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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从上海回来时戴了两顶帽子：湘区区委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劳工运动是当时中共的重点所在，安源是毛泽东的第一个战场。
位于湖南东部的安源是一座偏僻小镇，但那里有一个大型煤矿，1898年起由德国人和日本人在那里开采。它拥有大批的煤矿工人，因此成了姗姗来迟的中国工业革命的最早立脚点之一。［6］
20世纪60年代有一幅油画，画的是年轻的毛泽东顶着密布的浓云无畏地向前迈进，去发动安源的矿工。［7］画中的毛泽东比真人还要大，他穿着白长衫，仪态庄严，看上去像一位牧师准备给不信教者带去福音。
工人运动
中共“一大”后，各地相继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分部，毛泽东任湖南分部主任。他领导的中共湖南支部，遵照中央精神把工作重点放在了领导工人运动方面。1921年12月，他首次到安源路矿考察。这是刘春华以此为背景创作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
从1921年底到1923年初，毛泽东四次到安源，实际情况并不全如油画上所表现的。在安源的这项工作是尝试性的，也是艰难的。有些工作没有任何结果，而且毛泽东也不是唯一的领导者。
毛泽东的确穿着白长衫，沿着铁路步行到安源，但他一看到这座小城就脱了长衫。安源很脏。12 000名矿工工作条件恶劣，每天15个小时的繁重劳动使人累得麻木。在方圆四英里的范围内有24座基督教堂，却只有一个小小的医疗所为6 000名工人服务。这里是狄更斯笔下情景的再现，丝毫没有受到五四精神的触动。
毛泽东总是深入基层，他住在矿工家里，察看矿井，勤做记录。
当他走进屋子与工人交谈时，矿工们全体站起。工人们的这种敬重并不利于着手工作。社会隔膜的存在使毛泽东在精神上感到苦恼，难道他已不再是大地的儿子而成了一个格格不入的莫斯科的真理守护者？但是毛泽东并不灰心。他和弟弟毛泽民一起第二次到安源。这一次毛泽东头戴草帽，身穿破旧的上衣，脚上是草鞋，看来土气多了。
在1921年12月的几周时间内，他们两人住在一家客店里。在每个大雾弥天的清早，他们都外出说服矿工。“你们的双手创造了历史”，毛泽东不停地对着这些黑黝黝的面孔和疲惫无神的眼睛说。
他在安源的主题是要反对天命论。
一个共产党小组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当然还有工人夜校都建立起来了。夜校办得不成功，毛泽东不久就取消了夜校，代之为工人子弟办了一所很顶用的日校。
毛泽东会用简明形象的教学方法。他在黑板上写上一个“工”字，然后解释道，上边的一条横线是“天”，下边一条是“地”，中间的竖线代表工人阶级自己，工人是站在地上，顶天立地，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8］他这种教学方法或许会让杨教授摇头，但倒是个好的教学方法。
1922年9月，当毛泽东第三次来到安源时，这里已是山雨欲来。这部分是因为矿工的悲惨遭遇，他们不被当作人看待；部分因为来自长沙的知识分子的成功煽动。
毛泽东是负责人，但他并不是主要的操持者。有一位重要人物是李立三。他即是对毛泽东1917年的征友启示没有明确表态的那“半个”应征者。直到1921年，他还在法国勤工俭学。
另外一个人物是出身于财主家庭并曾在莫斯科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刘少奇。在1922年秋那次成功的安源罢工中，刘少奇是一位英雄。这次罢工使安源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是一面旗帜，并促成了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诞生。毛泽东被选为联合会的总干事。刘少奇则在毛的桂冠上加上了漂亮的羽毛。［9］
安源的工人运动使人印象至深，其发展颇为异常。4亿多人口的中国只有200万产业工人，安源工人俱乐部犹如沙漠孤堡。“工人万岁”，毛泽东带到安源的这一口号在1922年的中国听者藐藐。
安源办起了阅览室、合作社、工人议事会，大约有60％以上的工人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各级工人俱乐部。五一节举行了庞大游行，十月革命的周年纪念日、列宁的生日，甚至远在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卜克内西的生日都有庆祝活动。
安源成为一块基地，共产国际暖在心里（安源确被戏称为“小莫斯科”）。这里看上去似乎成了对所谓的世界革命有示范作用的前哨阵地。但是它将把世界引向何处？矿工们赢得了较好的工资和工作条件，下一步怎么办？
1922年，毛泽东几乎没有写什么东西，不过团体请愿书、信件、公报除外。他忙着建立一个又一个的组织。清水塘现在成了他的办公室。这里是湘区区委所在地，也是长沙左翼分子的会所。周围是共产党人用以掩人耳目的菜地，从这所低矮的房子的窗户透出的灯光，常常亮到黎明时分。
毛泽东试图兼顾自己的小家庭生活，他不像有些共产党人乐意的那样，终日埋头于文件和会议之中。他和杨开慧从清水塘搬到部分由自修大学使用的一所房间，这里比较舒适。毛泽东的岳母和他们住在一起，她自己有一间中意的房子。毛泽东的第一个儿子毛岸英（意为英雄的河岸）生于1922年。温馨的家庭生活并没有因繁忙紧张的工作受到冲击。
到1922年又发生了变故，不知是因为家庭的原因，还是毛泽东希望离办公室近一些，他们又搬回清水塘居住。
毛泽东和杨开慧在清水塘的住所。清水塘地处长沙市郊小吴门外，因为环境比较僻静，所以挑选来作湖南党组织的秘密活动机关。毛泽东和杨开慧在这里住了两年半时间，这也是毛泽东成为职业革命家以后一段难得的温馨岁月。
毛泽东领导了长沙6 000名泥木工人的罢工（他们抱怨每天只能喝上两顿稀粥）。他穿着粗布衣衫装扮成工人，吹着口哨指挥工人呼口号。［10］他还领着一批人在晚饭时分冲进有钱的工头家里，让工人看看两者在饭食上的差距。
省长的随员怀疑毛泽东不是普通的泥木工人，便盘问毛泽东的名字，毛泽东却巧妙地把话头扯到其他事情上去了。
1921年11月，毛泽东曾与当时途经长沙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有过会晤（他以后没有提起过）。［11］毛泽东帮助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工会组织，成员包括石匠、理发匠、纺织工、裁缝和排字工等各行业工人。毛泽东南下到衡阳，在第三师范建立了党组织，他的继妹为他这种工作铺平了道路。
毛泽东参加了排字工人的罢工，他们反对毛泽东经常在上面发表文章的《大公报》。这次罢工可能损害了他与编辑部的关系，此后，他很少或再也没有在这份报纸上发表过东西。［12］
对长沙9 000名人力车夫的艰苦生活，毛泽东关心尤切。他拿出党的活动经费，帮助车夫罢工，要求该市总共3 100辆人力车的大小车主降低车租，并取得了胜利。在给人力车夫上课的夜校课堂上，毛泽东又采取了新的教学方法。他在黑板上先写一个“工”，再在旁边写一个“人”，这两字合起来就是“工人”。毛泽东然后再写一个“天”。他微笑着告诉车夫如何把“人”字放在“工”的下边构成“天”字。他进一步解释，如果工人团结起来力量可以顶天。［13］
有些车夫具备了入党条件，毛泽东在南门外为他们举行简短的入党仪式。他把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挂在榕树上，车夫们一个接一个地前来旗下，举起右手随毛泽东宣誓：“牺牲个人，阶级斗争，严守秘密，服从纪律，努力工作，永不叛党。”喜悦的神色在眼中闪现，毛泽东给每位新党员一份证书和一些学习文件。
乾坤逆转，天翻地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工人，从来都被认为与政治无关，现在却成了自认为是历史前进动力的政党的成员。人们会说，这是从贫民窟提出来的权利要求。
此后不久，阿格尼丝·史沫特莱在北京与几位有教养的中国人共进晚餐。酒过三巡，一位上层人士宣称：“中国没有阶级，马克思主义者才发明这阶级观念。我的车夫拉着我走在大街上，我们可以像老朋友一样谈笑。”史沫特莱惊讶地问：“假如是你拉着他走在大街上，或者说他不愿意干时，你们还能成为朋友吗？”［14］
20年代的北京对毛泽东一无所知，然而史沫特莱早已不知疲倦地参与了毛泽东的事业。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是在发明阶级。这是有效的发明，它表明人力车夫不是自在之物，而是通过阶级斗争成为历史之物。
1922年4月，毛泽东到杭州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他已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但又并非完全如此。参加杭州会议的一位共产国际的代表回忆说：“扮演主角的与会者是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和另外一位非常能干的湖南学生，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15］毛泽东当时名声赫赫，但仍是一隅之士。
1923年，湖南的劳工运动进入了关键时期。一方面它处于全盛阶段，在中国最强大。毛泽东让李立三、刘少奇和他的有经济头脑的弟弟毛泽民留在安源继续开展工作。他自己在湖南的很多地方播撒革命种子。
他组织工会，发动了多达十几次的罢工，还不时地在各地暗中发展党组织。工作正大踏步地朝前迈进。两年的时间，湖南就有了20多个工会组织和50 000多名会员。尽管发展党员条件甚严甚慎，但湖南的党员人数从1921年年中的10人，一年后猛增到123人。在每一个工会成立之际，毛泽东总是设法把一名党员安插进去任总干事。
另一方面，劳工运动缺乏民众基础，铁路上发生的危机说明了这一点。
像大多数产业一样，铁路大部分由外国资本把持，反帝情绪加剧了工人的反抗心理。铁路工人最为先进。在华北，铁路成了襁褓中的中国共产党的摇篮。根据上海的指示，毛泽东把注意力转向粤汉铁路。中国共产党认为它———与安源煤矿一样———可以成为湖南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
毛泽东依照安源模式行动。在长沙的新河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