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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宋庆龄在国事中作为一种响亮的声音出现,不像通常所假设的那样是在1927年中期反对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时开始,而是要早两年多,即1925年春季。
也是在这个时候,她在上海主办了一张新的日报,作为“五卅”后群众运动的喉舌。负责编辑的是孙中山和她的朋友、高个子、有学者风度、原则性强的杨杏佛。(杨是美国康乃尔大学土木工程系和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系毕业生,在孙中山最后一次北上时任秘书,后任治丧委员会总干事。他是纯真的国民党左派,若干年后因他无畏地同宋庆龄合作,保卫人权,反对蒋介石白色恐怖而被暗杀。)
宋庆龄在1925年7月2日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回忆孙中山在1923年12月不顾列强武力威胁,力争两广“关余”的英勇事迹,以作为始终如一的爱国者的楷模,使那些在帝国主义面前畏功不前的软骨头感到羞辱。(当时中国海关的行政管理权操在外国人手中,海关税收先要偿还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对外国的赔款,所余部分称为“关余”,交给北京政府。)
她写道,“孙中山先生始终认帝国主义为中国民族独立之大敌,而英人侵略中国之在华大本营实为海关。……中国关税虽名为各国协定,而握海关之大权者实为英人。首订致中国经济政治于死命之不平等条约者,亦为英人。自有海关以来,总税务司皆为英人。”
“孙先生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二月命令北京总税务司安格联,以两广关余拨交广州政府,而安格联之答复则谓彼仅能服从北京政府之命令。……广州海关收入,落于非法北京政府之手,用以攻打广东。”
“不得满意之答复,先生乃派员接收海关。公使团受英人指挥与煽惑,立即调遣军舰驶入广州……同时武装之英兵在沙面登陆。”
当时英国历史上第一任工党政府刚刚成立,广州革命政府还曾致电祝贺。孙中山至此再电英首相麦克唐纳,指出工党乞灵于“炮舰政策”实属不当,但不得要领。
宋庆龄回忆说,在这个关键时刻,“有英国访员见先生,问以如列强阻止其截留海关收入之计划,先生是否将与列强宣战(时停泊广州之军舰炮舰计英四、美四、日三、法二人先生答曰,吾虽不能胜此武力,然败于列强亦为荣幸。”
美公使舒尔曼奉命至广州调停此事,孙中山告诉他,如果美国真像舒尔曼说的那样一贯公正,那就应该把各地美租界归还中国,而不是像它所做的那样,交给其他列强。“美国以所窃之物让请他贼,以避谴责,实所不解!要知窃盗者以所盗财物置诸他盗之手,在法律与公道上绝不减少其窃盗之罪。”
宋庆龄最后说,“先生在广州一隅,仅凭公理民气与列强之武力相周旋,英美舰队林立,始终不为所屈,……虽关余问题国中国之不统一卒未解决,然中国人之不可侮,帝国主义者武力之不足畏,先生已以身作则昭示吾人矣。今举国痛公理之不伸,民族之受屏,皆毅然挺身以战强权,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先生有知,地下亦当含笑矣。”①
①经过删减的要求包括:在上海公共租界取消戒严,释放被捕华人,对开枪杀人的责任者撤职交付审判,参加抗议罢工的工人复职并照发原工资,华人房地产主参与租界行政管理,在租界内集会出版自由等。
(三)高举孙中山的旗帜:支持群众运动
宋庆龄不仅紧握、而且高举孙中山的旗帜。孙中山当年所想的,主要在于如何使群众运动帮助和重振国民党。现在对宋庆龄来说,问题在于国民党如何完成它对群众运动所应负的责任。
这同群众运动前所未有的发展是相一致的。在群众运动中,现在是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在担当着领袖的角色。它使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处于守势,这是从未有过的,
1925年6月19日,在香港这块英国殖民地,10万多工人罢工。他们提出的要求,包括全国性的五卅运动的要求和对香港政府的要求。不顾港英当局掌握紧急状态权力,大量罢工工人回到广州,受到革命政府的热烈欢迎。
6月23日,广州举行了支援五卅运动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工人,学生、市民和郊区农民共约10万人参加,殿后的是由黄埔军校师生(其中有周恩来)约千人组成的小分队。游行队伍经过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时,驻守在沙面的英、法两国水兵向游行队伍开枪扫射,死52人、伤170人(轻伤不计在内)。这是五卅惨案暴行的重复,而且规模更大。
美国总领事道格拉斯·詹金斯是这一惨案的日击者之一。他是不可能偏向于中国游行示威群众的,但他在报告中也说,游行是秩序井然的,而早在游行之前“(沙面的外国驻军)就在各战略要点设障筑塞”。在沙面对岸,游行队伍“可能因为前面有些拥挤而停止行进”,于是,“响起了第一枪……很快到处都开起枪来……紧密的枪声持续了约15分钟……奇怪的是,欧洲人死伤很少。”'据一个外国消息来源说,在沙面死了1个法国人、4个英国人,对岸的中国人死了50个,伤者更多。'
“很难说究竟是哪一边先开的枪”,①詹金斯的话说得很圆滑,但他自己的叙述不会使人怀疑是中国人先开的枪,因为中国人没有任何要进入沙面的动作,而且他们在自己这一边丝毫没有设防,以对付沙面岛上由沙包堆成的机关枪窠。
①《为两广关余向英帝国斗争的孙先生》,《宋庆龄选集》,第9—11页。
至于英国人方面,他们的总领事在游行的上一天曾经叫嚷道,“任何侵入(英租界)的尝试”(事实上没有这样的事情)将以“火力”对付。“我用这样的调子说话,”他以强烈的讽刺口吻接着写道,“是为了使他们以后不能说‘野蛮的帝国主义步枪队滥杀无辜的中国青年’。”①沙面的外国“守卫者”既然被鼓起了这样一种“给这些家伙一点教训”的情绪,难怪他们一方面怕得要死,另一方面却又杀气腾腾。
①詹金斯的报告载《美国外交关系(1925)》(美国政府出版局)第752页。转引自多萝西·博格着《美国政策与中国革命,1925—1928年》(英文),第41——42页。
“沙基惨案”的直接后果是扩大了省港大罢工的规模,有25万人参加了罢工的行列。这次大罢工从1925年6月延续到1926年10月,历时16个月,可能是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也是最伟大的一次反对殖民帝国主义的罢工。在大罢工的同时还对香港和广州实行全面封锁,并禁止一切英国货进口。
一个美国历史学家后来写道:①
①转引自博格著书,见上条。原载英国外交部出版物《中国,一号(1926),关于1925年6月23日沙面事件中开第一枪的有关材料》,皇家文印局,伦敦,Cmd.2869。
“(这次大罢工)同中国人所经历过的其他任何一次罢工不同,它是组织良好的劳工运动的产物,可以同工业化国家的类似运动相比拟……
“罢工委员会分派出约有3000人的纠察队,有的驻守在广东全省各口岸,仔细检查所有出海的货物;有的则在全省各条公路上检查货运和中外旅客。还通过了规定:除英国外,其他国家的船只准予进入广东口岸,但任何船只如经过港澳即不准在广东卸货。英国货物和船只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进入广东,其他国家船只如不经过香港或澳门则允许到广东自由贸易。违反上述规定者,其货物全部没收,由特别委员会予以拍卖。”
美国激进的新闻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罢工高潮阶段,在宋庆龄(向广州政府疏通)和鲍罗廷夫人(向罢工委员会疏通)的帮助下,来到了广州。她从一个热烈同情者的观点描写了罢工情况。她对工人斗争富有经验,曾积极参与1919年美国西雅图的大罢工。她写道:
“我就像刚离开古老的亚洲,忽然闯进了现代世界。……这次广州罢工……是有组织的工人罢工,同西雅图、匹兹堡、伦敦、汉堡等世界任何地方一样。这儿不是外乡异域,而是故乡。
“辛西娅(廖仲恺的女儿廖梦醒,当时21岁)……指给我看一条尚未竣工的坎坷土路,这是罢工工人献给广州的礼物,以报答广州将自己与黄埔联接起来的友好举动。黄埔是广州的港口和军事基地,位于下游11英里处。
“她说,‘罢工工人正在加强这座城市,好让我们永远牢记这次罢工。’
“……成立最早的现代工会——海员工会领导了罢工。苏兆征是海员工会主席,也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他对我说,‘共有140个工会参加。这不是一场种族斗争,也不是中英斗争。请代我们转告西方工人们:我们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斯特朗也记述了这次罢工对这个英国殖民地的影响:
“我先去了香港。广州罢工,罢工工人坚持了6个月的封锁……香港成了死港。香港的银行向伦敦求救以免破产,这个城市每天要损失100多万美元。领事馆的一个美国人对我说,‘你知道采矿热过去后内华达州的那些鬼镇吗?我整个夏天都在想,这种现象会不会在大英帝国的第三大港——在东方的第一大港——出现。’这就是以广州为基地的中国罢工工人的威力。”①
①博格著书,见上条,第42—44页。
纽约《民族》杂志编辑刘易斯·甘尼特在这年冬天去中国旅行,他写到香港的情况:
“……1924年,香港每天平均到船210艘。广州开始罢工、封锁香港、香港华工响应,航运降至每天34艘。房地产价跌落一半……英国大银行(东方最强的金融机构)股票价格也跌落了一百多个百分点……”①
①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着《千千万万中国人》第一章《广州序曲》是作者在1925年所写报道的概述。
后来,一位研究这次罢工的学者说,
“1926年10月封锁终止时,香港看起来完全像一座荒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