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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主义，并满腔热情地加紧建立政党。但到了上海，他新近形成的信条似乎有些动摇。
湖南的同志———全国57名共产主义者中长沙有16人———理解莫斯科的精神吗？这种新的观点在韶山行得通吗？毛泽东当时还没有完全理解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一天，会场发现有可疑的来访者。法租界侦探已在侦查这次会议。代表们决定转移到上海南边不远的风景胜地去，于是会议在南湖的一只租来的游船上继续举行。
萧瑜当时正取道上海回法国。奇怪的是他与毛泽东乘一列火车抵达南湖（萧说这是毛的建议）。所有的会议代表同乘这列火车，但没有坐在一起。毛和萧闲聊，到南湖后同住一个房间。放好行李后，毛仍然力劝萧参加会议。
会议在游船上继续进行，舒适华丽的16米长的游船飘荡在水面。代表们品尝着南湖的鱼，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并且每个月向莫斯科的总部汇报。
那天晚上毛泽东很迟才回到旅店。他打开蚊帐，爬到双人床上与萧瑜睡在一起，他热得满身是汗但没洗澡。
“代表们大多都不错。”毛泽东用长沙老乡之间谈话的口吻对萧说。他似乎正在思考他所要进入的更为广阔的世界。“有些人还受过很好的教育，懂日语和英语。”［36］
毛泽东对萧瑜预见道：“假如我们努力奋斗，再过三五十年，共产党就有可能统治中国。”［37］这种预言在当时简直是空口说白话，萧瑜当时也没有多深印象，他担心独裁主义会步尘而来。
第二天早晨，毛泽东没有去参加会议。他起得很迟，这是他的习惯。他起来后便与萧瑜一起去杭州览胜。他们在西湖附近的花园、小山和寺庙中度过了整整一天。
然而他们争了起来，萧瑜羡慕山水的壮丽，毛泽东打断他说：“这是罪恶产生之地，多少人用他们的金钱来干可耻勾当。”他们在杭州只住了一夜。
毛泽东不久就回到长沙，担任襁褓中的共产党的湘区区委书记。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见到过萧瑜。
毛泽东从一个孤独的山村走出来，现在竟能够承担以震撼世界的俄国革命命名的国际革命学说的责任。他以激奋心态置身于同西方思想的遭遇中，这种西方思想已部分构成他要求掌握社会变迁知识的初始阶段。无政府主义思想曾在1919年强烈地影响着他。在这思想形成的年代，博采众长对于他陶冶他那钢铁般意志的个性具有很高价值。确实，在1917年至1918年间，他似乎是个自由的个人主义者。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几年中，中国共产党1921年在上海成立后，他开始远离自上而下的强烈的个人主义的鼓动做法，最终转变到依赖下层革命。
注释
［1］Xiao San，p。61。
［2］何长工：《勤工俭学生活回忆》，8页。
［3］RS，p。151。
［4］Ibid，p。150。
［5］Ibid，p。150。
［6］Ibid。，p。151。 关于毛泽东当时在北京的窘境见《问题与研究》，台北，1973（12），74页。
［7］Ibid。，p。149。
［8］Ibid。，p。152。
［9］作为杨教授的学生，毛泽东在一则笔记中写道，他完全赞成宋代兄弟哲学家“二程”的观点，“货、色两关打不破，其人不足道也。”见Li Jui，p。27，Road，l，p。18。
［10］CB 900，p。23。
［11］周世钊：《工人日报》，19590420。
［12］Mao Ji，I，pp。57ff。
［13］Ibid。，pp。61~62。
［14］《工人日报》，19590420。
［15］赵女士事件，见《湖南历史资料》，1959（8）；Witke：CQ31；《工人日报》，19590420；Thought，p。334；“囚笼槛车”一词引自Li Jui，p。121。
［16］这9篇文章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像《民众的大联合》一样，它们没有收入作为毛主席智慧结晶的《毛泽东选集》。
［17］张敬尧在湖南的残暴统治，详见周世钊的文章，载《光辉的五四》，57页。
［18］原文有误。毛泽东、杨开慧于1920年冬在长沙正式结合，婚礼极简。长子毛岸英生于1922年10月24日。———译注
［19］《文汇报》，香港，19571120。
［20］RS，p。155。
［21］至少列宁曾长期把考茨基列为反马克思主义者；柯卡普的大杂烩式的书亦不成体统。
［22］RS，p。155。
［23］《五四时期诗刊介绍》，第1卷，155页，北京，1959。
［24］《解放军文艺》，36期。
［25］Thought，p。18。
［26］毛泽东通过其以前的老师等在长沙从事活动的情况，见萨福尔（Shaffer）即将出版的《毛泽东与湖南劳工运动》，55、56、246~248页。
［27］萧子升：《明报月刊》，香港，1968（8）、（10）。
［28］毛泽东还办了一个弹棉花的作坊，希望能为左派事业筹集一些资金，但生意不佳。见Li Jui，p。156。
［29］《毛泽东思想万岁》，19640818，1969。
［30］Analyzed them in CQ，68； quotations from pp。771，775，770 of CQ； texts in Road，1，pp。546~553；“Judged mistaken，” from Li Jui，p。138。
［31］Xiao Yu，p。249。
［32］《新青年》，1919年第12期，及以后各期。
［33］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兴起》（回忆录），第一卷，140、141页。
［34］李昂（音译）：《红色舞台》，98页。
［35］CQ，68，p。771。
［36］Xiao Yu，p。256。
［37］lbid。，p。258。
新的任务
一切都变了样，但热闹了一下又都恢复如常。上海的一次会议并不能就此动摇长沙的政治模式，也不能让毛泽东放弃他喜爱的事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毛泽东有了新的任务，但他仍是沿着熟悉的五四道路前进。
毛泽东是中共湘区党的负责人，不过没有多少事要负责。他还可以做自己的事，诸如边教书边从事组织活动。他试图把共产主义这杯新酒倒进湖南这只试瓶中。
他的活动仍集中在长沙。1921年至1923年间，他的文章大多发表在长沙的《大公报》上，而不是在党的刊物或全国性的刊物上。1921年至1922年的文章全都受着五四精神的启迪。毛泽东甚至还没有烧掉他与无政府主义联系的桥梁。
他在第一师范的关系网仍然存在，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毛泽东没有停止在附小的教学工作。在第一师范的支持下，他开办了夜校，参加学习的有黑铅厂工人、电灯公司的职员、人力车夫、菜贩以及铁路工人。第一师范附近的居民都知道“夜校的毛先生”。［1］
毛泽东还办了“补习班”，为那些想学算术和语文的18岁以上的农村青年补习文化，这使乡下的泥腿子第一次走进了第一师范宽敞的讲厅。他们皮肤黝黑，衣衫破烂，身上散发着汗味，在课堂上出声地嚼着烧饼和油饼。
有些人试图把这些鱼从第一师范的池塘中赶出去，毛泽东一面尽力说服母校校长，一面当众以不屑的口吻说服饰和饮食习惯只是“小节”。他软硬兼施的策略使人难以招架，这使他能把补习班继续办下去。
在毛泽东的教育工程园地中，最为出色的是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它于1921年秋季在“船山学社”成立。在办校的两年多时间里，学生最多时达200人，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也是其中的一个。毛泽东把新民学会的朋友请来讲课，杨开慧也曾助一臂之力。
传播马克思主义确实是其目的之一。学校出版了言辞甚激的小型月刊《新时代》，毛泽东在上面发表了自己两篇首次带有马克思主义味道的文章：《观念史观批判》和《马克思学说与中国》。［2］毛泽东解释说，这份刊物不像普通校刊那样的“文字的杂货店”，它将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进。［3］这位年轻的组织者在努力使自己靠近既定之规。
然而，毛泽东仍然首先是教员，其次才是理论家，他相信教育会提高“老百姓”———中文里用来表示普通民众的词———的素质。作为教师他是认真的。
在20年代早期，毛泽东写的文章最有趣的要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这篇文章写于1921年8月，1923年初被上海的一家重要刊物《东方杂志》转载。文章中，毛泽东区分了书院与学校。学校的坏处是“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毛泽东对传统教育强烈不满，便创造出“学阀”一词。中文的“学阀”由“军阀”一词套用而来。学阀冷酷无情，用学问做交易，只知给学生灌输知识，并要学生的酒喝。
在毛泽东的学校，入学者无须考试，但要求“提出自己对社会的批评主张”或“阐明自己的人生观”。学校授课很少，宗旨是自己“阅读和思考”。学习过程成了一个集体寻找光明的过程，毛泽东勉励学生刻苦钻研。中国历史是自修大学的主要课程。［4］
正如该校利用古雅建筑作校舍一样，它亦从传统教育中借鉴有价值的东西。毛泽东说他要把三件好的东西结成一体：旧式书院的寻根索源的研究方法，现代学校的崭新教学内容，培养健全人格的常规体制。
学校获得了成功，然而只有少数精英才知道学校的真正目的。湘区党组织从历史［5］、地理和哲学各班吸收了许多新成员。但是，很多“老百姓”发现读书太多太难懂。
20年代早期的手工工人能够并愿意上夜校学习世界史，那绝不是一般的人，毛泽东迄时为止还没有接触普通群众。
从某个方面来说，上海的会议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他比以前更加注意劳工运动了。
1922年中国劳工运动高涨，一小股共产党人在其中做了很多工作。他们（以及支持他们的共产国际）认为这是代表中国未来的潮流。马克思发现了工业无产阶级，它在东方的信仰者也步尘而至。毛泽东尽管有所怀疑，但他还是加入其中。
毛泽东从上海回来时戴了两顶帽子：湘区区委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劳工运动是当时中共的重点所在，安源是毛泽东的第一个战场。
位于湖南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