大话，“请中央再次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按时按量完成调入我省的粮食计划。”
此时，中共中央对1958年的错误作法采取了一些纠偏措施，河北省执行了这些措施，情况有所缓和。但是，在1959年秋的反右倾运动中，河北省全省脱产的党员干部中，有5802人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严重右倾帽子。省委候补委员、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葛启、省委委员、承德地委第一书记王克东等在庐山会议结束不久，就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全省八个地、市委中，有三个地、市委书记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右倾把1959年春天短暂的纠偏措施当作右倾罪证进行全面清算，在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又点了一把火，言路更加堵塞，“五风”更加泛滥。生产力进一步遭到严重破坏，粮食大幅度减产。但是，1960年的粮食征购任务反而增加。
当时河北省农民口粮人均五两左右，而且其中70％以上的甘薯（5斤甘薯折一斤粮食）。由于吃甘薯过多，蛋白质含量低。因此，1960年出现了大面积浮肿，人口死亡率大幅度提高。
1960年1月5日，粮食部在西安召开的北方14省安排人民生活经验交流座谈会上，河北省代表发言说，河北省委大抓“三宝”：一是增量法做饭；二是粮菜混吃；三是抓代食品。1960年11月26日，中央转发河北省委批转的《保定市委关于发动群众开好吃饭大会的报告》，中共中央的按语说：“所有灾区和非灾区都可以参考这个经验进行试点，取得当地直接经验后推广。”保定的报告称：吃饭大会是为了贯彻“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吃饭大会的经验是五个字：一曰管，县委书记、公社书记必须当管理员，从按人头称米称菜，到加工做饭，售饭收票，一直到结算公布，都必须亲自参加；二曰作，要发动所有干部都当炊事员，参加搞增量做饭，制淀粉；三曰吃；四曰算，算这一顿饭吃了多少粮，每人平均多少，一天多少即够；五曰安，按照三季度每天的用粮标准，计算清今后需用粮食数，在摸清家底的基础上安排生活。
代食品能解决多大问题？1960年12月4日是个星期天，张家口市委领导人亲自出马，组织4万多人到山川采集种种野生杂物。不到十天，仅张家口市区就有50多万人参加了采集代食品的活动。山坡上长的，平川里埋的，水底里游的，全部采集了回来，共获得战利品5500多万斤。代食品缓解粮食不足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用代食品做的窝窝头用火柴一点，即可燃烧。在宣化西望山召开所谓“吃饭大会”时，时任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的胡开明主持了这次会。他的司机吃了两个代食品的窝窝头。那还是拿到会上的展品，在代食品中属“优质品”，散会后刚刚把车子开到公路，他就觉得肚子里沉堕堕的，疼得像刀绞一样，汗水直往下流。胡开明看他这样，就让他停车。他怕耽误书记的工作，坚持开回市委大院。一开车门，便“哇”地吐了一地。门诊医生说，亏了车子颠簸，把这些东西吐了。要是留在肚子里非出大病为可。吃代食品的农民病号日益增加，最常见的是肠梗阻。食物中毒也经常发生。
“吃饭大会”不能止饿
1960年2月18日，中共河北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中写道：“到今年2月15日，全省有49个县、239个公社、5600多个村（约占10％的村），发现浮肿病人59000名，已病故450多人……其中唐山地区最为严重，只玉田、宝坻两个县就发现浮肿病人19000多名……绝大多数病人是脚部、下肢浮肿，少数已发展到面部、上肢和全身。患这种病的，50岁以上的老人占50％，壮年占30％，青年儿童占20％左右。”
实际情况比省委向中央汇报的严重得多。河北省监委1960年1月26日给省委的报告中反映：据省委农村整风办公室派往磁县的检查工作的同志汇报，双庙公社南开河生产队有三个食堂，三个自炊户，都是以干菜为主食。第四食堂是两锅饭，一个小锅中菜少一点粮多一点，这是管理区和县工作组干部吃的，社员那一锅基本是干菜。有的干菜已经吃完，就逃荒、要饭，把孩子送给人家。北白道村半个月就死了十个人。王家店有34人得重病，卧床不起，生产队已经停止了生产，而公社和县领导都认为这个村的口粮已经留足。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高估了秋季粮食产量，公社和县领导机关夸大了瞒产私分和群众偷秋的情况，认为群众中存粮很多。南开河生产队1959年共播种粮食6018亩，亩产平均292斤，公社党委按平均亩产445斤计算，向队里分配了粮食征购任务。为了使账面平衡，说社员偷秋96。34万斤（平均每户近千斤），把这个数字算作口粮分配到户。社员气愤地说：“政府不给粮食，我们还落了个偷！”其它村庄也有这种情况。县里和公社派出了700多名干部到村安排生活，都看到农民挨饿，但没有一个人反映农村的真实情况。南开河管理区的李书记说：“这些情况我们都知道，就是不敢说，现在正反右倾呢！”
饿死人的现实使得河北省委对粮食问题的态度比前两年冷静得多。1960年10月18日，省委向中央报送的《河北省委关于大搞群众运动搞好粮食工作和安排好生活的报告》中，对粮食产量“全年估产数字是170亿斤多一点，也可能达到175亿斤。”“在正常情况下，全省粮食消费量为190亿至205亿斤。由于今年灾害重，收的少，我们决心本着自力更生的精神过日子，按170亿斤安排生活。”
1960年是河北省饥荒最严重的一年。12月17日，中共河北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共中央报送的《中共河北省委关于浮肿病情况的简报》中写道：“自从今年1月到11月底，全省累计发生浮肿病人58万多人，死亡4759人。现有患者18。3万人，其中城市8。5万人，农村8。5万人，较重的占17％。因农村漏报较多，实数将在20万以上，其中11月发病15万人。目前浮肿病发展的特点是：1，城市骤增；2；平原多于山区；3，城市里青壮年多，农村老年人多；4，重灾区多而且病重。”
省委这个数字显然是缩小了的。据封云亭向省监委书记裴仰山报告，衡水县1960年的粮食总产量比1953－1957年的平均年产量降低20％以上。牲畜死亡5795头，致使牲畜总数比1956年减少了44％。据衡水县委数字（这个数也是缩小了的），1960年人口死亡率为19。2‰，比常年高出约9个千分点。《河北日报》张家口记者组反映：蔚县1960年共死亡1824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37％，其中12月一个月就饿死4082人。
1960年张家口市死亡58877人，死亡率为1．89％（1958年为1．31％，1958年为1．64％）。12月，张家口市死亡9584人，1961年1月上半月又死亡4619人，1月下半月，死亡又有速之势。
中共河北省委监察委员会1960年10月13日报告称：目前浮肿病、拉血、子宫下垂等疾病流行。特别是浮肿病，从今春到现在一直未断，个别地方仍在继续发展。据徐水、吴桥、宁津、交河、静海、蓟县、霸县、遵化、迁安、昌黎、玉田等11个县的不完全统计，今春以来患浮肿病的有109671人，已死1216人（缺交河数字）。10月上旬是秋收不久的日子，为什么这时就出现饥饿？这个调查报告回答说：“对粮食的产量估计上，主观臆定，估计偏高，征过头粮，使口粮架空，给人民生活造成困难。”交河洼里王公社党委，去年分配给姜桥生产队的种麦任务800亩，实际只种了400亩，而今年仍按800亩征购，致使严重影响人民生活。蓟县今年夏季评产7400万斤，实产5800万斤，亏产1600万斤，就压低人民的口粮。干部特殊化、大吃大喝也是造成农民饥饿的一个原因。从去年到今年6月，蓟县书记处就举行招待宴会573次，开支公款4000多元。该县11个公社，有8个公社和管理区的书记、副书记腐化堕落。大厂公社有44名干部的家属不生产，单立食堂，该公社11个管理区有10个管理区的干部不参加农民食堂。迁安城关公社省庄副支书尹某，从食堂的麦子碎米中筛出20斤细面，给干部们包饺子吃。遵化县堡子店公社马相营管理区的临时肿浮病医院，从患者的食物中抽出鱼12斤、大米40斤、白面25斤，请客会餐。
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同时，中共河北省委还念念不忘粮食征购。1960年11月8日省委在一份“紧急通知”中强调：“11月份必须十分抓紧粮食过秤入库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