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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着《千千万万中国人》第一章《广州序曲》是作者在1925年所写报道的概述。
后来，一位研究这次罢工的学者说，
“1926年10月封锁终止时，香港看起来完全像一座荒废了的村庄。买卖停止。大楼空荡荡的。办公室都关了门。几乎没有一点生活的气息。”①
①博格引用刘易斯·S·什尼特在《民族》（The Nation）杂志1926年3月31日一期中的文章。
有一件事情在这些记载中都没有提到，但却使享受特权的香港外国人可能最难忘记，也最为痛心疾首。那就是当他们那些中国佣人走掉以后，他们不得不自己做饭、自己洗衣、自己带孩子、自己倒垃圾——几十年来在东方的外国人几乎已经完全忘记怎样去干这些活计了。
香港当局失去了“劈柴挑水的人”①和更多其他的工人，不得不想尽办法引诱那些罢工工人回来——而在平时，他们对那些不顺从的工人是驱逐出境犹恐不及的。但是，他们的引诱未获成功。
①语出自《圣经》，指干苦活的人。——译者
罢工期间，成千上万聚集在广州的罢工工人要吃要住。宋庆龄在上海投身于为罢工工人募款的工作，她的呼吁“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我们不能延误救济工作”通过函件、电报传到美国、加拿大、东南亚、澳大利亚、墨西哥等处的华人社会。光是海外华侨的捐款经她手汇往广州的达10万美元以上。在她回广州时，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海员苏兆征率领一个代表团专门前去向她致谢。除了财政支持之外，孙中山夫人的名字作为主要支持者也提高了这次罢工的政治声誉。
在上海时，宋庆龄同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会长是共产党人向警予）紧密合作。7月5日，她应邀参加联合会的一次会议。会上，一位主要发言人在引用孙中山遗嘱中“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这句话后，接着说，“帝国主义正骑在我们脖子上，我们还不该起来吗？虽然我们的领袖已不在了，我们民众已经起来了！”宋庆龄听到这里，含着眼泪说，她觉得孙中山的精神确实不死。妇女们进行募捐，不仅为了支援南方的罢工，也为了帮助上海本市的流离失所的工人——宋庆龄帮助组织了一个特别的团体“上海救济五卅惨案失业工人联合会”。
不久，在广州显示出了可悲的证据，证明反动势力在那里同革命力量一样，也在积极活动。8月20日，廖仲恺在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所在地开会时，在门廊中为刺客的子弹射中倒地。廖的个子不高、肤色较黑、眼光经常流露出乐观情绪、动作灵活，读书广博，工作效率极高；从20世纪初期流亡日本时齐始，他一直是孙中山最亲密的同伴之一。对宋庆龄来说，他同他的坚强的妻子何香凝，无论在私交上或政治上，都是感情最深的挚友。廖氏夫妇都是她同孙中山结合的支持者和见证人。在看护孙中山的那些最后的日子里，何香凝给了她巨大的精神力量。
在国民党内部，廖是支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关键人物。在遇害时，他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和农民部部长，广州政府的财政部长和广东省长。他深为城乡劳动人民所敬爱，他们可以随时去见他，并且谈起话来总是很投机。他虽身居高位，但作为一个革命家，他不是失去、而是加强了同群众的联系。在省港大罢工期间，他担任罢工委员会的顾问，尽心竭力地进行各种活动，他的妻子何香凝则致力于日常的具体工作，为罢工工人解决食宿及其他物质需要问题。庆龄在上海就是同何香凝保持联系、配合工作的。
在广州，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周恩来是成员之一）的报告认为，廖的被刺是国民党右派的一次恐怖行动，并怀疑受到香港英方的煽动和资助。这也是一个讽号，显示出国民党右派尽管乐于借助群众运动的力量来推进北伐，却对群众运动又怕又恨。他们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以阻止劳动群众和他们的真正的支持者分享任何权力。
宋庆龄在给廖夫人何香凝的唁电中说，“惊闻仲恺先生哀耗，元良遽丧，吾党损失甚巨，实深痛切……但先生为党牺牲，精神尚在，吾辈宜勉承先志……务希各同志扶助本党，积极进行，万勿因此挫折。”①实际情况正是这样。在广州，参加廖仲恺追悼大会和葬礼的工人、农民、学生、城市贫民等共达15万人，会后并举行了游行。这是从5个月前孙中山逝世以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次群众行动，人们在对一位领导人的哀悼中表示了继承遗志的决心。这也是国民党左派（包括共产党人）对右派的一次明显反击。
①博格引用多萝西·奥查德着《中国如何用抵制作为政治武器》，载《美国政治及社会科学院学报》，1930年11月，第260页。
宋庆龄在那封唁电中曾说到“本拟赴粤亲致祭奠，椎因事所羁，不克如愿”。实际上，她不但事忙，而且身体也不好，有空时就到她母亲处休息一下。她还没有从孙中山逝世的沉重打击和压力下完全恢复过来，而与此事有关的工作还得继续去做——她多次去南京视察拟议中的中山陵陵址，尽管新的政治任务接踵而来。
她还不顾病体，应邀赶赴北京参加6月30日在天安门前举行的反帝群众大会，以纪念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中死难烈士。她直接从火车站赶到会场，登上大会主席台，同大会主持人和一些特邀外宾（包括来自印度、日本、朝鲜、土耳其和德国的解放战士和进步人士）站在一起。但她的身体实在太虚弱，不能亲自讲话，只能委托妇女领柏刘清扬（共产党人）代她向到会群众表示歉意。据目击者回忆，她当天身着花边素服，微笑着向大家挥手致意。她的到场具有重大意义，受到群众热烈欢迎。
无论北方还是南方，群众运动的浪潮正在全国高涨。但各地的形势都十分复杂和充满矛盾。
（四）广州：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
在1925年上半年，作为革命根据地的广州在政治上是一座灯塔，但在军事上仍很不安全，革命政府所能真正控制的只是广东省的一小部分——从广州到湘粤边境韶关沿铁路线两旁的一条狭长地带。
在东面，广州仍经常处于以惠州为巢穴的陈炯明部队的威胁之下。陈部虽屡次战败，但训练和装备较好，除就地征税筹饷外，还得到香港英方和广州某些富户的资助。包括广州“商团”（被称作“纸老虎勺残部和乡镇地主武装“民团”在内的非正规部队为它提供了兵员补充。
在西面，广西的军阀并不甘心于被逐出广州，仍在垂涎广州的丰厚税收。
在北面，部署着北洋军阀的军队。
在南面，隐伏着来自香港的外国干涉的经常威胁。一些列强的军舰就碇泊在广州的内河，随时准备开炮和派遣陆战队登陆。
即使那些被认为“忠诚”的部队，也各有不同的打算。例如，在广州的滇军是为了榨取军饷——也只为了这个原因才愿意出力气防卫这座南方首都的。但那也是暂时的——因为他们仍想着从对手那里把云南省夺回来（他们是被对手赶出云南的），所以一有机会，他们就会远走高飞。对于革命理想、对于其他方面的作战（比如北伐），他们一概没有兴趣。
这些部队和其他“联盟”的部队都随时可能倒戈——谁给他们好处多，他们就倒向谁。1925年5、6月间，名义上统率全部革命军的滇系军阀杨希阂就是这样。他同桂系军阀刘震衰勾结，发动叛乱，占领了广州部分地区（包括许多公共建筑物）。但到6月中旬，叛乱就被粉碎，杨、刘逃窜。这要归功于以黄埔军校为基础建立的新军的高昂士气和作战效率，也要归功于省港罢工工人，他们英勇地断绝了叛军的铁路运输。
在这样的条件下，这支具有政治思想的新军虽然年轻而且人数不多，却能最后击败陈炯明这支主要的反革命军队。10月间，在第二次东征中，革命军攻克了被陈炯明吹嘘为“固若金汤”的惠州城。在这次战斗中，黄埔军校学生，特别是其中的共产党员，表现出高度的信心、勇气、纪律性和军事技术。苏联顾问的军事才能也对胜利的获得作出了贡献。黄埔学员们在这些苏联顾问的指导下，学习得很有成绩，有的不但参加拟订作战方案，并参与战斗。但真正的新事物是，打垮陈炯明的胜利是因革命军同群众运动（省港大罢工的工人和彭湃领导的农民）相结合而取得的。
这一胜利完成了一项长期未能完成的任务，即在广东省内清除所有军阀杂牌部队（为数达20万人）、使新成立的国民革命军成为全省唯一的武装力量。它还明白无误地显示出，国民革命军是中国近代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支新型军队，在人民的支持下，肯定能够扫荡国内任何地方的军阀部队。
但是，按照作用和反作用的规律，新的问题也随着胜利而出现了。
群众运动既为革命增加了不可估量的力量，也在革命的高层领导中扩大了裂痕。有些国民党人只是口头上赞成群众运动，而在实际上则对群众运动怕得要死。二个顽固势力的核心在策划着进行抵制和反击。
而当新的国民革命军在胜利中显示出它的效能时，在国民党和军队内部就展开了控制这一有力工具的斗争——这场斗争后来以蒋介石的上升为其特征。
在国民党的政局中，以刺廖案为标志的右派对权力的攘夺，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也有反映——这就是“戴季陶主义”。戴是孙中山的一个长期追随者，在政治倾向上时左时右。这时，他写了两本小册子，鼓吹放弃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他为那些反对工农具有独立地位——更不用说领导地位——一的人说话，坚持认为工农必须绝对从属于为财富最多的阶级所统治的“民族”和“国家”。像不久前因墨索里尼得势而在欧洲出现的法西斯分子一样，他特别反对任何在被压迫被剥削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