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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赫伯特先生已买好了下一趟列车的车票。
一串虎纹香蕉拿上桌子的时候（这种香蕉通常是拿进饭厅供午餐用的），赫伯特先生兴致不大地掰下了第一个香蕉。接着又掰下一个，再掰下一个；他不停地一面谈，一面吃；一面咀嚼，一面品味，但没有食客的喜悦劲儿，只有学者的冷淡神态。吃完了第一串香蕉，他又要了第二串。然后，他从经常带在身边的工具箱里，掏出一个装着精密仪器的小盒子。他以钻石商人的怀疑态度仔细研究了一个香蕉：用专门的柳叶刀从香蕉上剖下一片，放在药秤上称了称它的重量，拿军械技师的卡规量了量它的宽度。随后，他又从箱子里取出另一套仪器，测定温度、空气湿度和阳光强度。这些繁琐的手续是那样引人入胜，以致谁也不能平静地吃，都在等待赫伯特先生发表最后意见，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他并没有说出一句能够使人猜到他的心思的话来。随后几天，有人看见赫伯特先生拿着捕蝶网和小篮子在市镇郊区捕捉蝴蝶。
下星期三，这儿来了一批工程师、农艺师、水文学家、地形测绘员和土地丈量员，他们在几小时内就勘探了赫伯特先生捕捉蝴蝶的地方。然后，一个叫杰克。 布劳恩先生的也乘火车来了；他乘坐的银色车厢是加挂在黄色列车尾部的，有丝绒软椅和蓝色玻璃车顶。
在另一个车厢里，还有一些身穿黑衣服的重要官员，全都围着布劳恩先生转来转去；他们就是从前到处都跟随着奥雷连诺上校的那些律师，这使人不得不想到，这批农艺师、水文学家、地形测绘员和土地丈量员，象赫伯特先生跟他的气球和花蝴蝶一样，也象布劳恩先生跟他那安了轮子的陵墓与凶恶的德国牧羊犬一样，是同战争有某种关系的。然而没有多少时间加以思考，多疑的马孔多居民刚刚提出问题：到底会发生什么事，这市镇已经变成了一个营地，搭起了锌顶木棚，棚子里住满了外国人，他们几乎是从世界各地乘坐火车——不仅坐在车厢里和平台上，而且坐在车顶上——来到这儿的。没过多久，外国佬就把没精打采的老婆接来了，这些女人穿的是凡而纱衣服，戴的是薄纱大帽，于是，他们又在铁道另一边建立了一个市镇；
镇上有棕榈成荫的街道，还有窗户安了铁丝网的房屋，阳台上摆着白色桌子，天花板上吊着叶片挺大的电扇，此外还有宽阔的绿色草坪，孔雀和鹌鹑在草坪上荡来荡去。整个街区围上了很高的金属栅栏，活象一个硕大的电气化养鸡场。在凉爽的夏天的早晨，栅栏上边蹲着一只只燕子，总是显得黑压压的。还没有人清楚地知道：这些外国人在马孔多寻找什么呢，或者他们只是一些慈善家；然而，他们已在这儿闹得天翻地覆——他们造成的混乱大大超过了从前吉卜赛人造成的混乱，而且这种混乱根本不是短时间的、容易理解的。他们借助上帝才有的力量，改变了雨水的状况，缩短了庄稼成熟的时间，迁移了河道，甚至把河里的白色石头都搬到市镇另一头的墓地后面去了。就在那个时候，在霍·阿卡蒂奥坟琢褪了色的砖石上面，加了一层钢筋混凝土，免得河水染上尸骨发出的火药气味。对于那些没带家眷的外国人，多情的法国艺妓们居住的一条街就变成了他们消遣的地方，这个地方比金属栅栏后面的市镇更大，有个星期三开到的一列火车，载来了一批十分奇特的妓女和善于勾引的巴比伦女人，她们甚至懂得各种古老的诱惑方法，能够刺激阳萎者，鼓舞胆怯者，满足贪婪者，激发文弱者，教训傲慢者，改造遁世者。土耳其人街上是一家家灯火辉煌的舶来品商店，这些商店代替了古老的阿拉伯店铺，星期六晚上这儿都虞集着一群群冒险家：有的围在牌桌旁，有的站在靶场上，有的在小街小巷里算命和圆梦，有的在餐桌上大吃大喝，星期天早晨，地上到处都是尸体，有些死者是胡闹的醉汉，但多半是爱看热闹的倒霉蛋，都是在夜间斗殴时被枪打死的、拳头揍死的、刀子戳死的或者瓶子砸死的。马孔多突然涌进那么多的人，最初街道都无法通行，因为到处都是家具、箱子和各种建筑材料。有些人没有得到许可，就随便在什么空地上给自己盖房子；此外还会撞见一种丑恶的景象——成双成对的人大白天在杏树之间挂起吊床，当众乱搞。唯一宁静的角落是爱好和平的西印度黑人开辟的——他们在镇郊建立了整整一条街道，两旁是木桩架搭的房子，每天傍晚，他们坐在房前的小花园里，用古怪的语言唱起了抑郁的圣歌。在短时间里发生了那么多的变化，以致在赫伯特先生访问之后过了八个月，马孔多的老居民已经认不得自己的市镇了。
“瞧，咱们招惹了多少麻烦，”奥雷连诺上校那时常说，“都是因为咱们用香蕉招待了一个外国佬。”
恰恰相反，奥雷连诺第二看见外国人洪水般地涌来，就控制不住自己的高兴。
家中很快挤满了各式各样的陌生人，挤满了世界各地来的不可救药的二流子，因此需要在院子里增建新的住房，扩大饭厅，用一张能坐十六个人的餐桌代替旧的桌子，购置新的碗碟器皿；即使如此，吃饭还得轮班。菲兰达只好克制自己的厌恶，象侍候国王一样侍候这些最无道德的客人：他们把靴底的泥土弄在廊上，直接在花园里撒尿，午休时想把席子铺在哪儿就铺在哪儿，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根本就不注意妇女的羞涩和男人的耻笑。阿玛兰塔被这帮鄙俗的家伙弄得气恼已极，又象从前那样在厨房里吃饭了。奥雷连诺上校相信，他们大多数人到作坊里来向他致意，并不是出于同情或者尊敬他，而是好奇地希望看看历史的遗物，看看博物馆的古董，所以他就闩上了门，现在除了极少的情况，再也看不见他坐在当街的门口了。相反地，乌苏娜甚至已经步履瞒珊、摸着墙壁走路了，但在每一列火车到达的前夜，她都象孩子一般高兴。“咱们得预备一些鱼肉，”她向四个厨娘吩咐道，她们急于在圣索菲娅。 德拉佩德沉着的指挥下把一切都准备好。“咱们得预备一切东西，”她坚持说，“因为咱们压根儿不知道这些外国人想吃啥。”在一天最热的时刻，列车到达了。午餐时，整座房子象市场一样闹哄哄的，汗流浃背的食客甚至还不知道谁是慷慨的主人，就闹喳喳地蜂拥而入，慌忙在桌边占据最好的座位，而厨娘们却彼此相撞，她们端来了一锅锅汤、一盘盘肉菜、一碗碗饭，用长柄勺把整桶整桶的柠檬水舀到玻璃杯里。房子里混乱已极，菲兰达想到许多人吃了两次就很恼火，所以，当漫不经心的食客把她的家当成小酒馆，向她要账单的时候，她真想用市场上菜贩的语言发泄自己的愤怒。赫伯特先生来访之后过了一年多时间，大家只明白了一点：外国佬打算在一片魔力控制的土地上种植香蕉树，这片土地就是霍·阿·布恩蒂亚一帮人去寻找伟大发明时经过的土地。奥雷连诺上校的另外两个脑门上仍有灰十字的儿子又到了马孔多，他们是被涌入市镇的火山熔岩般的巨大人流卷来的，为了证明自己来得有理，他们讲的一句话大概能够说明每个人前来这儿的原因。
“我们到这儿来，”他俩说，“因为大家都来嘛。”
俏姑娘雷麦黛丝是唯一没有染上“香蕉热”的人。她仿佛停留在美妙的青春期，越来越讨厌各种陈规，越来越不在乎别人的嫌厌和怀疑，只在自己简单的现实世界里寻求乐趣。她不明白娘儿们为什么要用乳罩和裙子把自己的生活搞得那么复杂，就拿粗麻布缝了一件肥大的衣服，直接从头上套下去，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穿衣服的问题，这样既穿了衣服，又觉得自己是裸体的，因为她认为裸体状态在家庭环境里是唯一合适的。家里的人总是劝她把长及大腿的蓬松头发剪短一些，编成辫子，别上篦子，扎上红色丝带；她听了腻烦，干脆剃光了头，把自己的头发做成了圣像的假发。她下意识地喜欢简单化，但最奇怪的是，她越摆脱时髦、寻求舒服，越坚决反对陈规、顺从自由爱好，她那惊人之美就越动人，她对男人就越有吸引力。奥雷连诺上校的儿子们第一次来到马孔多的时候，乌苏娜想到他们的血管里流着跟曾孙女相同的血，就象从前那样害怕得发抖。“千万小心啊，”她警告俏姑娘雷麦黛丝。“跟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瞎来，你的孩子都会有猪尾巴。”俏姑娘雷麦黛丝不太重视曾祖母的话，很快穿上男人的衣服，在沙地上打了打滚，想爬上抹了油脂的竿子，这几乎成了十二个亲戚之间发生悲剧的缘由，因为他们都给这种忍受不了的景象弄疯了。正由于这一点，他们来到的时候，乌苏娜不让他们任何一个在家里过夜，而留居马孔多的那四个呢，按照她的吩咐，在旁边租了几个房间。如果有人向俏姑娘雷麦黛丝说起这些预防措施，她大概是会笑死的。直到她在世上的最后一刻，她始终都不知道命运使她成了一个扰乱男人安宁的女人，犹如寻常的天灾似的。每一次，她违背乌苏娜的禁令，出现在饭厅里的时候，外国人中间都会发生骚乱。
一切都太显眼了，除了一件肥大的粗麻布衣服，俏姑娘雷麦黛丝是赤裸裸的，而且谁也不能相信，她那完美的光头不是一种挑衅，就象她露出大腿来乘凉的那种无耻样儿和饭后舔手指的快活劲儿不是罪恶的挑逗。布恩蒂亚家中没有一个人料到，外国人很快就已发觉：俏姑娘雷麦黛丝身上发出一种引起不安的�