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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4个月之后，她在给理查德·杨少校的信中流露出她当时的心情（杨已与史迪威一同回国）：
“约翰·D（戴维斯）同我一起吃了晚饭，Y．K．Sze（斯义桂，著名中国男中音歌唱家）饭后唱了歌，但……我们都深深地沉浸在阴郁的思虑之中。约翰已去莫斯科，这个职务的变化对他是一种升级（在意识形态上说！）J．S．（谢伟思）回来了，但他可能会遭到类似的命运，因为他也染过颜色了，染得很深。
“A．C．W．（魏德迈）将军和P．H．（赫尔利）将军可能这几天就回美国去，所以你会听到所有的消息了。报上将多少会登一点不容掩饰的事实，但我希望这一次不要像‘乔大叔’（史迪威）离开时那样闹得最后使人如堕五里雾中。
“人事变动无关宏旨。这一点在我们两个国家都一样。这是一种彻底瘫痪的局面。”
谈到国共谈判实际中断，她说：
“周恩来昨天又回延安去了，大家都很失望，我相信他自己也如此，因为在他那些人中，他是最有耐心的。CP（中共）不会愿意把他们的军队置于军事委员会的控制之下，而KMT（国民党）又不愿意放弃一党专政。……周行前发表谈话，重申希望国民政府首先释放政治犯（爱国人士）、废止一切压迫人民的法令。停止一切特务活动、撤走包围边区的部队。
“目前情势看来是漆黑一团、令人沮丧，正像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那样。（还记得不？）也许会又一次找到一条出路，但这一次有一个对局势起作用的新因素——美国。我们还必须打赢这场大战，如果中国是分裂的，中国人民既不团结、又不自由，那末在中国的土地上就不能赢得胜利。这场解放的战争是一场复杂的战争——不仅在中国是如此。”①
①同注52，1944年10月28日。魏德迈在接任史迪威的职务之前是由英国领导的东南亚司令部（SEAC）的美国代表（司令部驻锡兰＇今斯里兰卡＇）。史迪威认为，魏德迈认同了SEAC的目标，即：在亚洲恢复战前帝国统治，避免任何可能加强中国的行动，以免危及亚洲的殖民主义，特别是在香港。这是英国从邱吉尔以下都在执行的战略。
尽管情况复杂，她看来对于美国可能转而支持中国实现团结还保留着一点信心。这从前面所引她在给格雷斯·格兰尼奇的另一信中欢呼罗斯福第四次连任可以得到印证。在史迪威事件之后，罗斯福确曾对斯诺说过，“我一直在同那里（指中国）的两个政府打交道。我想继续这样做，直到我们能把它们拉在一起。”①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美国理查德·杨，1945年2月17日。戴维斯被调到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工作，因为赫尔利决心把他从中国撵走。关于谢伟思，宋庆龄的话可说不幸而言中了。调回华盛顿后他被抓起来，后来被解除外交工作，多年以后才得以复职。再往后，他才被公认为当时采取了正确的
那末，怎样来看待罗斯福的立场和行动的变化？他起初看来是站在史迪威一边的，后来又似乎屈服了——为此，直率的“乔老倔头”（史迪威的绰号）称他“老橡皮腿”，①但在撤掉史迪威职务后不久，他看来又转了方向。有些作者把这一切看作是策略而不是软弱。随着战争临近结束，美国取得了全世界最强大国家的地位，罗斯福要保持所有的关系和考虑所有可能的方案。他的主观愿望是：国民党的存在有赖于美国，所以美国可以促使它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革；中国共产党如果看到美国是唯一能迫使蒋介石和解的外力，又是唯一可向他们提供战后经济援助的来源，会变得不那么革命。美国的总目标是防止他们靠拢苏联。至于苏联本身，它已被战争弄得精力枯竭，如果在战后的安排中给它一点“奖励”（包括从日本人那里得到一些在中国领土上的利益，这是俄国始终垂涎的），就可以使它不支持中共，并且它会看到同国民党和睦相处对它有利，因为它打交道的对手还是国民党。这样一来，美国就可以操纵一切。
①这个词有双关的意思，一方面指他在对华政策上不够坚定，另一方面因罗斯福患小儿麻痹症后双腿行动不便。——译者
在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决定苏联对日开战的条件）上，罗斯福的政策以及为后来的波茨坦会议制定的政策（罗斯福4月12日逝世，波茨坦会议7月举行），包含了上面所说的一些因素。他开明、灵活、反对法西斯，但他在历史上是个“大海军”主义者，并且是在管理着一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变成的、空前未有的超级大国，因此他不可能完全没有“由美国领导世界”的想头。这一切的逻辑发展必然使他支持蒋介石，尽管他个人不喜欢蒋。
罗斯福在德国和日本投降之前就去世了。在中国，美国支撑蒋介石的努力到这时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了。美国官员中站在史迪威一边的统统调任或回国。在史迪威时期任驻华大使的克拉伦斯·E·高斯在史迪威被召回后辞职，由赫尔利继任。他很快就除掉了中国出生、精通汉语、熟悉中国社会的两位外交官戴维斯和谢伟思以及其他了解中国的人。史迪威的后任魏德迈将军也很快召回了驻延安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他的汉语流利、对中国的情势很敏感。所有美国在华官员和军官，以及隶属美国陆军管理和进行新闻检查的美国记者都接到通知，警告他们不要做任何不利于蒋的事情或发表任何不利于蒋的报道，尽管在新闻记者、甚至在那些急于打完仗回家去的美国大兵们中间几乎普遍对蒋感到厌恶——需要发出警告，也许原因正在于此。
在延安，在1945年4月23日一罗斯福总统逝世后不到两星期——中国共产党举行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通过它的领袖毛泽东，发出了它自己的、独立的声音。
在这篇题为《论联合政府》①的报告中，毛泽东首先指出，虽然对德战争已近胜利、对日战争的胜利也已在望，“中国现在仍然不团结，中国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危机。”为了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保证中国战后的进步，必须实现孙中山完成革命的遗愿，并以联合政府来代替蒋介石的国民党独裁政府。但是国民党内的顽固派正在“等候某一个同盟国（指美国）在中国大陆上驱逐日本侵略者到了某一程度时，他们就要发动内战。他们并且希望某些同盟国的将领们在中国境内执行英国斯科比将军在希腊所执行的职务（屠杀抗击法西斯侵略者的希腊游击队）……企图把中国抛回到1927年至1937年的国内战争的大海里去。”
①斯诺着《复始之旅》。
毛泽东又说，在世界范围内，反轴心国的战争将获胜利，但“历史的若干暂时的甚至是严重的曲折，可能还会发生；许多国家中……反动势力还是强大的。”
他在严肃地回顾历史之后说，中共不会再像1927年时那样，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受到突然袭击，当时国民党当局的转向使中国革命的胜利被葬送，并且使中国遭受了几十年的民族灾难。
他说，中共首先将为实现孙中山的理想而带头奋斗。中国要获得和保持独立。“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民主政治将建立起来。实行“耕者有其田”。“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所有这一切主张都同中共现阶段的一般纲领或基本纲领相一致。
他明确指出，中共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把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但当前必须为实现现阶段的纲领而努力。
宋庆龄看来事先知道中共七大的任务，因为她曾对人预言，七大的内容将具有世界意义。
8月初，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苏联很快对日宣战，击溃日军，解放了中国东北——日本在大陆上的最重要基地。8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中有宋子文而不是误传的宋庆龄——她一直在重庆，从未离开过）。①
①《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29—1100页。
8月2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到达重庆。他们是应蒋介石的电邀并由仍然以调停者角色出现的赫尔利大使飞往延安迎接的。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讨论如何在结束战争和战后时期保持团结。
8月30日，毛泽东到重庆后的第二天就去看望宋庆龄。这说明他对宋的尊重以及宋在他眼中的重要性。他们自1927年在武汉分手之后，这是第一次见面。
9月1日，她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出席了苏联大使馆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而举行的盛大鸡尾酒会。国民党官员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民主人士也都出席，象征着这是一次统一战线的聚会。
9月6日，她以保卫中国同盟主席的名义，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等人。9月8日，她出席了毛泽东、周恩来为招待在重庆的各国援华团体负责人举行的招待会，这些团体主要是通过保盟向解放区提供援助的。毛泽东在会上致词，感谢各方人士的援助并希望这样的援助在战后时期能够继续下去。①
①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一书中说，“1945年8月，庆龄同子文一道被派到莫斯科，在8月14日在那里缔结了中苏同盟。这是从1931年以来她离开中国的唯一的一次——除了去香港以外。”（中译本，第440页）他的根据是埃德蒙·克拉布着《俄国和中国》（英文），1971年出版。本书作者手头没有这本书，无从复核。不管怎样，这不是事实。
这些活动无论在国内或国际上都空前地提高了保卫中国同盟的声望。从某种意义上说，保盟的工作达到了顶峰。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重庆同蒋介石进行了40多天谈判，在10月10日双方签订了一项《国共代表会谈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