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裰鳎�1946年7月在昆明先后被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手下暗杀。对他们的悼念活动成了对国民党暴行的抗议。
像这样的集会，宋庆龄总是亲自出席。与此适成对照，国民党中央六届二中全会她就不去参加（她在名义上是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对她又一次运用“又拉又打”的手法，在这次全会上把她选入“中常委”。正如在一切关键时刻一样，她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她的立场。
她在上海居留的这一时期（1945—1949年），在国内局势的发展上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有六、七个月，为避免或控制内战的谈判继续着（美国的马歇尔将军充当表面上的调停人）；第二阶段有三年，内战猛烈进行着。
这场内战本身又可以分成三个时期。
最初，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攻势，控制了全国几乎所有城市，并在1947年攻占了延安，从而大事吹嘘它在全国已经获得胜利。
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并没有被摧毁。相反，它的力量发展起来。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踊跃参军，以保卫土地改革的果实——通过土改，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第一次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中，解放区扩大和增加了。人民解放军正规部队广泛地、巧妙地开展运动战，歼灭了国民党许多大部队（国民党军的士兵绝大多数来自农民，土改只会给他们带来好处，所以他们看不出有什么道理要为反对土改的国民党卖命）。许多国民党士兵被俘后很快就参加了革命的行列，一些技术兵种的士兵把技术带给了原本缺乏技术的解放军。一大批美制武器因俘获或国民党部队投降而转入解放军手中。
最后，从1947年下半年起，人民军队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然后是总反攻，大城市相继解放。
同上述历史时期中的两个阶段相应，宋庆龄的保卫中国同盟（现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的工作也可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它还能给解放区送去一些医疗用品及其他救济物资。在后一阶段，这样做已经变得几乎完全不可能，它的活动大多只能限于上海，给贫苦人民以援助——不只是作为一种慈善事业，而是带着一种进步的倾向和动机。在她居沪的最后一段时间，革命已经胜利，又有可能向上海以外的项目输送供应了。
宋庆龄在1945年底回到故乡上海时，她个人的处境在某些方面较之战前更加不安定和危险。战前的上海有外国租界，租界当局虽然也是反动的并且常常同中国的市政府相互勾结，但多少还有一些可以利用的活动余地。战后，租界已被取消，上海全归国民党统治，过去的一点活动余地也没有了。但出现了一个新的有利因素，那就是宋庆龄的声望无论在国内或在国际上在抗日战争期间都已大大提高。
至于她在上海的寓所，她发现她所喜爱的在莫里哀路上的那座房子——她同孙中山曾在这里生活和工作、后来她又一个人住在这里继续奋斗——已经不能居住了。她告诉友人，这座房子“已被荒废了八年……又遭到了日本人的劫掠和破坏……连自来水管子也被偷走了。”修理要花很长时间和一大笔钱。她不得不忍痛作出果断的决定：
“……我想还是放弃算了……住了那么多年。当然，我对它是有感情的……它有许多使我怀念的东西……但老是对一些已经消失的东西抓住不放又有什么用呢。”①
①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下卷，第414页。
在上海没有住所是她迟迟没有从重庆回来的原因之一。直到抗战胜利几个月之后，国民党当局才拨给她一所小房子，在前法租界思利和路45号（当时更名“靖江路”），本来是德国人的，作为敌产没收。1948年冬，迁到前法租界霞飞路一座花园洋房里居住（当时为林森中路1804号，今淮海中路1843号）。以后，她在上海时就住在这里，直到晚年。她去世后，这里辟为“宋庆龄故居（上海）”。她和孙中山原来居住的莫里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住宅，新中国成立后已照原样修复，作为“孙中山故居（上海）”，供世人瞻仰。
（二）从保卫中国同盟到中国福利基金会
宋庆龄在战后首先关心的事就是如何使“保盟”的工作适应新的形势并更改这个组织的名称。她给一位老同事的信上说，
“我们的‘保盟’由于形势的改变现在已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
“尽管可怕的战争已经过去，我们面前的工作还是堆积如山……情况很惨……人民面临着疾病和饥饿……没有希望实现经济稳定。黑市到处存在，我们过去认为必需的东西，现在只有少数人买得起了。”①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美国格雷斯·格兰尼奇，1945年10月13日及23日。关于宋庆龄自渝返沪后的住所，据上海孙中山故居、宋庆龄故居和陵园管理委员会研究室副主任任舜提供的资料，宋于1945年11月乘飞机抵上海，即驱车去靖江路45号寓所下榻（房主原为德国人，作敌产没收），1947年下半年搬回香山路7号（原莫里哀路29号）旧居，至1948年5月间又迁至林森中路1804号（原房主因汉奸罪其房产被判没收，经蒋介石下令拨给孙夫人居住，香山路旧居改作中山纪念馆）。
这封信是给刘陈伊华的。她是一位美籍华人，在香港曾在“保盟”当打字员。这个例子说明，宋庆龄总是想着她的老同事，一回上海就同他们联系，并且不论他们职位高低，她都一样热情。
这封信还显示出，她总是把公众的需要放在个人的要求之前：
“……许多人邀请我访问美国，但我在这里的工作实在使我分不开身……我非常想去重访朋友们，再看看我儿时到过的地方。真是遗憾，环境还不允许我实现这个愿望……”
保盟的改名实际上是好几个月之前就在重庆决定了的，但直到迁往上海之后才宣布。这是因为在决定改名时定下一个条件，即：“在我们为实现战后的目标而在沿海地区站稳脚跟之前”①，暂不使用新名。
①宋庆龄自上海致美国旧金山刘陈伊华，1946年3月1日。
但这不是说保盟的工作在迁移和改名时期要暂行停止。相反，还在重庆时它就迅速有力地利用抗战刚刚胜利的有利时机，把尽可能多的供应品运往长期遭受封锁的解放区去。
这一工作的紧迫性是由于形势的难以捉摸——既有和平发展的可能、也有爆发内战的可能。这种情况在支援解放区一所医院的事情上具体表现出来。在沿海运输恢复之后，宋庆龄就向在美国的友人发出呼吁：
“苏北的国际和平医院迄今为止收到的供应品是最少的，所以它理应首先得到运抵上海的物资的绝大部分。”①
①重庆保卫中国同盟致纽约美国援华会的信，1945年9月20日、10月1
这所医院设在敌后的新四军地区，保盟要从重庆运物资去无论从地理上或政治上都是不可能的。现在在上海就可以想办法了。保盟用美国援华会提供的款项在马尼拉买下了美军作为战争剩余物资拍卖的一所有250张病床的医院的全部设备，运到上海，再转运苏北。但国民党的封锁事实上仍然存在，花了许多时间办交涉才从蒋政府那里拿到了许可证。即使如此，因为一路上国民党军队的阻挠，原定1946年4月运到，结果迟了两个月。
全部设备运到后，当地县政府把一座本来准备作办公用的房子让给医院——这种作法当时在解放区是很普通的。安装工作立即开始，这所医院为了报答国际上的友好支援，保证要成为本地区卫生工作的模范。为了帮助这所医院，受过西方培训的一些医生志愿从上海去苏北服务，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也派去了一位美籍医生和一位波兰籍医生（后者同他的从事医疗技术工作的妻子都是西班牙内战时“国际纵队”老战士）。担任医院化验室主任的一位中国医生是著名的长沙湘雅医学院（“中国的耶鲁大学”）毕业生并曾在美国人创办的北京协和医院工作多年。他承担了为当地培训35名技术员的任务。这种志愿从大城市到艰苦的内地去工作的受过现代医学教育的人员代表了当时正在传播的一种新的精神和对中国未来的新希望。新四军的高级领导人在收到这所医院的全部装备后高兴地专函向宋庆龄致谢并开列了详细的收据。①
①同上，1945年10月16日。
与抗战时期游击战争中技术和物资都严重匾乏的状况相比，现在看来真是今非昔比了。但很快又出现了一场劫难。蒋介石重开内战后，这所医院所在地是最先受到攻击的目标之一。有些新设备还没来得及打开，医院又得转移到北面数百公里处山东境内的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并且又要在得不到外援的情况下进行工作。
在这件事情上，时间成了最大的关键。如果宋庆龄和保盟的动作稍慢一点，这些进口的医院设备就永远不可能运进解放区了。
就保盟本身而言，在上海找一个办公地点是当务之急。上海的房屋本来拥挤，抗战胜利后那么多人从大后方回到上海，房子更加困难，房租也直线上涨。国民党当然不会帮助保盟解决房子问题。幸亏宋庆龄的交往广阔才算有了办法。她在战前就认识的友人理查德（迪克·史密斯）在颐中烟草公司任副经理，答应匀出一点地方供她短期免费使用。关于这个办公处，她写道：
“我们这间小小的办公室里放了6张桌子——经常有6到11个人在屋里挤来挤去。电话铃不停地响着。屋子的一角还要用来堆东西。但这间房子是免费的，其他任何地方的房子都要付5，000美元以上的押租，另付房租。”①
①据上海中国福利会提供的史料，特此致谢。
一位年轻美国妇女西尔维亚·坎贝尔参加了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她在家信中写道：
“在我们这个单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